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經濟和人力資本：互動邏輯與政策選擇

　　摘 要：新經濟是中國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培育發展新動能的必然戰略選擇，人力資本是后 “人口紅利”時期支撐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改善的核心要素。為了更為全面地詮釋新經濟和人力資本的互動邏輯，本文建立了一個理論解釋與經驗證據相統一的研究框架。首先，本文指出人力資本對新經濟具有促進作用，同時新經濟發展對人力資本亦存在反饋作用。其次，本文從學理層面分析了新經濟有助于開啟“二次人口紅利”的“回聲效應”和“振蕩效應”，基于人力資本視角提出了促進新經濟發展的中國方案。最后，本文在前述研究發現的基礎上系統闡述了全周期人力資本開發策略與制度安排。

　　本文源自陳夢玫; 馮珺， 產業經濟評論 發表時間：2021-05-25

　　關鍵詞：新經濟;人力資本;二次人口紅利;回聲效應;振蕩效應

　　新中國成立 70 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在試圖提煉后發經濟體何以實現高速增長和成功轉型的中國經驗，以及預測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勢能否繼續延續發展奇跡的過程中，來自兩個方面的特征化事實尤為值得關注。一方面，成功的人力資本積累構成了以勞動力資源再配置的效率提升釋放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中國整體意義上的人力資本水平快速提升，確保具有無限供給彈性的轉移勞動力能夠與持續追加的資本投入成功結合，這一機制強有力地解釋了中國在快速工業化進程中的經濟增長動力(Lin，2001)。另一方面，在進入 21 世紀以后，中國在相當程度上扭轉了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長模式，新技術應用與新商業模式不斷涌現，新經濟有望為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發揮支撐作用(Shen et al.， 2016)。相關測算表明，2016 年中國新經濟的就業規模達 7 819 萬人，占總就業比重的 10.1%;新經濟帶動其他行業就業 5 001 萬人，占總就業比重的 6.4%(張車偉等，2017)。

　　新經濟既是中國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培育發展新動能的必然戰略選擇，也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超越“新平庸”(Mitra et al.，2016)的抓手。經驗證據表明，人工智能、機器人、 5G 通訊等前沿技術創新，以及共享經濟、眾包經濟、零工經濟等商業模式創新，已經在全球范圍內深刻影響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但相對于新經濟所引致的蔚為壯觀的市場實踐，對于新經濟的規律性認知仍然缺乏令人滿意的研究儲備，樸素的實踐總結尚不足以上升為真正具有學理深度和政策針對性的研究發現(Brynjolfssonet et al.，2017)。

　　有鑒于此，結合人口紅利這一貫穿中國發展奇跡的重要視角，為了更全面地闡釋人力資本與新經濟的互動邏輯，尤其是人力資本何以促進新經濟發展的學理和實踐命題，本文建立了一個理論解釋與經驗證據相統一的研究框架。一是在分析人力資本的要素功能和效率功能的基礎上，指出人力資本有效供給可提速新舊動能轉換、人力資本雄厚積累可增強產業創新能力、人力資本合理配置可促進技術創新擴散、人力資本深度開發可拉動產業結構優化，同時新經濟發展對人力資本亦存在反饋作用;二是分析了新經濟有助于開啟“二次人口紅利”的“回聲效應”和“振蕩效應”，提出了人力資本與新經濟互動發展的中國方案，并藉此重申了“二次人口紅利”對于續寫中國發展奇跡的重要意義;三是從分類施策的著力點出發，構建出基于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資本開發策略與制度安排。

　　一、人力資本與新經濟的互動邏輯

　　(一)人力資本作用于新經濟的機理

　　新經濟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與人力資本的關系既延續了勞動經濟學的經典邏輯，又因其本身的特點而表現出新的機制特征。人力資本作用于新經濟的機理可歸納為直接機理和間接機理兩個層面。

　　直接機理是將人力資本理解為新經濟中最終產品生產的投入要素。在這種機理下，人力資本對新經濟和傳統經濟的影響并沒有本質區別，都是將其作為直接要素投入生產過程。在新經濟的產業實踐中，直接機理體現于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付出不同的勞動，所能創造的價值量也是不同的，具有高水平人力資本的勞動者單位時間能夠創造更多的價值。間接機理是人力資本促進了新經濟中的技術革新。新經濟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新知識、新技術、新發明、新創造引領的新產業活動，另一類則是傳統經濟活動通過業態融合而產生的新業態、新模式。人力資本通過促進新技術的產生與應用間接影響新經濟，區別在于人力資本是否直接作用于產業的生產技術本身。例如在第二類新經濟中，人力資本是通過促進其他領域的生產技術而最終實現了本部門生產效率的提升。

