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壁壘與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

　　[摘 要] 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轉型能夠給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應，尤其是 2020 年世界范圍內的經濟波動倒逼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但是，相對于大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由于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存在著比大型企業更多的進入壁壘: 資本障礙、技術障礙和政策阻礙等方面，使得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更為困難。

　　張凌飛， 中國市場 發表時間：2021-04-23 《中國市場》(周刊)創刊于1994年，由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主辦。《中國市場》宗旨讓世界了解中國市場，讓中國企業邁向世界市場。

　　[關鍵詞] 中小企業; 數字化轉型; 進入壁壘

　　1 引言

　　數字經濟時代，新技術、新模式的數字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和重要驅動力，加快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也成為推動經濟朝著更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作為企業必須進行數字化轉型才能跟得上時代發展，當數字經濟成為常態時，數字化轉型不再是企業轉型升級的一個選擇，而將成為企業發展的唯一出路。2020 年世界經濟大幅波動，實體經濟受到沖擊，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信息網絡為基礎的建設迎來全新的發展機遇。新型基礎建設不僅注重傳統設施的升級建造，更為注重利用以大數據為核心的科技要素實現傳統行業的數字化轉型。而對于企業而言，新基建要求企業能夠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數字化技術，搭建數據駕駛艙、智能工廠、工業互聯網等應用平臺，去實現企業所有業務的智能化和數字化。伴隨著產業數字化和新型基礎建設的雙重浪潮，企業數字化轉型已 “箭在弦上”。

　　中小企業在我國企業中占比超過 90% ，我國 50% 以上的稅收，60% 以上的 GDP，70% 以上的技術創新都來源中小企業，它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數字化轉型，中小企業勢在必行。中小企業基于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外部環境壓力迫使自己不斷向規模化發展，必須要通過數字化來不斷加快自身的轉型。[1]然而大型企業擁有豐富的資源和能力，因此大型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可以開發和部署自己的數字平臺，相對于大企業，大部分中小企業缺乏長遠戰略規劃、技術創新支持、人才支持、資金支持和技術創新支持，[2]無法建立自己的數字化平臺，因此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一般都依賴第三方數字平臺。[3]因此，中小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困難重重。

　　2 進入壁壘與數字化轉型

　　2. 1 進入壁壘

　　進入壁壘是產業組織理論中的重要概念，芝加哥學派和哈佛學派對進入壁壘的定義一直存在分歧。哈佛學派的代表人物貝恩 ( 1956) 認為進入壁壘是內部市場實力的一個因素，貝恩認為，產業中的在位者相對于潛在進入者有著明顯的優勢，即在位者能夠把價格提高到競爭性價格水平之上，而又不會招致新廠商的進入。同時貝恩認為在位廠商的絕對成本優勢、產品差異化、規模經濟優勢是產生進入壁壘的來源。而芝加哥學派的代表施蒂格勒認為進入壁壘是由尋求某一產業的新廠商所需要承擔的生產成本，這種成本無須已進入市場的在位者承擔。施蒂格勒否定了哈佛學派所認為的在位廠商的絕對成本優勢、產品差異化、規模經濟優勢是進入壁壘的來源，強調的是在位者和進入者市場需求條件和生產成本的不對稱性，而這種不對稱性使得在位者相對于進入者享有成本上的優勢，只要進入者面臨著相同的市場需求，并且能夠與在位者擁有相同的生產技術，市場的進入者就不存在進入壁壘。

　　貝恩和施蒂格勒對進入壁壘的定義和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后續許多經濟學家都在不同領域對進入壁壘開展調查，文章中所研究的進入壁壘強調的是一個企業在進入某個市場時所遇到的困難和障礙等條件約束，任何降低企業進入某個市場的可能性、進入某個市場的速度因素、進入某個市場的范圍等都屬于進入壁壘的范圍。也就是說，文章所研究的是中小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所遇到的進入壁壘。

　　2. 2 數字化轉型

　　2010 年以來，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不斷更新落實，為各個行業帶來了一個又一個的風口，許多企業開始意識到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性，尤其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倒逼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就是企業以數字化為核心，利用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實現企業商業模式、人才結構、運營管理等轉型升級的過程。數字化轉型已經由最初的技術升級轉變為企業全方位的數字化升級，企業不再是為了數字化而數字化轉型，而是為了獲得商業成長、在市場上占據有利地位而進行數字化轉型。值得注意的是，以傳統發展模式為主的中小企業，占據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但中小企業同時又作為市場上科技創新的主力軍，數字化轉型已經 “箭在弦上”。

　　3 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進入壁壘

　　中小企業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必須經歷業務模式互聯網化、業務平臺數字化、人才結構數字化等過程。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然而中小企業往往是一些人員規模、資產規模、經營規模比較小的企業，難以在長期復雜的數字化轉型中存活下來。相對于擁有著雄厚資本的大型企業，中小企業進行數字化升級存在著一定的進入壁壘。

　　3. 1 資本障礙

　　相比大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資本劣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3. 1. 1 中小企業的研發投入不足

