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一體化戰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

　　摘要：以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為準自然實驗，采用 2010—2018 年 30 個省級面板數據，運用 PSM—DID 模型研究京津冀一體化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及其政策效果作用機制。結果表明：①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呈逐漸上升趨勢，但整體仍處于較低水平且區域差異明顯。②京津冀一體化戰略顯著提高了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這一結論在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③政策效果機制檢驗表明京津冀一體化政策效果通過創新驅動和區域協調共享兩方面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作用，但政策實施卻抑制了經濟活力，原因是產業結構和基礎設施布局不合理。

　　本文源自韓雅清; 左孝凡; 李玉水; 丁杰， 資源開發與市場 發表時間：2021-07-21

　　關鍵詞：經濟高質量發展;區域一體化;京津冀;PSM—DID 模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我國 GDP總量從1978年的0.37萬億元增長至2019年99.08萬億元，年均增長率近10%，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中國奇跡”。但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擴大和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我國政府摒棄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開始重視經濟發展質量，經濟發展方式逐漸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十九大報告明確做出“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這意味著“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將成為我國今后較長一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指導思想，而高質量發展也將成為我國經濟建設的重要目標。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區域發展連結和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區域合作的范圍和領域不斷拓展，合作規模不斷增大，區域一體化已成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且有效途徑[1]。為激發新一輪經濟增長活力，國家在原有“一帶一路”倡議和“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基礎上，又陸續將長江三角洲和粵港澳大灣區作為重大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實踐基地，為未來我國經濟增長與效率提升提供重要引擎。京津冀地區是環渤海地區的核心經濟區，其政治、經濟中心區位有別于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參與東北亞區域合作的前沿陣地。2014年，中央提出京津冀一體化發展戰略，擬通過優勢互補、互利共贏走出一條持續協同發展路子，不斷提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理論上，區域一體化能夠通過人才、知識和技術等要素自由流動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及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等方式推動經濟發展[2]。然而，區域一體化過程不可避免地面臨一些問題，如產業重疊嚴重、競合關系不清、資源浪費等問題[3]，這些因素都不利于地區經濟發展，那么區域一體化戰略的實施究竟能否推動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通過何種路徑作用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對此問題的解答將有利于破解經濟發展障礙，促進區域高質量發展。鑒于此，本文將以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為準自然實驗，研究區域一體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及政策作用機制，以期為更好地實施一體化政策提供決策參考。

　　1 文獻回顧

　　關于區域一體化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相關問題，國內外學者已開展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果。區域一體化是兩個及兩個以上國家或地區經濟體進行雙邊或多邊經濟、政治、社會合作的過程[4]，通過消除貿易壁壘，實現生產要素自由流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而實現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國外，多數學者以歐盟、北美和東亞3個主要區域為研究對象探討區域一體化的經濟效應，主要涉及貿易創造與轉移效應[5,6]、經濟增長效應[7,8]、收入效應等[9]，但觀點上存在較大分歧。部分學者認為區域一體化帶來正向經濟效應，如 Henrekson、Torstensson J、Torstensson R研究證實了歐盟一體化為其成員國的經濟增長效應貢獻了巨大力量[10];Siriwardana通過研究美國和澳大利亞經濟一體化，認為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可以有效提升貿易創造效應[11];而部分學者則認為區域一體化對經濟效應具有消極作用 [12,13]，認為區域一體化不僅沒有促進經濟增長，反而加劇了區域間不平衡現象。