　　(二)人力資本對新經濟的促進機制

　　1. 人力資本有效供給可提速新舊動能轉換

　　為解決經濟長期發展的動力問題，通過技術創新攀登價值鏈上游、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是自然而然的破題思路。在這一過程中，人力資本有效供給可以有力克服當前新舊動能轉的部分桎梏和癥結，從而加快新舊動能的轉換進程。

　　首先，從目前的情況看，新產業、新動能的發展規模難以彌補傳統產業下滑導致的動能衰退缺口，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資本的結構性錯配依然普遍存在。因此，通過正確的激勵和信號作用持續擴大人力資本的有效供給是加速新舊動能轉換的根本要件。其次，新舊動能轉換面臨三次產業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本質上是人力資本供給優化的難易和緩急的體現。最后，部分能源型地區新舊動能轉換相對遲緩，與此類地區存在智力流失(brain drain)和人力資本的有效供給不足具有直接聯系。只有在加強本地化的人力資本培育和對外人才政策吸引力方面雙管齊下，才能將智力流失扭轉為智力引進(brain gain)，使新經濟發展帶動的新舊動能轉換行穩致遠。

　　2. 人力資本雄厚積累可增強產業創新能力

　　對于人力資本積累增強產業創新能力的作用機制，可以從四個維度加以具體理解。一是人力資本投入通常不易遭遇如物質資本般的邊際收益遞減。尤其是當前最具競爭力的高新技術產業，其人力資本的構成主體為經驗豐富的科研人員、專業的管理人員以及普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一般工作人員。二是人力資本具有外溢效應。得益于新經濟在網絡技術和商業模式上的改善，企業獲得的知識、技術和引進的人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傳統經濟部門的封閉特征，為整個行業的創新能力提升帶來正向的外部性。三是人力資本折舊呈現出新的特征。對于知識密集型行業而言，高水平的技術人員整體而言更有條件緊跟專業前沿，通過自覺的人力資本積累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人力資本折舊，提升行業整體的創新能力。四是技能偏向性的人力資本與市場需求的關系更加緊密。

　　3. 人力資本合理配置可促進技術創新擴散

　　宏觀層面上，一方面，將高人力資本向生產性、創新性部門集中能夠大大提高創新效能，催生更多創新產出，甚至使新經濟部門的產品和服務在國際市場上發揮外溢效應。另一方面，將人力資本配置向中西部地區合理傾斜，能夠在提升各區域技術吸納與自我創新水平的同時縮小地區發展差距，通過技術擴散路徑“熨平”新經濟發展的區域鴻溝。中觀層面上，對人力資本進行合理的行業配置和企業配置，不僅能夠充分激發市場創新活力，產生技術創新的集聚效應，還能夠通過先發者的技術優勢引導和鞭策后進產能和傳統產業實現技術模仿并加速趕超，從而通過人力資本的合理配置在同行業企業、上下游企業間實現技術創新的縱向擴散。微觀層面上，在企業進行內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高技能人力資本能夠發揮更大的正外部性，同時通過強化培訓等方式，可以帶動具有中低技能水平的員工進一步優化自身的人力資本。最終，在企業個體層面提升對先進技術的吸納和再創新能力，為實現能更好滿足市場需求的綜合性創新提供不竭動力。

　　4. 人力資本深度開發可拉動產業結構優化

　　第一，人力資本開發能夠催生新產業和新業態。就企業組織的微觀效率而言，員工的人力資本和企業家的管理才能等組織資本共同構成了企業賴以獲得經濟價值的無形資產。而新產業和新業態的出現是綜合創新的產物，離開了人力資本開發帶來的企業員工的技能價值增值和組織效率的提升，創新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第二，人力資本開發能夠改造和優化傳統產業。當新經濟蓬勃發展并外溢至傳統經濟部門，技術條件和市場環境的穩態被打破，就會孕育對新經濟適應性更強的人力資本改造和優化傳統產業的契機。第三，人力資本開發能夠引導優勢產業集聚。在相應產業政策的配合下，人力資本質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擴大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達到孵化優勢產業集群的效果。

