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大型城市領導者領導力的拓展方式

　　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城市主導經濟發展新時期，領導力是領導者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這也對領導者提供了新思路，在新城市建設進程中，對于全球城市，上海超大型城市來講，領導者的領導力正在面臨一些新問題，需要領導者擺脫傳統的慣性思維，拓寬眼界，擴大政治領導力，為城市更好的發展提供幫助。

　　關鍵詞：城市治理,領導力,超大型城市

　　領導力是指領導干部解決問題、處理問題時必備的知識、才能、精神、觀念、氣質、性格品質等各種能力、要素的綜合運用和顯現。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習近平同志在參加上海代表團討論時提出：“上海要在深化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上有新作為、在推進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上有新作為、在推進社會治理創新上有新作為、在全面從嚴治黨上有新作為!”這是習近平同志對上海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的殷切期望，同時對加強和提升領導干部領導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按照國家對上海的戰略定位和要求，上海要成為卓越的全球城市，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子，就要求具備與參與全球競爭相匹配的全球領導力。對標全球城市，上海超大型城市社會治理領導力建設面臨許多新情況。

　　(一)面臨戰略布局重大調整，如何加強頂層設計?

　　上海超大型城市發展承擔國家參與全球競爭合作和服務“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的重大責任和使命，至2040年將建成為卓越的全球城市，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然而，上海的發展已面臨人口規模、土地資源、生態環境和城市安全等多因素底線約束，隨著城市開放度提升、全球連通性增強、城市人口大規模流動，外部性影響加大、多元文化沖突。這就要求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堅持創新發展理念，轉變發展模式，走出一條中國特色、時代特征、上海特點的發展之路，為上海深度融入全球城市網絡打開更廣闊的空間。

　　(二)面臨跨行業、跨區域、跨所有制大整合，如何適應扁平化管理要求?

　　隨著上海城市經濟成分日益多元，大量商務樓宇、工業園區、非公經濟實體的興起以及居民擇業就業形式的靈活多樣，城市管理頑癥和短板治理任務艱巨。據統計，上海常住人口2425萬，非戶籍常住人口996萬，占比超過40%。目前已有各種類型的非公有制企業34.6萬多家，從業人員800多萬。人口的大量導入，新興領域的快速發展，使城市的資源環境與公共服務承載壓力持續增大。社會治理要從傳統的垂直管理轉向扁平化管理，更多應用社會化的方式，借助更多的社會力量，實現跨行業、跨區域、跨所有制的領導，加強資源整合，拓展治理空間，進一步深化現代城市治理內涵。

　　(三)面臨城鄉間、體制內外的深度融合，如何實現統籌發展?

　　隨著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上海的產業已從傳統的工業轉為以服務經濟為主，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經達到68%。中心城區邊界不斷向外拓展，城郊接合部出現大型鎮和大型居住社區。據統計，全市已建、在建、規劃的大型居住區45個，平均規劃人口3.3萬，城市形態日趨分離和多樣。經濟轉型引發了基層治理生態的深刻變革，導致治理資源加速向城市集聚，單純依靠行政隸屬關系開展黨建工作的格局已經被打破，社會治理要堅持系統思維，推進城鄉間、體制內外的融合，構建開放的、統籌發展的城市治理新格局。

　　(四)面臨智慧城市的快速發展，如何搭建多元共治平臺?

　　未來30年信息技術將發生更加深刻的變化，互聯網帶來的強大的數據功能及其共享性、即時性、平面性、低成本性等獨有特性，同超大型城市社會治理的多元性、復雜性及其精細化、高品質要求有機結合，使其更具有便捷性、開放性、科學性。要求社會治理充分運用新手段、新技術，建立網格化、可視化的治理平臺，占領信息傳播制高點，創建更為豐富的多元共治合作載體，廣泛吸納各種社會力量，加強社會協同治理。

　　(五)面臨超大型城市精細化治理要求，如何激發社會創新活力?

