論文摘要：加強對女性創業者的誠信教育和引導,加強市場信用建設,吸引更多資金支持女性創業;推進企業和個人征信體系建設,有效解決金融機構與女性創業者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金融資源不足成為女性創業最大的障礙,而小額信貸“小額、聯保、互助、分期、培訓”等特點的制度設計具有交易成本低、提高創業能力、貸款風險內部化等優勢,能有效解決女性創業者的資金需求、貸款擔保、貸款償還、創業培訓及其向高層次創業轉化等問題,應成為女性創業政策支持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小額信貸,女性創業,政策支持,金融環境
女性創業已被世界公認為是擺脫婦女貧困、提高婦女地位、緩解就業壓力、取得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重要途徑。各國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支持與促進女性創業的發展。據全球創業觀察(GEM)中國報告的數據,中國的全員創業活動指數(即百名勞動力中參與創業的人數)從2002年的12.3%上升到了2007年的16.4%,在42個國家中排名第6,屬于創業最活躍的國家之列。但低層次的生存型創業占60%,其中女性生存型創業高達女性機會型創業的2倍以上,女性為生存而從事創業的傾向性明顯高于男性。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女性創業發展緩慢,究其原因,金融問題是最大的障礙,而小額信貸“小額、聯保、互助、分期、培訓”的特征具有將貸款信息不對稱風險內部化、監督成本低及提高創業能力等的比較優勢,能有效緩解女性創業層次低、資金需求、貸款擔保與償還、創業培訓等金融與非金融問題,理應成為女性創業政策支持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女性創業的金融問題是國內外學者們研究相對較多的主題。Hisrich RD和Brush CG(1987)等人認為女性進行自我就業時,普遍缺乏金融資本等硬性資源。Aldrich H、Reese PR、Dubini P、Rosen B及Woodward B(1999)等人普遍認為女性在金融資源獲取方面也缺乏一些軟性資源,如財務管理知識、金融、會計和如何獲取創業資本的知識和經驗、社會網絡支持等人力和社會資本。McKechnie s A、En-new CT、Read L H(1998)認為,在女性與金融機構打交道的過程中,存在一些信用歧視行為,外部融資所需要的擔保超出了大多數女性的個人資產和信用記錄的范圍。Coleman s(2000)發現女性在獲相同的貸款時,會被要求承擔更高的利率和附加條件。也有些學者則持不同的意見,認為正式金融機構對男性與女性的貸款條件沒有顯著的不同。Greene P、Brush C、Hart M和Saparito P(1999)認為女性不能滲透到正式的金融網絡。由于性別的刻板印象和歧視,女性創業家與銀行家的關系遭受損害。Hayne(2000)、John w(2003)和Shelton M(2006)等人認為女性企業往往有更低的利潤率和成長速率、更高的放棄和失敗幾率,主要原因在于,在整個創業過程的各個環節中,女性具有更少的創業資源和創業知識、受到信用歧視等方面的創業障礙。學者們從金融、會計和如何獲取創業資本的知識和經驗、銀行貸款、融資和擔保、女性創業者等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對策建議,如Haynes PJ和Helms MM(2000)等學者主張女性創業家應該在財務領域接受更多的教育,應該對企業的財務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包括與錢打交道的各個方面,銀行手續、貸款過程,以及如何與銀行家交談等,并強調在創業初期建立與本地銀行的關系的重要性。鑒于女性相對惡劣的金融環境,國內外一些文獻呼吁在教育培訓、信息技術、金融支持等方面出臺支持女性創業的政策,并對特定的計劃和政策做出評價。國際小額信貸的蓬勃發展引起了學者們極大的關注。