　　(三)新經濟對人力資本的反饋機制

　　1. 新經濟對人力資本提出更高要求

　　一方面，新經濟的本質在于創新，其是指依靠研發、新技術、新產業等創新行為帶來經濟回報的活動。不難理解，這類經濟活動帶來的增長動能對于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而言必然意味著更高要求，不滿足新經濟部門最低門檻的人力資本顯然無法順利地從事新經濟活動。另一方面，新經濟又是指傳統經濟活動通過業態融合所衍生出來的新型業態和新商業模式。這一類經濟活動雖然從結果上看體現為某種“微創新”或既有經濟要素的整合，但絕非輕而易舉，而是對創造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的企業家才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從創新經濟和新業態經濟兩個維度來看，適應新經濟部門意味著人力資本的標準和要求顯著提升。

　　2. 新經濟對人力資本發揮更大作用

　　由于新經濟反映為生產工具和生產關系的諸多變化，且從事新經濟活動的勞動力市場主體往往在收入分配過程中居于優勢地位，新經濟的蓬勃發展必然會從教育決策和培訓需求等方面反哺整個勞動力市場的人力資本積累動機。如圖 1 所示，以 2011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為標志，可以發現教育事業的發展正在適配新經濟的人力資本需求，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人力資本改善與新經濟的發展同頻共振。

　　從新經濟促成人力資本改善的具體路徑來看，新經濟主要通過市場激勵和政策導向提升了人力資本的預期價值和使用效率。首先，新經濟為人力資本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結構性空間。其次，新經濟促進了勞動力的充分流動。新經濟提供給勞動者更多的選擇空間，在整個勞動力市場中發揮著“鲇魚效應”，從而促進了勞動力的充分流動，最終發揮了提升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再次，新經濟通過強化“創造性破壞”激發人力資本的價值。只有充分發揮人力資本的價值，才能不斷促進經濟發展模式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最后，新經濟提高了人力資本的預期回報。在勞動力市場實踐中，主動選擇學歷教育或培訓的方式提升自身人力資本、試圖進入新經濟就業領域的現象已經愈發明顯。

　　二、回聲與振蕩：開啟二次人口紅利

　　(一)“回聲效應”與“振蕩效應”

　　面對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來所取得的增長奇跡，研究者頗趨一致的理論解釋是承認人口紅利的巨大貢獻。在理解人口紅利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不宜單純將其視為人口統計學意義上的撫養比窗口，而需要訴諸于一個更加完整的發展經濟學視角。具體而言，在剩余勞動力由農村傳統部門向城市現代化部門轉移的過程中，具有無限彈性的勞動力供給使均衡工資維持在略高于生存工資的水平，從而實現了持續的資本積累避免了資本邊際報酬的遞減現象。對于這一階段中國經濟增長成就的解釋，依然集中于中國勞動力供給的無限彈性和人口年齡結構的生產性，對于人力資本特別是高質量人力資本的作用的重視程度明顯不足。隨著人口機會窗口關閉，經典人口紅利或者說“第一次人口紅利”已經釋放完畢。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單純依靠持續追加投入的方式必然遭遇邊際報酬遞減，從而形成結構性減速。這一現象意味著中國不得不挖掘支撐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同時從客觀上有利于凝聚對于人力資本的正確認知。通過對人口紅利的產生追根溯源不難發現，如果經濟體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形成了出生人口高峰，那么，這一隊列(cohort)的人口在成年后進入勞動力市場時就會使整個經濟體的人口年齡結構富于生產性，也會在進入退休年齡后使社會面臨較大的老齡化壓力。數量規模處于局部峰值的人口隊列會在不同時期以不同形式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就猶如山谷中的回響久久不散，這一現象因而被學者概括為人口的“回聲效應”(蔡昉，2020)。

