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陵山片區精準扶貧群眾認可度及其影響因素

　　摘要：本文利用湖北省武陵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1613戶調查數據，分別測算了貧困戶、脫貧戶和非貧困戶對精準扶貧的認可度，并從家庭特征和外部因素兩方面對群眾認可度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家庭所處村莊類型、家庭人口數、家庭成員是否包含老人、病人和長期在家勞動力等家庭特征對精準扶貧認可度會產生一定影響，享受各類扶貧政策的貧困戶認可度明顯高于沒有享受相應政策的貧困戶，但扶貧政策對脫貧戶認可度的影響并不顯著。

　　關鍵詞：精準扶貧;脫貧攻堅;群眾認可度;群眾滿意度

　　一、引言

　　減少貧困是中國發展進程中的重要目標和任務，對于維護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1]。2013年11月，習近平同志在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概念，此后他對“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等重大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新要求、新舉措，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統完整的精準扶貧戰略思想翻。2014年國務院扶貧辦印發《關于印發(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的通知》(國開辦發[2014]30號)和《關于印發(扶貧開發建檔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國開辦發[2014]30號)兩個文件，標志著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在全國范圍內正式啟動實施[3]。黨的十九大將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提升到了新的歷史高度，2018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印發《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指出：要精準了解貧困群體的需求，精準對接貧困人口的需求，優化精準扶貧政策供給，切實提高貧困人口的獲得感，高度重視脫貧質量的提升。由此可見，精準扶貧成效如何，人民群眾才是最終評判者。讓群眾滿意不僅是精準扶貧的歷史責任導向，也是精準扶貧政策進一步優化的實踐導向[4]。因此，有必要對精準扶貧群眾認可度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定量分析，探尋精準扶貧政策實施的薄弱環節，以期為政府進一步優化現行幫扶政策提供數據支持。

　　近三年來，隨著脫貧攻堅工作的不斷推進，學者們對精準扶貧群眾滿意度問題的關注度也不斷提高，出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獻[5-10]。現有的這些文獻在群眾認可度測評上的指標選取各有不同，在學術上作出了杰出貢獻，而本文的指標選取主要遵循官方評估方法，對各地脫貧攻堅實踐更具指導意義，而且本研究的調查樣本達到1600多戶，包括貧困戶、脫貧戶和非貧困戶三類調查對象，分析結果更穩健。

　　二、方法和數據

　　本文主要采用問卷調查和統計分析方法，調查對象包含貧困戶、脫貧戶和非貧困戶三類，問卷設計上主要包含兩類問題，一類是關于精準扶貧群眾認可度的評價指標，另一類是關于可能影響群眾認可度的因素。

　　(一)精準扶貧群眾認可度評價方法

　　結合2017-2018年國家和各省精準扶貧成效第三方評估中對群眾認可度的評價方法，本文設計了一套用于評價精準扶貧群眾認可度的指標體系，見表l。本文構建的指標體系與精準扶貧成效第三方評估中的指標體系主要有兩方面差異：一是第三方評估指標體系中包含對縣鄉干部、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以及村干部認可度的調查，而本文的評價體系中剔除了這兩類評價對象，因為以往第三方評估中這兩類調查對象認可度的評分基本上都是l00%，對本文的統計分析意義不大;二是第三方評估指標體系中對貧困戶、脫貧戶、非貧困戶以及上述兩類評價對象的認可度評分賦予了權重，用以計算不同群體認可度的綜合得分，以此為依據對各被考核地區進行排名，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不同評價對象精準扶貧認可度的影響因素，因此本文沒有進一步對各評價對象的認可度評分進行賦權加總。

　　(二)可能影響群眾認可度的因素

　　認可度是一種主觀評價，影響因素一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評價主體自身的特征，另一類則是與評價內容相關的外部因素。基于這樣的考慮，本文從家庭特征和外部因素兩方面選取了一系列可能影響群眾認可度的變量，其中外部因素主要針對貧困戶和脫貧戶，包括相關扶貧政策享受情況、駐村幫扶落實情況、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改善情況等，詳見表2。

　　(三)調查數據

　　本研究通過人戶調查方式獲取相關數據，調查地區為湖北省四大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的武陵山片區，具體包括宜昌市下轄的五峰和長陽兩個土家族自治縣以及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轄的恩施市、利川市、咸豐縣、巴東縣和建始縣。共對35個村莊進行人戶調查，隨機選取農戶1650戶，共回收有效問卷1613份，其中貧困戶問卷205份、脫貧戶問卷909份、非貧困戶問卷499份。