　　上海作為一座超大型城市，社會治理任務十分艱巨繁重，既有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區域化協同治理、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城市基本設施建設管理、基層組織建設等方面的經常性問題，也有長期以來基層條塊分割，政策碎片、部門利益問題突出，發展不均衡等情況。要求社會治理加強統籌協調，激發社會活力，發揮各種社會力量的作用，調動社會積極因素，真正形成一元主導、多方參與的合作共治格局，破解社會治理難題。

　　(六)面臨全面從嚴治黨新要求，如何加強城市基層黨建創新社會治理?

　　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轉變，在許多新興領域出現了規模小、變動快、黨員人數少，甚或沒有黨員的“兩新”組織，黨建工作不斷出現“空白點”。要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大力推廣復制類似“金領驛站”“白領e家”等新興領域黨建工作陣地作為黨聯系社會的“紐結點”，實現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全覆蓋，探索一條超大型城市基層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新路子。

　　當代中國已進入一個以城市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新周期。城市作為中國改革進一步深化的排頭兵、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和鏈接全球經濟網絡的結點，肩負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使命。未來超大型城市治理，要求進一步拓展和創新領導力，更好適應服務型政府建設，擺脫傳統領導的慣性思維，更多轉向自主性和開放性戰略，促進超大型城市的治理發展。創新超大型城市社會治理亟待拓展六種領導力：

　　(一)政治領導力。

　　政治領導是上海超大型城市走出一條中國特色、時代特征、上海特點發展之路的根本保證。黨的領導必須始終貫穿于城市治理的各個環節、整個過程。

　　政治領導力，既包括黨的領導方式及其體制架構、運作模式必須與之相適應，也包括領導者個體素質，必須具有很強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在深化改革新形勢下，要使黨的領導適應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要求，必須著力提高政治領導力。從政治屬性看，社會治理體系是在黨的政治領導和政策推動下治理社會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集中體現。從治理結構看，社會治理體系主要包含經濟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生態治理和黨的建設六大體系，且這六大體系是有機統一、相互協調、整體聯動的運行系統。增強政治領導力的重點是明確和理順相互間的內在關系，提高自身的政治素養和政治定力。

　　(二)戰略領導力。

　　戰略的實質是謀劃和決策，即選擇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正是對戰略領導力的生動描述。

　　戰略領導力首先體現在戰略決策上，未來上海城市性質的核心是全球城市，城市發展任務、群眾需求、組織形態、利益關系都在發生變化與調整。由于無法對未來做出精確的預測，領導者在進行戰略決策時經常面對高度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要敢于承擔風險，克服阻力，領導者對城市發展愿景和方向、戰略目標、實現途徑、資源調配等方面做出謀劃和決策的能力，決定了城市治理可以達到的精細化水平和戰略目標的實現。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戰略性人才的選拔使用是戰略領導力的重要基礎。戰略領導力還體現在對城市生態環境的應變能力，組織調整和變革能力以及為戰略提供所需的管理職能和資源保障能力，這是戰略領導力的重要保障。

　　(三)跨界領導力。

　　即跨越不同領域的界別限制，包括城鄉間、體制內外，不同區域、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等通過溝通、影響、共享，重新建立共識與認同感，未來領導者需要具備突破各種界限的能力。

　　超大型城市治理是政府、市場、社會各方協調與群眾自治緊密聯系、相互交融的有機體。城市基層治理頂層設計迫切需要具有“跨界”領導力進行統盤考慮，增強各項工作的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一方面，經濟轉型帶來了城市新布局、城市新形態，各類跨部門、跨地區、跨所有制的經濟主體不斷出現;另一方面，基層治理生態的深刻變革，導致了治理資源加速向城市集聚，并呈現彌散性的分布格局，城鄉差別明顯。