　　如果將儲蓄率提高和投資回報率上升視為人口紅利的某種共性，并視之為開發“二次人口紅利”的目標，那么由于“回聲效應”的存在，開發“二次人口紅利”至少面臨來自兩個方面的對策選擇。從儲蓄率的角度來看，如果全社會形成了對于未來養老挑戰的強烈預期，那么任一年齡段的群體均傾向于通過減少當期消費平滑未來消費，因此，儲蓄率提高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從投資回報率的角度來看，由于資源重新配置幾乎無法繼續提供效率改進，因此投資回報率上升僅能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拉動。又由于高質量人力資本是創新的必要條件，因而與人力資本相關的公共政策勢必成為開發“二次人口紅利”的優先抓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與人力資本開發相關的公共政策和財政資源持續投入，必然出現新增就業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高、勞動參與率高，相對年長甚至因年齡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口人力資本水平低、勞動參與率低的局面。但由于存在“回聲效應”，單純依靠正規教育，不足以使新增就業人口實現對整體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的彌補和改善。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充分挖掘在職培訓和終身學習的潛力，甚至著力提升現行政策條件下退休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實現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資本開發。此外，如果放寬對勞動力市場更迭周期的觀測，例如考慮生育行為的變動及其對遠期勞動供給的影響，則人力資本改善的積極潛力依然存在。但考慮到適齡生育人口的減少，二次紅利終究不可能使人口年齡結構恢復至生產性的峰值。猶如外力拉伸后的彈簧，隨著時間的推移，形變依然存在但幅度漸弱。與“回聲效應”相對，可將其概括為人口的“振蕩效應”。

　　(二)發展新經濟，兌現人力資本紅利

　　在理解了“回聲效應”和“振蕩效應”的基礎上，就能夠更好地從產業的視角出發，正確認識人力資本通過新經濟開啟“二次人口紅利”的重要意義。

　　第一，新經濟能夠解決高人力資本的供需錯配問題。對于通過提升投資回報率開發“二次人口紅利”的訴求而言，延長正規教育年限的政策安排勢在必行。但在傳統勞動力市場存在信號缺陷的情況下，具有更高人力資本水平的勞動者往往面臨更大的結構性失業風險，從而會極大地挫傷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而大力發展新經濟能夠通過兩方面途徑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新經濟對技術創新的呼吁與高質量人力資本天然匹配，新經濟部門的崗位創造是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的題中之義。另一方面，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等新經濟工具能夠助益勞動力市場的信息傳遞，有效提升了勞動力供求雙方的搜尋和匹配效率，從而防止摩擦性失業轉變為結構性失業。

　　第二，新經濟改善了終身人力資本開發的條件。正規學歷教育缺乏專業選擇的靈活性，在職培訓存在付費主體的博弈，均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終身學習的踐行。以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MOOC)和知識付費為代表的新經濟業態解決了傳統教育和培訓模式難以解決的資源問題和傳播方式問題，有利于進行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資本開發。

　　第三，新經濟有助于全方位挖掘勞動參與率的提升潛力。隨著新經濟的蓬勃發展，眾包經濟、零工經濟，甚至特殊社會情境下的共享員工模式等新就業形態方興未艾。新經濟部門針對異質性的人力資本發揮了就業保護作用，提升了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柔性。

　　第四，新經濟具有應對老齡化社會的積極意義。隨著智慧醫療的技術創新和養老模式創新，新經濟有助于改善老年人口的健康質量，使大健康、幸福產業、銀發經濟成為面向未來的經濟發展新動能。

　　第五，新經濟降低了生育行為和兒童人力資本積累的成本。從就業市場的傳統特征來看，女性勞動供給的中斷是雇主作出歧視性決策的動機之一，深刻影響著女性就業質量和人力資本積累。新經濟在生活服務的若干層面實現了技術產品或服務付費對于家庭勞動投入的替代，使女性能夠專注于社會分工角色，從而降低了生育行為的機會成本，也更好地保障了兒童的人力資本積累。

　　上述“人力資本→新經濟→人力資本”的良性互動，使“二次人口紅利”循環開啟和持續釋放成為了可能，得以在大力發展新經濟的過程中不斷兌現人力資本紅利。

　　三、全周期人力資本開發策略與制度安排

　　當前新經濟增勢迅猛，作為引領中國未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對人力資本開發和利用提出了全新需求。應創建基于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資本開發政策體系和制度安排，以實現新經濟與人力資本的良性互動，從而激活并持續釋放“二次人口紅利”。從政府、家庭、學校、企業等環節出發，面向包括國外人才在內的勞動力市場和消費市場，可設計出全周期人力資本開發策略體系和政策閉環的全流程圖(圖 3)。