Stiglitz(1990)、Varian(1990)、Aghion(1999)、Wydick(1999)、Conning(2000)、Che(2001)、Hermes(2003,2005)等研究了小額信貸團體互相擔保、監督機制的經濟學意義,認為這種制度能降低借款人的道德風險和貸款人的交易成本。學者們對小額信貸在理論與實踐的結果上給予了肯定,認為在緩解貧困和增加收入等方面小額信貸的效果明顯,但也存在如道德風險不容忽視、貸款手續繁雜、配套措施不到位、風險無法分散等缺陷。在為數不多的針對女性創業的小額信貸研究中,姚梅芳(2005)等從金融創新的角度,認為小額信貸在生存型創業者融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徐鮮梅(2002)、劉學華和李樹杰(2007)等強調小額信貸項目應該以扶助貧困女性為核心,切實發揮好婦聯或農信社的作用;江忠燕(2007)認為小額信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經濟、社會和家庭地位,擴充了女性的社會資本;陳怡(2008)提出國家明確政策并承擔貧困婦女技術培訓的責任等以改進農村婦女小額信貸。崔郁和王海靜(2007)認為婦聯應積極爭取財政與銀行的支持,加強婦女小額信貸機構的市場化與規范化管理。盧亞娟等(2009)認為小額信貸有助于消除貧困女性化、實現家庭效用與資源效用的最大化,應加強女性技能與金融知識培訓、提升家庭地位及完善信用體系?？梢?小額信貸如何為女性創業提供更有效的政策支持,目前的研究較為匱乏。因此,研究女性創業小額信貸對完善女性創業和小額信貸理論,促進婦女創業就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
二、小額信貸支持女性創業的理論分析
晏露蓉等(2007)從融資成本、控制權轉移、社會效應等方面分析,向銀行借貸應是創業最有利的融資渠道,也是最能促進其中多數積極成長的渠道。但是,傳統的銀行信貸因信息不對稱、信用擔保體系不完善及女性創業者自身等多種原因難以發揮作用,而小額信貸通過提供包括存款、貸款、保險、匯款、聯保、小額租賃、住房金融、技術與信息培訓等廣泛的金融與非金融服務,能更好地在融資、擔保、就業、創新、創業文化等方面支持女性創業。
(一)符合女性創業融資需求的特征
我國半數以上的女性創業者是沒有收入或收入低、生活困難的弱勢群體,她們缺乏創業經驗,自身的資產和積蓄很少,缺乏必要的貸款物質擔保品,對失敗的恐懼比機會型創業者高兩倍,非常不愿意承擔創業失敗的風險,多選擇在餐飲、服裝、農產品、紡織、食品等資金需求少、風險小、見效快、季節性強、技能要求不高、經濟附加值低的服務行業進行創業,加之普遍缺乏必要的資金管理知識,難以做好資金預算,因而創業融資需求具有“少、短、急、散、頻”的特征。而小額信貸在貸款對象、期限、額度、方式、手續和風險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正好適合女性創業融資的需求特征。
(二)完善女性創業的信用擔保體系
理論分析和實踐證明,小額信貸的聯保制度具有自動選擇符合條件的貸款對象、聯保成員間互相監督降低貸款的交易成本、組員責任連帶控制貸款 違約風險等獨特優勢,能有效解決貸款中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委托代理問題,降低貸款的風險和成本,提高貸款償還率。這種獨特的互助性擔保方式也適合女性創業融資的信用擔保。因為在低層次的創業企業中,互助式聯保組織的績效理論上是優于專業化擔保公司的。解決創業企業擔保難問題主要有專業化和互助式兩種途徑。在專業化模式中,擔保公司基于利潤最大化目標,在不確定風險的擾動下,其供給的擔保規模通常低于實體企業的有效需求。資質越低的創業企業,其信息不對稱性程度越高,專業擔保的風險補償率越差,信用擔保供給規模越低。而在互助式模式中,專業合作社(行業協會)在協調生產關系的同時提供融資服務,擔保行為與實體企業是合二為一的,內部成員間的信息對稱程度本來就高,即使出現不對稱情形,其風險也可通過外部經濟的內部化實現對沖。因此,互助聯保行為的供給不受風險利潤的約束,恒等于合作成員企業的有效需求。低層次創業企業不僅更適合建立互助聯保的融資信用擔保,而且互助式擔保在低層次創業企業中是可行的(彭江波,2008)。因此,小額信貸的聯保制度為低層次女性創業企業建立多層次的信用擔保體系提供了基礎和條件。