　　三、精準扶貧群眾認可度測算結果

　　利用人戶調查獲得的數據，根據表1的指標體系，本文計算了湖北省武陵山片區精準扶貧群眾認可度，結果見表3。從整體來看，湖北省武陵山片區群眾對精準扶貧工作的認可度普遍較高，三類評價對象的認可度均在95%左右，其中非貧困戶的認可度最高，這也說明精準扶貧工作的受益者不僅僅是建檔立卡貧困戶(脫貧戶)，非貧困戶也從中獲益，主要體現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村容村貌的改善方面。將脫貧戶和貧困戶的認可度進行比較后發現，脫貧戶的綜合認可度略高于貧困戶，且脫貧戶在生產生活條件認可度、解決困難認可度、幫扶工作認可度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認可度四個分項指標上的得分均高于貧困戶，僅在脫貧退出認可度一項額外指標上的得分明顯低于其綜合認可度。由此可見，近年來通過精準扶貧工作使很大一部分建檔立卡戶貧困戶擺脫了貧困，與此同時這些家庭對精準扶貧工作的認可度也明顯提升，可見湖北省武陵山片區的精準扶貧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相對較低的脫貧退出認可度也反映出在工作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瑕疵，今后應對脫貧驗收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假脫貧、被脫貧和數字脫貧”等問題進行重點督查。

　　四、精準扶貧群眾認可度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貧困戶認可度的影響因素

　　本文根據家庭特征和外部因素兩方面的12個變量對貧困戶樣本進行了分類，并分別測算了各亞組的認可度，結果見表4和表5。

　　在四種不同類型的村莊中，貧困村的貧困戶綜合認可度明顯高于非貧困村，在生產生活條件認可度指標上貧困村比非貧困村的優勢體現得更為明顯。扶貧資源在不同村莊間的非平衡配置可能是導致這一結果的最重要原因，更多的扶貧資源投向貧困村，使得貧困村貧困戶的生產生活條件改善幅度超過非貧困村，因此貧困村的貧困戶認可度更高。同時我們還發現，深度貧困村的貧困戶綜合認可度略低于非貧困村，主要體現為解決困難認可度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認可度較低，這主要是因為深度貧困村的基礎差、起點低，即使近年來政府投入了大量扶貧資源在這些村莊，這些村莊的狀況也發生了很大改變，但是橫向比較仍然處于相對落后的水平。在四類村莊中，出列村的貧困戶認可度是最低的，因為目前在出列村中仍未實現脫貧的貧困戶往往都存在這樣那樣的特殊困難情況，屬于“老大難”問題。

　　按家庭人口數分組統計結果顯示，貧困戶中2人家庭的綜合認可度明顯低于平均水平，主要是解決困難認可度過低，只有82.72%。進一步分析發現，2人貧困戶中大多由兩名老人組成，缺乏勞動力，沒有子女或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且大多至少有一人患有慢性疾病或大病，要完全解決其所面臨的困難難度很大。

　　家中有長期慢性病人的貧困戶綜合認可度低于沒有長期慢性病人的貧困戶，但家中有大病病人的貧困戶綜合認可度卻高于沒有大病病人的貧困戶。可能的原因是當前湖北省的健康扶貧政策中對貧困戶大病醫療的保障程度較高，基本上各地政府都為貧困戶購買了大病醫療補充保險，但對于慢性病人的保障力度還不夠，很多患有慢性病的貧困戶向調查員反映他們需要長期服用的藥物都是全額自費在藥店和小診所購買。

　　有長期在家勞動力的貧困戶綜合認可度并未明顯高于沒有長期在家勞動力的貧困戶，主要是因為有長期在家勞動力的貧困戶在生產生活條件認可度指標上的得分只有91.67%，顯著低于沒有長期在家勞動力的貧困戶在該指標上的得分，這可能是因為有勞動能力的人對生產生活條件的預期較高。類似的邏輯也可以解釋有老人的貧困戶綜合認可度高于沒有老人的貧困戶，因為老年人對生產生活條件的預期往往低于年輕人。