　　從分類施策的著力點出發，全周期人力資本開發策略與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激發要素市場活力，貫徹就業優先戰略

　　在新經濟滲透勞動力市場的特定背景下，貫徹就業優先戰略既意味著堅持推進傳統意義上的積極就業政策，又必須充分考慮新經濟的就業市場特征，特別是人力資本供需匹配方面的新內涵。

　　在實施積極就業政策過程中，應當注意求人倍率、調查失業率等傳統勞動力市場調控目標與新經濟目標之間的兼顧關系和部分意義上的替代關系。有賴于新經濟活動對數據可得性和實時性的深入拓展，綜合指數對于勞動力市場短期特征的捕捉顯然相對于月度、年度數據更具優勢，也能夠更有針對性地反映人力資本的供求狀況。在此基礎上，從充分激發勞動力要素市場活力的角度考慮，應當準確及時地研判積極就業政策的推出和退出時機，形成針對勞動力市場的全周期管理，從而有效防范在維持短期就業平衡時損害勞動力市場長期運行效率的情形。

　　此外，在僅盯住傳統宏觀經濟指標的情況下，存在統計失業率較低但實際勞動力市場參與不足的情形，此時，短期的就業市場調控目標可能是無效的，因為對于人力資本的利用并不充分。解決方案在于，應充分考慮通過新經濟提升人力資本效率的可能途徑。例如，將以項目制為導向的眾包就業和以同質化分散服務為特征的平臺就業納入統計考量，從強化要素市場微觀活力的角度提升勞動力市場參與，使個人和家庭能夠以更低成本實現人力資本的投資回報。

　　(二)調整財政投入結構，防止教育激勵扭曲

　　對于具有不同稟賦優勢和階段性發展任務的經濟體而言，充分發揮人力資本投資政策的因勢利導作用是成功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保障經濟增長動力穩健存續的普遍經驗。對于嘗試從人力資本結構改善中挖掘增長動力的發展訴求而言，經濟體應當根據不同的人力資本結構特征分向著力。目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新經濟在培育面向未來的經濟增長動力方面發揮著愈加重要的作用。為了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所引致的勞動力需求升級，應當充分發揮教育政策與財政投入的引導和保障作用，著力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通過結構改善積極儲備具有更強勞動力市場適應性的人力資本。

　　從人力資本形成的生產性周期來看，應加快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維持教育正向激勵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的升學決策并非僅關乎教育的直接投入，還涉及提前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潛在收益，即機會成本問題。因此，加快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既要堅持教育資源均等化和降低家庭直接教育負擔的長期政策取向，又要堅持教育補貼制度化。

　　從人力資本形成的非生產性周期來看，應加大針對學前教育的財政保障和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特別是在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下，應當通過加大財政保障力度和軟硬件設施建設更好滿足學前教育需求，與新經濟部門在學前教育領域的產品市場和服務業態相結合，在中長期內充分發揮人力資本形成的“振蕩效應”，實現面向未來的高質量人力資本積累。

　　(三)挖掘終身學習潛力，“做對”技能培訓開發

　　新經濟是勞動力市場的“雙刃劍”，既通過技術進步和業態創新擴大了潛在的就業機會，也使難以適應新經濟要求的勞動者暴露在更大的薪酬和失業風險之下。誠如世界銀行所指出的，對于現階段的人力資本積累而言，是否能夠把技能培訓“做對”，比之單純意義上的是否提供了培訓意義更加關鍵(World Bank，2012;Zhang & Gao，2016)。

　　首先，對于生產性周期的人力資本積累而言，培訓的付費分擔需要公共政策實現精準發力。對于勞動者能夠明確感知投資回報的人力資本積累過程，應當切實壯大培訓市場并維護市場秩序，使供給擴大到最有效率的水平。其次，對于非生產周期的人力資本積累而言，一方面，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服務業從業者的年齡上移符合勞動力市場發育的一般規律。但由于新經濟在生活服務業中集中表現為具有廣泛影響的平臺經濟，如網約車、物流配送等，因此，對于年齡偏大、數字能力薄弱的勞動者而言，應當由公共部門或行業平臺提供針對數字人力資本的專項培訓，使其能夠更好地適應新經濟的就業形態。另一方面，隨著預期壽命的普遍提升，老齡化給健康人力資本帶來的挑戰愈加明顯。對此，應當以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的形式加大培訓資源投入，以滿足老年人口的健康需求和精神慰藉需要，使人力資本由生產性周期的以投資屬性為主導逐步過渡為以消費屬性為主導，繼而成為滿足老年人口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工具。