　　跨界領導要求同時輻射組織內、組織間和組織外，既可以跨越辦公室的物理隔閡、不同階層之間的權力隔閡以及不同背景帶來的文化隔閡，也可以跨越不同組織、不同主體之間的隔閡，打破體制屏障，淡化城鄉差別、行政區劃界限，充分調動社會各界積極力量，為城市治理打造一個無縫銜接的界面，并以嵌入式的制度優勢融入各類經濟組織、社會組織，與政府、社會、市場實現良性循環，多元共治。

　　(四)融合領導力。

　　領導者憑借融合的智慧與理念，超越自身的文化界限，以開放和包容的心態，充分吸納各種積極要素，發揮類似主持人或樂隊指揮的作用，融合領導力具有鮮明的“團隊領導”特色，使各主體的能力都發揮到極致。

　　上海作為超大型城市，其基層社會結構已經社區制、區域化，組織結構也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和民間組織，對城市社會治理領導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要在推進社會治理創新上有新作為，走出一條超大型城市治理的新路，運用融合領導力，依托黨在城市嚴密的基層組織體系，把市、區、街道、社區四級基層黨組織融合起來，把街道、駐區單位與新興領域的黨建工作融合起來，打破城鄉隔閡、體制羈絆，全面構建“以區域化黨建為引領、以社區黨建為基礎、以行業黨建為特色、以單位黨建為結點”的城市基層黨建新格局，并進而形成城市基層黨建引領下的社會治理體系。

　　(五)平臺領導力。

　　所謂平臺化模式，就是去掉中間層，把整個組織變成根據業務需要成立的自由團隊。如果將傳統的組織形態理解為“火車模式”，靠領頭者的能力，那么平臺領導力是“動車模式”，靠每節車廂共同驅動。

　　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個中心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一方面，根據城市發展中信息化建設應適度先行的原則，智慧城市建設各主要板塊都將對標國際先進水平設置目標和任務，城市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顯著提升;另一方面，隨著上海創新創業環境的完善，與信息技術緊密結合的創客群體興起，“平臺+個人”的工作模式將成為一種時尚。互聯網時代，網絡平臺已經成為了一個新的基礎設施。要求領導干部適應網絡管理，順應網絡時代，這是考量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維度。這同時對領導力的拓展提出了一個不可選擇的命題，即如何依托并運用微博、微信、微視頻、移動客戶端等手機媒體和社交網絡，加強平臺領導力建設。作為技術支持，平臺領導力不僅改變了傳統領導模式，由“一點對多點”的單向性轉向“多點式對多點式”多向性，而且擺脫了時空上的約束，任何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都可以與其他任何人進行任何形態信息的溝通交流。這是一種全新的領導模式。

　　(六)項目領導力。

　　項目領導力旨在領導者以自己無形的人格魅力更有效地領導項目團隊，既要按照項目管理要求，高效精準完成任務，又要鍛煉團隊成員的技能，激發大家的工作熱情和創造力，并充分享受工作的成就感，在工作中超越和實現自我，實現成員個體的成長。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同志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子，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大問題，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上海作為一座超大型城市，同時也是全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大量的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如何解決?顯然，目前的項目化更注重目標任務的完成，而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力的滲透。項目領導力要求領導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帶領項目團隊既確保任務的完成，又注重團隊建設，把與任務相關的社會成員組合進項目團隊，既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突出人民主體，又堅持依法治理與以德治理相結合，培育團隊成員的公益意識、志愿精神，提高自治能力，使其成為項目的管理者，進而促進各類經濟組織、社會組織與政府、社會、市場實現良性循環，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基層治理面臨的困境。

　　綜上所述，領導力是領導者解決問題處理問題各種能力的綜合運用。領導者的決斷力、創新力、協調力、影響力以及應對危機等各種能力，構成領導力的要素。上海在超大型城市發展和社會治理的過程中，要在新的制度框架和組織平臺上進一步拓展領導力，實現領導力再造，為城市的精細化管理提供強有力的政治組織保障和領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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