　　以上是按家庭特征分組統計的比較結果，表4還顯示了按照住房、教育、醫療、產業和其他扶貧政策享受情況分組的統計結果，通過對這些亞組的比較我們得出了一致性結論，即享受了相關扶貧政策的貧困戶綜合認可度普遍高于沒有享受相關政策的貧困戶。這說明當前針對貧困戶設計實施的扶貧政策確實取得了實效，獲得了幫扶對象的認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享受危房改造政策的貧困戶綜合認可度高于享受異地搬遷政策的貧困戶。在調查中我們發現集中安置的異地搬遷點實際入住率并不高，不少貧困戶平時仍然住在未拆遷的老屋中。部分貧困戶不愿住進異地搬遷房的原因主要是房屋太小，距離自家田地太遠。

　　在本文選取的群眾認可度影響因素指標中有三項在問卷中體現為多項選擇題，我們將全部貧困戶樣本分為至少對一項評價指標不認可的貧困戶和對各項評價指標均認可的貧困戶兩組，其中第一組貧困戶是導致認可度得分下降的源頭，通過比較弄清第一組貧困戶的特征能夠為進一步提升精準扶貧認可度提供政策依據。表5(除最后一行)顯示了在各組貧困戶中選擇不同選項的貧困戶所占比例。不難發現，在至少對一項評價指標不認可的貧困戶組中，認為住房條件、子女讀書條件、生產條件和技能、健康狀況和醫療保障有所改善的比例均低于對各項評價指標均認可的貧困戶組，承認幫扶責任人做過宣傳政策、送慰問金(慰問品)、想辦法(出點子)、落實政策、幫助解決實際困難的比例也低于對各項評價指標均認可的貧困戶組，認為本村需要在水、電、路、通訊、學校(幼兒園)、醫療方面加以改善的比例則均高于各項指標均認可的貧困戶組。表5最后一行顯示了三個貧困戶分組2018年幫扶責任人上門次數的均值，至少對一項評價指標不認可的貧困戶組2018年幫扶責任人上門次數的均值不到7次，明顯低于對各項評價指標均認可的貧困戶組(10.23次)。

　　(二)脫貧戶認可度的影響因素

　　與上一部分貧困戶認可度的影響因素采用相同的方法，本部分對脫貧戶進行了分組統計，結果見表6和表7。

　　在四種不同類型的村莊中，非貧困村的脫貧戶綜合認可度最低，一方面是因為扶貧資源向非貧困村投入較少，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對非貧困村脫貧驗收工作的督查力度較弱，導致非貧困村脫貧退出認可度指標明顯低于貧困村。深度貧困村的脫貧戶綜合認可度低于貧困村和出列村，主要原因與深度貧困村的貧困戶綜合認可度較低類似，是因為深度貧困村的基礎差、起點低。

　　按家庭人口數分組統計結果顯示，不同家庭結構的脫貧戶綜合認可度大體相當，2人家庭的認可度不再偏低，主要因為已經實現脫貧的2人家庭和尚未脫貧的2人家庭相比所面臨的困難較小、較容易解決。

　　家中有長期慢性病人的脫貧戶綜合認可度高于沒有長期慢性病人的脫貧戶，家中有大病病人的脫貧戶綜合認可度也高于沒有大病病人的脫貧戶。后一個結果及其原因與貧困戶類似，而前一個結果與貧困戶相應結果相反，可能的原因是，脫貧戶的人均收入高于貧困戶，慢性病人的醫藥費對家庭生活的影響較小。

　　有長期在家勞動力的脫貧戶綜合認可度明顯高于沒有長期在家勞動力的脫貧戶，主要是因為有長期在家勞動力的脫貧戶在生產生活條件認可度和脫貧退出認可度兩項指標上的得分較高，說明相關產業政策起到了效果，切實幫助了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通過自己的雙手擺脫了貧困。

　　有老人的脫貧戶綜合認可度高于沒有老人的脫貧戶，主要是因為有老年人的脫貧戶在解決問題認可度和脫貧退出認可度兩項指標上的得分較高。

　　以上是按家庭特征分組統計的比較結果，表6還顯示了按照住房、教育、醫療、產業和其他扶貧政策享受情況分組的統計結果，通過對這些亞組的比較我們并未得出與“享受了相關扶貧政策的貧困戶綜合認可度普遍高于沒有享受相關政策的貧困戶”類似的一致性結論。我們發現享受了住房、產業和其他扶貧政策的脫貧戶綜合認可度略高于(或等于)沒有享受相關政策的脫貧戶，而享受了教育和健康扶貧政策的脫貧戶綜合認可度略低于沒有享受相關政策的脫貧戶。這說明相較于貧困戶，脫貧戶對收入和生活條件各方面形成了更高的預期，隨著家庭條件的改善原有的針對貧困戶的各項政策對脫貧戶的刺激作用在逐步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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