　　中小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力軍，我國有 70% 以上的科技創新都來自中小企業。但是中小企業的自身經營水平、技術研發經費、人力資本投入非常有限，從整體上看，中小企業目前的發展水平根本達不到數字化轉型發展的需要。僅以科技型企業為代表，2018 年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上海實地考察科技創新型中小企業中的研發支出占營業收入比例不足 30% 的企業達到 80% 。毫無疑問，研發經費占比高低意味著企業對技術開發的重視程度，例如華為 2019 年投入的研發經費高達 113. 3 億歐元 ( 約 883. 18 億人民幣) 、京東每年投入超百億的研發經費打造自己的數字中臺底座等。但是傳統的中小企業要轉型需投入巨大的資本，并且無法預估未來走勢，投資產出比無法估算，遲遲不肯動身轉型，尤其體現在制藥行業。這里以 IBM 公司的認知系統 Waston 為例， IBM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術和業務解決方案公司，2011 年 IBM 公司推出了 Waston，它一度成為風靡全球 AI 項目的代表。隨著 AI 的發展不斷向其他行業延伸突破，2014 年 IBM 公司斥資 10 億美元決定將 Waston 進行轉型。Watson 借助以往的 “認知計算”向健康醫療產業進軍，計劃拋開輔助醫療 ( 如影像解讀、病歷管理等) ，利用 AI 技術進行腫瘤問題的研究，并且將 “惠及十億人，能夠解決、診斷和治療 80% 的癌癥種類中的 80% 的病患”定為目標。2017 年這項計劃沒有取得任何跨越性的進步，Waston 沒有完全學會腫瘤的診療技術，更無法發現癌癥深層次的成因，2017 年 2 月，著名癌癥研究機構 MD 安德森腫瘤中心終止了與 IBM Watson 的合作，隨著越來越多公司終止與 IBM 的合作。最終 Waston 轉型失敗。

　　盡管 IBM 這次數字化轉型是失敗的，但是比起 IBM 此類的大型公司，許多中小企業前期根本無法投入可以類比的人力和物力，僅以科技型中小企業為代表，2018 年劉鶴副總理在上海考察的存在研發支出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有 1927 家，這些企業在 2018 年上半年合計支出的研發費用為 89 億元，但是他們的凈利潤也僅有 28 億元，研發支出是凈利潤的 3. 17 倍，長此以往無法支撐企業繼續轉型。

　　3. 1. 2 中小企業融資難

　　中小企業長期以來一直面臨著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制約大多數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銀行貸款仍然是目前中小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其中多數是流動資金貸款，許多中小企業難以獲得中長期貸款，導致企業還款壓力大，而倒貸資金成本又高，中小企業苦不堪言。另外，直接融資對于企業的財務狀況和資信程度要求很高，大部分中小企業經營業績差，資信普遍不高，由于有些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不佳，企業管理不善，導致企業因資金鏈斷掉而倒閉的情況時有發生，使得商業銀行壞賬不斷攀升，可以看出中小企業借貸業務的風險性明顯高于大中型企業，難以跨越直接融資的門檻，融資渠道過窄。

　　3. 2 技術障礙

　　盡管許多中小企業已經意識到了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性，但是我國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仍然處于探索初期，據相關數據統計，我國 40% 的中小企業能夠實現基于二維碼、條碼、RFID 等標識技術進行數據采集，23% 的企業實現了關鍵業務系統間的集成，僅有 5% 的企業采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對生產制造環節提供優化建議和決策支持。對于中小企業的技術壁壘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3. 2. 1 技術成本增加

　　中小企業的技術難以達到構建自身數字中臺的要求，往往都是依賴第三方數字平臺去利用數字資源，但這種數字平臺存在著安全隱患，而且使用受限。因此中小企業必須要不斷進行技術升級去構建數字平臺，但是中國目前已經迎來了高成本的時代，數字資源、人才資源等都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才能獲得，這就增加了企業的技術壁壘。

　　3. 2. 2 缺乏數字化人才

　　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并不僅是技術和資本的比較，同時也是一場艱難的人才爭奪戰。當前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的人才問題是招不到人、留不住人。而轉型中的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缺乏數字化人才。以 ITC 行業為例，數據表明至 2020 年，中國 ICT 領域從業人員缺口達到 1246 萬，其中新興領域如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人才缺口達 904 萬。而擁有科研能力的數字化人才，無論是選擇自研產品還是選擇去大企業工作，不管是從未來發展還是從薪資待遇方面看，都優于選擇進入中小企業。

　　3. 3 政府支持不足

　　相比大企業，中小企業由于創新資金、創新人才缺乏等原因，在技術創新方面更需要政府的幫助。[4]2020 年暴發的疫情使得我國各部門紛紛推出促進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在此之前，我國政府設立了創新基金專門資助中小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但獲得創新基金資助的中小企業所占比例很低，創新基金的資助額度并不能實現我國中小企業快速發展的需求，且創新基金的管理和發放過于粗放，對不同地區、不同發展水平的中小企業缺乏精細化的分析。此外，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法仍然不健全，中小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強，企業內部也往往缺少專門的知識產權管理部門和相關制度，知識產權方面的人才也較為缺乏，中小企業的知識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大大增加了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