(三)提高女性的創業創新能力和創業企業的成長性
我國高水平的女性創業活動較少,絕大部分屬于低層次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企業缺乏競爭力,成長性更差。女性普遍欠缺金融、財務管理能力、創業知識與創業技能,技術創新能力較差。與傳統的銀行信貸不同,小額信貸具有定期或不定期的開會與交流培訓制度,不僅包括向借款人提供信貸資金管理與運用等金融理財知識的培訓指導與服務,還包括向其提供信息咨詢、技術指導、經驗介紹、項目評估等相關服務,以提高借款人的創業創新能力和小額信貸資金的運用效益,保證小額信貸的按期償還。通過政府、小額信貸機構、專業技術人員、創業成功人士等等對創業者的創業教育和技術培訓,引導創業者從事技術含量高的創新、創造活動,鼓勵與支持創業企業開發新產品,運用新科技、新知識、新工藝、新的企業管理模式,加速創業企業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特別是知識密集型等行業的拓展,提高創業企業的創新能力和成長性,增強低層次的女性創業企業向高層次創業的轉化,促進整個社會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從而提高女性創業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三、小額信貸政策支持女性創業的現狀
在實踐中,我國的小額信貸也越來越關注女性群體。最早開展女性小額信貸項目的是1989年山西省婦聯借鑒孟加拉“GB”模式,在呂梁4個縣農村婦女中進行的小額信貸扶貧試點工作。試點成功后,全國婦聯于1994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推經驗。各級婦聯加強與扶貧辦、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政府部門及金融機構的合作,多方面爭取資金,探索幫助婦女脫貧致富的多種模式,有效地推進了農村婦女小額信貸工作,全國已有近30個省區市開展了農村婦女小額信貸。20世紀90年代末,婦聯組織將農村婦女小額信貸扶貧的經驗逐步引入城市幫扶婦女創業就業。1999年,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澳大利亞國際發展署的資助下,天津市婦聯開展實施“下崗女工小額信貸項目”,為扶助下崗失業婦女創業就業開辟了一條有效途徑。目前,已有24個省區市開展了城市婦女小額信貸。為進一步扶持婦女就業創業,2009年7月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人民銀行和婦聯聯合發布了《關于完善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政策推動婦女創業就業工作的通知》,加大了婦女小額擔保貸款中央財政貼息力度,在貸款額度、貸款覆蓋、貸款組織、獎補機制等方面都實現了新突破,明確給予婦女特殊的優惠政策支持。如將婦女小額擔保貸款額度由5萬元提高至8萬元,對符合條件的婦女合伙經營和組織起來就業的,明確經辦金融機構可將人均最高貸款額度提高至10萬元。目前,全國各地都在積極推進婦女小額擔保貸款,成效初顯。可見,我國的小額信貸已從扶貧擴大到為農戶、個體私營業及微小企業服務的范圍,逐步有了政府相關政策法規的支持,女性創業小額信貸資金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受益婦女日益增多。
雖然,小額信貸在支持我國婦女創業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起步較晚,在實踐中還面臨一些困難和問題,主要體現在:(1)缺乏充足、穩定的信貸資金來源,難以滿足城鄉女性創業者的需求;(2)貸款手續繁瑣,信貸服務效率低下;(3)信用擔保、評級體系不健全,信用風險較大;(4)品種單一,缺乏保險、租賃、理財等金融服務,對創業者的保障機制和創業培訓制度不完善;(5)小額信貸機構從業人員的工作能力有待加強;(6)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政策落實不到位等等。