　　國內對區域一體化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則聚焦于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這五大經濟圈。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表明區域內部合作促進了資源優化配置，降低了市場運行成本，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較為顯著[14,15] ;同時，區域一體化通過產業分工、地區協同發展，促使區域邊界不斷外擴，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如劉乃全、吳友[16]通過研究長三角城市群擴容對原位城市和新進城市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區域擴容顯著促進經濟增長，且對新進城市經濟增長的影響大于原位城市。但也有學者認為區域一體化對周邊地區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有限，原因是自身經濟產出水平和現代交通體系構建的限制[17]。此外，部分學者關注到由于區域內部發展不平衡導致區域一體化的經濟增長效果也存在較大差異。如，李雪松、張雨迪、孫博文[18]基于長江經濟帶的實證研究，發現區域一體化戰略的實施對經濟增長效率的作用程度存在區域差異性，長江下游和中游的經濟增長效應更加明顯;從經濟發展程度視角看，區域一體化對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推動作用更明顯[19]。在經濟步入新常態后，國家更重視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少數學者開始將研究焦點轉向區域一體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如黃文、張羽瑤[20]通過構建雙重差分模型實證分析了區域一體化戰略的實施顯著提升了長江經濟帶內城市經濟高質量發水平。

　　綜上所述，關于區域一體化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雖已有豐富的學術積累，但在經濟步入新常態后，研究區域一體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文獻明顯不足，且已有文獻在以下方面仍存在不足：一是在研究區域一體化戰略對經濟發展影響時，僅采用單一指標作為經濟發展的代理變量，如GDP增長率或人均GDP，而未從綜合角度考慮經濟發展質量;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使用DID研究區域一體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簡單地將所有樣本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未考慮樣本選擇偏差問題。鑒于此，本文將從以上不足入手，選取京津冀地區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采用熵權法測算各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并采用PSM—DID模型，先對樣本進行傾向得分匹配，得到實驗組和對照組，再分析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

　　2 研究設計

　　2.1 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測算

　　本文擬采用熵權法對2010—2018年我國30個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高質量發展”突出強調經濟成效的質量和等級[21]。就其本質和內涵而言，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一種新的發展理念和新的發展方式，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的高度聚合。本文結合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在綜合梳理已有文獻的基礎上，借鑒李金昌、史龍梅與徐藹婷[22]，任保平與文豐安[23]，馬茹、羅暉與王宏偉[24]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從經濟活力、創新驅動、綠色發展、區域協調共享和社會穩定 5 個維度構建了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評價體系。

　　2.2 模型構建與變量說明

　　模型構建：為檢驗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對地區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本文采用科學評估政策效果的研究工具——雙重差分法(DID 法)進行評價。京津冀一體化戰略作為一項重要的國家經濟政策，為本文研究區域一體化如何影響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準自然實驗”。本文以京津冀戰略所在的地區(北京、天津、河北)作為實驗組，以京津冀以外的國內其他省份作為對照組，設置地區虛擬變量，根據京津冀一體化提出的時間，設置時間虛擬變量。本文將基準回歸模型設定為如下形式： highqualityit=α+β1policyit×timeit+∑βjXit+γt+μi+εit ……………………(1)

　　式中，highqualityit 為被解釋變量，表示第 i 個地區第 t 年的高質量發展水平;policyit 和 timeit 均為虛擬變量，policyit=1(實驗組)，表示處于京津冀地區，policyit=0(對照組)，表示不處于京津冀地區;timeit 表示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的實驗分期變量，timeit=1 表示實施京津冀一體化期間，timeit=0 表示實施京津冀一體化實施前;policyit×timeit 為實驗分組和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表示京津冀一體化政策凈效應;Xit 為控制變量，包括產業結構(indus)、對外開放程度(open)、創新水平(innov)、人力資本水平(human)、固定資產投資(fai)、政府規模(gov);γt和 μi 分別表示時間固定效應和各地區的個體固定效應;α、β1、βj為待估參數，其中 β1 為本文重點關注參數，若 β1 大于 0，說明實施京津冀一體化戰略有利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反之，則會抑制經濟高質量發展;為 εit 為隨機擾動項。