　　(四)正視新型勞動關系，形成前瞻制度儲備

　　隨著新經濟的蓬勃發展，特別是平臺經濟的大量涌現，平臺企業與所屬員工的關系已經部分具有了勞動關系的性質(紀雯雯、賴德勝，2016)。但是法規制度對于新型勞動關系作出的反應明顯滯后，對此，應當正視新經濟帶來的勞動關系邊界擴大現象，通過積極研判形成前瞻性的制度儲備，為激發人力資本活力營造更具適應性的法治環境。

　　首先，應轉換勞動力市場治理思維，以新經濟下的人力資本合作關系超越傳統勞動關系管理范疇。平臺企業與所屬員工二者的關系具有傳統意義上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特征。但是，由于勞動者進入和退出平臺非常自由，且勞動者提供服務的工作過程通常與平臺企業的實體環境相分離，使得平臺經濟相對于傳統勞動關系而言遠為松散。同時，平臺企業需要數量龐大的勞動者參與水平分工而形成規模經濟，二者的關系是基于更有效率地協調人力資本可得性和收益性這一目的而形成的合作關系，這是調整新型勞動關系所應當樹立的理念基礎。

　　其次，在治理思維轉換的基礎上，應進一步加強立法規制對新經濟活動的適應性，實現勞動力市場調控目標的靈活性與穩定性相結合。一方面，平臺經濟治理應參照與傳統部門具有可比性的勞動用工情境，形成能夠和勞務派遣或兼職就業現行標準接軌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應當從維系人力資本更新的制度保障入手，將新型勞動關系的調整對象加以細分，針對報酬構建、勞動時間和休息權等分別予以調整。

　　(五)強化家庭友好政策，降低扶養成本負擔

　　勞動力短缺、老齡化和少子化等問題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將是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如果全國的低生育水平不能得到改善，各地區對勞動年齡人口的競爭將愈加劇烈，通過 “振蕩效應”支撐勞動力市場要素供給的效果亦難免受到影響。因此，充分重視低生育水平對經濟社會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及后果，強化家庭友好政策，降低扶養成本負擔，將更有利于從要素培育的角度鞏固新經濟的人力資本基礎。

　　一方面，應減輕家庭撫育和贍養負擔，建立以家庭為中心的人口政策體系。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兒養育、青少年發展、老人贍養、病殘照料、善后服務等在內的家庭和婚姻發展政策。完善稅收、撫育、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政策，減輕生養子女家庭負擔。另一方面，應建立生育成本分擔機制，保證產假及陪護假的貫徹落實。在新經濟蓬勃發展的背景下，中小企業規模和數量迅速擴大，非正規就業和崗位競爭的問題較為突出，部分女性難以在生育期間維護自身勞動權益和福利，部分男性的陪護假更加難以落實。由市場和國家共同負擔婦女在產假或育兒假期間的薪資，可考慮按比例或以固定金額由國家財政或生育基金支付，同時，應加強對中小企業落實國家各項生育政策和生育福利的監管。

　　(六)積極穩妥推進改革，收獲人才流動紅利

　　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動能由依靠要素投入拉動轉向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拉動，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的繼續提升可謂迫在眉睫。應當在正視制度成本的基礎上，積極穩妥推進改革，深入挖掘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效率潛力，力爭在更大的規模和更加深入的層面上收獲人才流動紅利。

　　首先，從內部勞動力市場發育來看，積極穩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依然是釋放新經濟紅利的主力抓手。新經濟帶來的產品和業態創新能更好地滿足中等收入群體內需，是支撐除特大城市外的落戶限制放松以及通過各類政策優惠實現“搶人大戰”的公共治理邏輯。在城市化新的進程中，針對普通勞動者降低落戶門檻，形成中堅人力資本的有力補充，具有更大的普惠意義。