四、完善女性創業小額信貸的政策建議
(一)拓寬女性創業小額信貸的資金來源
資金來源的可持續是小額信貸支持創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一是采取多種措施,吸引民間資本支持創業。據統計,我國民間資本市場目前保持著8000億元到9000億元人民幣左右的容量,而現有的小額信貸總額可能還不足其1%。
二是建議政府給予發放小額信貸支持婦女創業的小額信貸機構以更多的稅收優惠和利息補貼,以調動其積極性。
三是拓寬小額信貸公司創業資金的來源,允許其吸收存款,跨縣域經營。可借鑒印尼人民銀行(BRI)的做法:從郵政儲蓄銀行等商業銀行機構批發資金,在條件成熟時向資本市場募集資金,以再貸款的形式向其發放支農款項及吸引民間資本入股。
四是允許成立專門的婦女創業就業小額信貸銀行,不以盈利為目的,專門服務于低收入和貧困婦女創業者,資金來源包括國家財政撥款、財政扶貧資金、商業銀行或政策性銀行的扶貧貼息貸款、國際貸款、扶貧基金和政府組織、社會團體與法人支持創業委托貸款資金或公益性捐贈款項等。
(二)建立以互助聯保為基礎的多層次、多元化的創業融資擔保體系
第一,創新擔保方式。
借鑒、改進農戶聯保的經驗與模式,完善創業互助式聯保方式,發展“多方聯保”的方式。積極發揮行業協會、婦聯的組織優勢,由地方政府、人民銀行、小額信貸機構或自發組織形成相互擔保的信用擔保聯盟;對金融擔保機構已明確的信用社區免除反擔保;對確實難以落實反擔保措施的,可采取女企業家協會會員“聯合反擔保”方式,經當地婦聯組織調查核實后報同級擔保中心審批;由各類生產合作社組合自發形成聯保組織或利用網絡優勢,尋求同行業同社區同類型女性創業者組成互助性聯保小組;積極嘗試保險公司信用保險;發展以有財務能力的親友、老鄉或企業為保證人的保證擔保等。
第二,創新擔保物。
積極拓展擔保物范圍,充分利用女性創業者擁有的股權、應收賬款、存單、保險單、銀行承兌匯票、營運車牌、專利、商標、林權、土地經營權等資產和權利開展擔保類融資產品創新,靈活采用多種形式的擔保物。
第三,政府出資成立專門的女性小額信貸擔保公司,從事女性創業者小額信貸擔保工作。
(三)完善小額信貸為女性創業者服務的內容
借鑒北美小企業促進網(sEEP)、厄瓜多爾紅色農村金融網(RFR)等,建立我國女性小額信貸創業項目網絡,對女性創業者提供創業培訓、技術支持、信息咨詢、開業指導、稅費減免等服務,特別是金融知識和創業管理技能的培育;探索建立地區間的、商業化的小額信貸業務培訓中心,建立配套的創業技術培訓支持案例研究體系;增加如公私理財、小額保險、小額租賃、典當、子女助學貸款等服務項目實現小額信貸向微型金融的過渡。
(四)優化小額信貸支持女性創業的外部環境
首先,建立和完善小額信貸相關的法律規范。如出臺專門的法律明確資金互助組織、公益性組織、小額貸款公司等小額信貸機構的合法地位和性質;規范小額貸款公司的市場準入,允許其辦理更多的金融業務;允許小額信貸機構享有在一定范圍內浮動利率的權力,可以近似市場利率的水平進行信貸服務,增強可持續性。
其次,加強對女性創業者的誠信教育和引導,加強市場信用建設,吸引更多資金支持女性創業;推進企業和個人征信體系建設,有效解決金融機構與女性創業者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再次,政府加大貧困地區道路、教育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加快農村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為農村婦女提供良好的創業環境與保障。
最后,切實重視與發揮婦聯的優勢,加強建立婦聯、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財政、人行、擔保公司與金融機構之間的協作與溝通,提高從業人員的工作能力,保證婦女創業就業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工作的順利有效進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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