　　DID 方法雖然可以有效地控制地區間事前差異，將“政策前”和“政策后”的影響效果有效分離出來，但該方法的運用必須滿足樣本隨機性假設和共同趨勢假設，而京津冀戰略一體化實施顯然不是隨機選取，而是基于自然地理條件、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等的綜合考慮，并且各個地區的區位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各不相同，很可能無法滿足共同趨勢的假設。因此，簡單地將所有非京津冀地區作為京津冀地區的對照組，會出現樣本選擇偏差問題。鑒于此，本文借鑒 Hechman、Ichimura、Todd [25]提出的 PSM—DID 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法解決此問題。PSM—DID 的思路是在明確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前提下，假設地區 i 屬于實驗組，在對照組中找到地區 j，使得地區 i 和 j 的條件盡可能相似，即 Xi≈Xj，根據可忽略性假設，地區 i 和地區 j 進入實驗組的概率接近一致。PSM-DID 方法很好地處理了樣本不具備共同趨勢假定帶來的問題，本文采用最近鄰匹配與 Logit 回歸估計傾向得分，在得到匹配樣本的基礎上進一步運用基準模型進行估計，從而消除異質性問題，更加有效地評估京津冀一體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變量說明：①被解釋變量。地區高質量發展水平(highquality)是本文的被解釋變量，從經濟活力、創新驅動、綠色發展、協調共享和社會穩定 5 個方面綜合考察了各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數據來源于前文的測算結果。②關鍵解釋變量。交乘項 policy×time 為關鍵解釋變量，代表是否實施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其中，policy 為政策虛擬變量，表示實行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的樣本地區，屬于京津冀地區賦值為 1，否則為 0。Time 表示政策實施的時間虛擬變量，2014 年之后(包括 2014 年)，賦值為 1，2014 年以前賦值為 0。policy×time 的系數 β1 為本文重點關注的待估參數，表示雙重差分估計量，代表了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實施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凈政策效應。③控制變量?？紤]到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還會受到其他經濟因素的影響，本文引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參考已有文獻和我國實際情況，從以下幾方面選取控制變量：①產業結構。衡量產業結構有多種方式方法，本文參照王郁、趙一航[26] 的方法，采用第三產業產值占 GDP 比重表征。②對外開放度。對外開放程度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國際上一般選擇外貿依存度作為開放度的評估和衡量指標。③創新水平。大量的文獻研究表明，加大研發投入能夠提高區域創新水平，進而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因此本文采用 R&D 經費投入強度來衡量地區創新水平。④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是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能和體力等質量因素之和，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之一，本文借鑒黃文、張羽瑤[20]的方法，采用 R&D 人員投入強度來衡量。⑤投資水平。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之一，本文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占 GDP 比重衡量社會投資水平。⑥政府規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發揮著關鍵作用，政府支出與經濟發展具有密切關系，本文選取財政支出占 GDP 比重衡量地方政府規模。變量具體說明及計算見表 1。

　　2.3 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2010—2018年我國30個省份(因數據缺失原因，故研究范圍未包含西藏自治區、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的面板數據測算其高質量發展水平，數據來源于EPS數據庫，2011—2019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社會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以及各省相應年份的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對于個別數據缺失，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填補。

　　3 結果及分析

　　為了克服京津冀地區與其他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變動趨勢存在系統性差異，避免因樣本選擇存在偏誤而導致雙重差分估計的偏差，本文采用 PSM—DID 方法進行檢驗。首先，通過選取協變量作為篩選標準，控制實驗組和對照組樣本個體差異，篩選出與實驗組相似個體，降低因自選擇偏誤帶來的內生性問題而導致的政策效應估計偏差;其次，對匹配結果質量進行檢驗;最后，估計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效應，并進行穩健性檢驗。