　　其次，強化國際人才合作是通過“走出去”戰略支撐新經濟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在“一帶一路”倡議強調政策溝通和民心相通的背景下，應當通過對外承包工程項目等方式鼓勵適應新經濟的發展要求相對困難的人力資本、或在國際勞動力市場中有望取得更高收益的人力資本實現跨國配置，從而為國際人才合作支撐“一帶一路”倡議和東道國發展提供更加廣闊的政策空間。

　　最后，面對新經濟對人力資本結構的需求變化，應當抓緊完善頂層設計，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未來可以考慮在吸引外國人才和智力方面適度加大政策力度。通過吸引對國際營商政策和法律環境更加敏感的智力資源，特別是來自“一帶一路”沿線母國的相關人才，在國際交流中為新產品和新商業模式開辟更多的市場機會。

　　(七)優化社會保障體系，構筑完備的安全網絡

　　首先，通過調節退休年齡進一步優化人力資本供求匹配，實現新經濟的“補位式替代”而非 “擠出式替代”。新經濟所取得的發展績效表明，一方面，機器替代人工在相當程度上放松了勞動的體力約束;另一方面，平臺經濟的不斷完善增加了年齡偏大的勞動者參與生活服務業的可能性。新經濟中物質資本對人力資本的這種“補位式替代”具有開發“二次人口紅利”的積極意義，而非純粹零和的“擠出式替代”。

　　其次，科學研判“機器人稅”在中國的政策前景，使新經濟更好發揮對于人力資本的社會保護職能。所謂“機器人稅”本質上是“向資本征稅”，即公共財政希望通過再分配新經濟的發展利得來強化人力資本投資和社會保障支出的一種新型政策思路。應優先考慮在職技能培訓等具有高外部性的人力資本投資，以及對就業機會受到新經濟沖擊的勞動者予以保護的政策安排，如失業保險等。

　　最后，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契機，積極探索中國特色全民基本收入方案。應考慮在經濟水平較為發達、社會群體的收入異質性較小的地區開展政策試點工作，探索全民基本收入的中國方案，使新經濟的發展紅利能夠惠及人力資本居于長期劣勢的社會群體。

　　(八)重視休閑休假權利，改善主體創新環境

　　長期以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強調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使用，而對人力資本的保育和更新，即必要的閑暇和休閑需求，存在著一定的忽視乃至偏見。事實上，作為美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休閑對于促進個體身心健康、融洽家庭關系、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社會和諧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對于創新創造活動而言，理想的休閑環境和氛圍，是在最大程度上發揮人力資本價值的必要條件(王鵬飛、魏翔，2018)。因此，應充分重視休閑的多重價值，給予其應有的正名、清晰的界定和整體的考慮，將休閑時間的利用和權利保障納入人力資本提升的全周期政策體系之中，從頂層設計層面解決休閑發展中的各種不平衡和不充分問題。

　　事實上，休閑活動既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息息相關，又和新經濟所培育的市場動能天然契合。就休閑產業的供給側而言，新技術的推廣應用和商業模式創新極大地提升了新時代休閑產品與服務的供給質量。但是，就休閑產業的需求側而言，來自經濟、時間、制度等方面的綜合約束使得人民群眾盡情享受休閑活動的成本依然過高，休閑市場的有效需求還有較大潛力可供激發。對此，應當努力貫徹《國民旅游休閑綱要(2013~2020 年)》精神，盡快落實職工帶薪休假制度，在制度層面探索不同行業、不同崗位采取彈性工作時間的更多可能，切實降低人民群眾從事休閑活動的綜合成本。此外，應從制度建設的角度出發，充分發揮文化事業和體育事業的社會公益屬性，做好文化傳播和美學教育工作，通過市場規范與公共引導并舉，使人民群眾能夠享受到內涵更加豐富、審美旨趣更加高雅的休閑活動，通過工作以外的碎片化時間和休閑場景促成人力資本質量提升。

　　以上八個方面的對策，構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支撐新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本開發策略體系和政策閉環。有效聚合與實施這些策略，在于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而為人力資本開發和新經濟發展營造出適宜的制度環境和政策土壤。在新經濟發展過程中，應當遵循以人為本的理念，順應國家發展目標和政策重點發生的變化，加快制度變遷與政府轉型，真正開啟和持續釋放“二次人口紅利”，更加關注經濟增長和改革創新為民眾帶來的普惠性紅利，在充分挖掘經濟潛力的同時源源不斷創造新的內生增長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