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環境憲法”的產生

自從1962年卡遜發表著名的《寂靜的春天》以來，環境問題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中心議題，并在上世紀60年代底形成了聲勢浩大的環境保護運動。1971年在斯德哥爾摩展開的第一次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則代表著世界范圍內“環境保護時代”的來臨。憲法作為統攝一國法律體系的最高法，自然應對這一趨勢有所反應。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環境保護入憲”成為世界各國憲法發展的趨勢所在。具體而言，“環境保護入憲”有如下兩種模式:

1、在憲法中確認環境權。即在憲法中規定個人所享有的清潔、健康的環境的一般性權利，將其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如韓國憲法第35條規定:“全體國民均享有在健康、舒適環境中生活的權利”;西班牙憲法第45條規定:“所有人有權利享有適于人發展的環境，并有義務保護環境”。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國家的憲法不僅規定了公民的環境權，同時還明確規定了公民對環境信息的知情權和相應的司法救濟權利，使憲法環境權成為一個完整的“權利束”。這方面的代表國家是俄羅斯。1993年頒布的《俄羅斯聯邦憲法》第36條規定:“每個人都有享受良好環境、被通報關于環境狀況的可靠信息的權利，都有要求賠償因生態破壞所導致的公民健康損害和財產損失的權利。”如此，公民不僅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同時還享有獲得關于環境狀況的可靠信息的權利(環境知情權)，和請求賠償因生態破壞所導致的公民健康損害和財產損失的權利(司法救濟權)，從而為公民環境權提供了全方位的法律保障。

2、將環境保護作為國家的政策目標與行為義務，即通過“環境基本國策”的形式確立環境保護目標，并作為“國家發展的指針”。在憲法中將環境保護作為基本國策較為典型的國家有德國、印度。在1976年《印度憲法》第四篇“國家政策的指導原則”中，第48－A條規定:“國家應盡力保護和改善環境，保護國家森林和野生生物。”德國1992年修改《基本法》，加入第20a條:“國家在合憲秩序的范圍內，透過立法，并依據法律與法透過行政與司法，保護自然的生命基礎并同時向未來的世代負責。”在“環境保護入憲”國家的具體數字上，目前較有影響的是魏伊絲教授的統計:共有41個國家或地區的憲法規定了個人所享有的清潔、健康的環境的一般性權利，有62個國家或地區在憲法中規定把保護和改善環境作為國家的目標或義務。［1］必須指出的是，魏伊絲教授的統計存在一定的缺漏。根據筆者的統計，目前共有61個國家在憲法中確認了環境權，有105個國家的憲法明確將環境保護作為國家目標或義務。其中，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保加利亞、南非、韓國、葡萄牙等41個國家憲法中既確認了環境權，也規定了環境保護的國家目標或義務。

二、生態危機與憲法變革

隨著人類活動對自然界影響的不斷加深，環境問題日益顯現出全球化、整體化的特點，并演變為生態危機，如生物多樣性減少、臭氧層破壞、全球變暖等。生態危機作為環境問題累計、進化的產物，體現了人與自然矛盾的激化，對人類文明造成了嚴重的挑戰。美國著名生態學家愛德華就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即為“第三次世界大戰”。［2］受其影響，對法律生態化問題展開相關的研究，已成為目前法學界普遍的現象。憲法作為法律體系的基礎，自然應做出相應的調整，將生態保護納入憲法秩序的范圍內，實現憲法的生態化。在此，就出現了如何理解前述“環境保護入憲”和憲法生態化相互關系的問題，或者說，已有的“環境憲法”是否足以應對生態危機的需要?有學者認為，憲法生態化有兩種基本方式，一是通過環境基本國策，二是通過環境基本人權。［3］筆者認為，表面上看，兩者的確存在相當的關聯;但實際上，不能簡單的將“環境保護入憲”完全等同于憲法生態化:

1、從國際法層面看，以傳統“環境人權”(environ-mentalhumanrights)為基礎的“環境保護入憲”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人類中心主義的范疇內，和現代國際環境條約中確認“自然內在價值”的生態化趨勢不相一致。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生態危機的逐步出現，生態系統與物種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性日益被國際社會所認識，國際環境立法即從傳統上以人類利益為中心逐步接受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理念，確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在1982年通過的《世界自然憲章》序言中，即指出:“生命的每種形式都是獨特的，不管它對人類的價值如何，都應當收受到尊重。”該憲章用“自然”代替了傳統上所習慣適用的“環境”概念，其主要目的是要體現自然獨立與人類而存在，超越了傳統的人類利益中心主義而體現出一定的“非人類利益中心主義”(non－anthropocentric)。［4］1992年通過的《生物多樣性公約》則進一步確認了生物多樣性價值的獨立性，表現出國際環境立法生態化的發展趨勢。反觀各國憲法對于環境權的規定，多表述為公民擁有健康(healthy)、清潔(clean)、良好(favorable)的環境，并未涉及對非人類存在物價值的確認，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傳統憲法權利“人類中心主義”的本質。換言之，所謂的“環境人權”仍然是傳統人類利益中心思想產物。盡管各國憲法中環境保護國策也涉及到生命物種的保護，但這種保護都是基于傳統法律人類利益中心主義的基礎之上，將其他生命物種作為人類的財產權來對待，而沒有體現前述國際環境立法生態主義的法理基礎和承認其他生命物種價值的法律價值取向。［5］因此，從價值理念上看，傳統“環境保護入憲”的兩種模式都未能很好的擺脫“人類中心主義”價值理念的束縛，和國際環境立法生態化的趨勢不符。

2、從國內法層面看，單純的“環境保護入憲”無法體現環境法從“第一代”轉變為“第二代”的發展趨勢。環境法是應對環境生態問題應運而生的法律，隨著環境問題日益轉變為生態危機，其也經歷了從“第一代環境法”到“第二代環境法”的轉變。第一代環境法主要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發展，根據學者的歸納，其主要注重的是污染防治，而第二代環境法的指導思想是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在許多方面都通過現今的生態保護理念進行指導，如根據《地球憲章》所提出的“所有生命形式都有生存和存在的權利”，以“生態系統”模式取代傳統的“圍欄公園”模式，體現了生態化的發展趨勢。［6］顯然，同國際環境立法生態化的趨勢相一致，國內環境法的發展也面臨著克服人類利益中心、加強生態保護的課題。從前文的歸納中可以看出，“環境保護入憲”僅僅是第一代環境法的較高級階段，尚未體現出第二代環境法的內在要求，和法律生態化的要求尚有一段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