　　3.1 傾向得分匹配結果

　　利用 30 個省份 2010—2018 年的面板數據，首先構建 Logit 模型，以高質量發展水平為結果變量，選取產業結構、對外開放、創新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固定資產投資和政府規模作為協變量，計算傾向得分值，采用卡尺內最近鄰匹配方法(nearest-neighbor matching within caliper)，選擇在卡尺 0.05 的范圍內進行傾向得分匹配，此方法既能夠保證匹配樣本不存在太遠的“近鄰”，又能保證匹配時樣本損失量降到最低，是較為常用的傾向得分匹配方法。經過匹配最終獲得 117 個樣本，為檢驗匹配結果質量，本文進行了平衡性假設檢驗，結果見表 2。根據表 2，匹配前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協變量均值差異較顯著，而匹配后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協變量均值偏差大幅度減低，t 統計量不再顯著，說明匹配后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控制變量不存在系統性差異。從模型擬合優度來看，Pseudo R2 顯著減小，LR chi2 統計量也不再顯著，說明經過匹配較好地平衡了實驗組和對照組控制變量的分布，綜上，樣本匹配結果具有可靠性。滿足了雙重差分樣本同質性假設前提，樣本將不會影響回歸結果，因此可以進一步進行實證檢驗。

　　3.2 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京津冀一體化作為一項重大國家戰略，通過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科學持續協同發展方式，對推進環渤海及京津冀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實施為本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準自然實驗。基于上述傾向得分匹配結果，將不匹配的樣本刪除，得到新的實驗組和對照組樣本數據。進一步采用 DID 方法對基準回歸模型(1)進行初步檢驗，為保證結果的準確和可靠，采用控制時間固定效應和地區固定效應，用以消除因不可觀測變量導致的遺漏變量問題，并加入控制變量，結果如表 3 所示。表 3 中列(1)和列(2)分別為未控制時間和地區固定效應的前提下，未加入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列(3)和列(4)分別為控制了時間和地區固定效應的前提下，未加入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梢园l現，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本文核心解釋變量 policy×time 回歸系數均為正，且均具有顯著性，說明京津冀一體化戰略(policy×time)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提升作用。在控制變量中(模型 4)，產業結構(indus)、對外開放(open)、創新水平(innov)、人力資本(human)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具有顯著影響。其中，產業結構顯著為負，說明產業結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并沒有起到促進作用，反而抑制了經濟高質量發展;對外開放水平顯著為正，說明加強對外合作有利于提高經濟高質量發展;創新水平顯著為正，說明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推動作用;人力資本顯著為正，說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有利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3.3 穩健性檢驗

　　由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京津冀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除了一體化政策的影響，其他的政策或者隨機因素都可能導致該地區經濟發展產生差異，而這種差異與一體化戰略的實施沒有直接關聯，進而導致本文結論不成立。為了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借鑒已有研究[28]，采用反事實檢驗法，即改變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實施的時間排除這些因素的影響。具體做法是假設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實施時間提前兩年或三年，若此時京津冀一體化戰略(policybefore2y、policybefore3y)估算結果顯著為正，則說明該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很可能是其他的政策或者隨機因素的影響，而不是實施了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反之，若估算結果不顯著則驗證了前文結論。表 4 中列(1)和列(2)表示假設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實施時間提前兩年的情況，列(3)和列(4)表示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實施時間提前三年的情況，檢驗結果均不顯著，因此可以從側面說明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的實施提升了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3.4 政策作用機制識別

　　前文檢驗了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的實施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推進作用，那么該政策是通過何種路徑發揮作用值得進一步探討。為此，本文將高質量發展 5 個維度作為被解釋變量衡量區域一體化戰略的作用機制。具體做法是，將前文經濟高質量發展 5 個維度依次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 DID 回歸估計，從而確定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對于每個維度的影響方式和程度，探究其內在的作用機制。

　　京津冀一體化戰略政策作用機制檢驗結果見表 5。policytime 變量即為反映京津冀一體化政策對各大經濟發展驅動要素的凈效應。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對創新驅動和區域協調共享水平均具有顯著提升作用，而對經濟活力、綠色發展和社會穩定 3 個維度均不顯著，對經濟活力還有抑制作用，但不顯著。以上結果表明，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的實施是通過創新驅動和區域協調共享兩個方面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影響，這些影響主要得益于京津冀一體化政策在產業轉移、科技創新等重大項目上的實施。

　　前文研究表明對外開放、創新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產業結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負面影響。根據表 7 結果描繪出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的作用機制路徑(圖 1)。從圖 1 可見，首先，京津冀一體化政策通過創新驅動和區域協調共享兩個因素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產生了顯著的提升作用。京津冀一體化政策實施促進了創新要素的深度融合，促進產品和技術的更新換代，提升了創新產出水平，進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驅動力[27]，京津兩地是全國科技創新資源最密集的地方，但京津冀地區創新能力存在梯度差異，一體化政策的實施有效推動優勢互補，釋放了創新潛能。其次，京津冀一體化通過區域協調共享水平實現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2014 年京津冀戰略實施以來，在交通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產業合作等方面已開展了 58 項合作，簽署了 7 項戰略協議，極大促進了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區域資源共享，同時還簽署了一系列人才合作協議，實行人才資質互認、開展高層次人才交流等，為區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鮮的血液，發揮人才溢出效應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實施雖然對經濟活力影響不顯著，但卻有一定的負向作用，反映了京津冀一體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經濟活力,結合前文檢驗結果，可能的原因是產業結構和基礎設施布局不合理。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4.1 結論

　　本文以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為準自然實驗，采用 2010—2018 年我國 30 個省級面板數據，首先運用 PSM—DID 模型研究了京津冀一體化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及其政策效果作用機制，并運用反事實檢驗法進行穩健性檢驗，然后以控制變量作為解釋變量，考察京津冀一體化政策效果作用機制.得出結論如下：①各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呈逐漸上升趨勢，但整體仍處于較低水平且區域差異明顯。②基于 PSM—DID 方法的實證結果表明，京津冀一體化戰略顯著提高了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這一結論在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③政策效果機制檢驗表明京津冀一體化政策效果通過創新驅動和區域協調共享兩方面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作用，但政策實施卻抑制了經濟活力，原因是產業結構布局不合理。

　　4.2 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結論，在京津冀一體化實施過程中，應充分發揮“政策紅利”，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①注重創新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驅動作用，發揮創新的空間溢出效應。首先，釋放政策紅利，加強科技創新交流平臺的建設，京津冀各地區政府應共同參與創新交流平臺的設計、建設，統籌規劃、建立統一制度，破除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的制度障礙，促進產學研三者的交流合作和高新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在區域內的自由流動，充分發揮創新的空間溢出效應，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其次，積極培育創新主體，包括高新技術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科技型創業企業等，加強企業申報業務培訓和政策宣傳力度，積極開展對在不同階段的科技企業的支持幫扶、資源對接、科技輔導等，激發創新企業活力。最后，完善創新服務體系，為京津冀科技創新發展提供服務保障。②進一步促進產業分工合作，明確地區功能定位，形成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產業格局。京津冀產業各有優勢，北京以高科技產業和高技術服務為主要優勢;天津在金融和交通運輸行業的比較優勢較為明顯，貨幣金融服務業、多式聯運和運輸代理業、水上運輸業等行業區位商高于 3.0，集聚程度較高;河北則以采礦業和制造業為主，但集聚態勢有所減緩。區域間應發揮各自產業優勢，合理分工，破除行政壁壘，提高產業分工合作水平和專業化水平，打造具有競爭力的區位主導產業，進而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③優化基礎設施布局，合理配置資源，發揮基礎設施對經濟拉動作用。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實施以來，京津冀地區在交通設施、公共服務等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總量呈突破性增長，但在基礎設施布局上欠缺合理性，在后期的政策實施過程中應更加注重資源的合理和優化配置，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布局的合理性，避免造成公共資源浪費。同時，也要優化基礎設施建設的軟環境，如政策執行法律制度、體制機制等，政策執行效果如何與體制機制存在密切聯系，在基礎建設過程中應讓市場發揮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激發市場活力，進而帶動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