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隨著人類文明的進程，宗教文化研究形成了具有廣泛意義上的互動與發展趨勢。在立足本民族宗教文化基礎之上，深入發掘本土人文傳統，倡導并加強族群之間的關系互動，與不同宗教進行理性對話，力求突破宗派對立的窠臼，重估本土宗教理論資源的豐富性、多樣性和獨特性認識的同時，不拘宥于宗派分別之見，利用多宗教互動，擴展視野，突破自派束縛，以發展和變化的動態眼光審視具有包容、互利、共榮的宗教理念，不僅成為宗教研究者的愿境，而且也成為當下一種文化的大趨勢。眾所周知，藏傳佛教作為世界佛教的三大體系之一，自公元七世紀從印度傳入吐蕃以來，在長達一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立足青藏高原特殊的人文地理環境，形成了全面接受佛陀三乘教義、顯密結合、聞思修并重，教派傳承不斷的具有廣泛思想文化內涵和鮮明地域與民族特色的信仰體系。千百年來，藏傳佛教作為藏民族文化的主體與核心，維護了藏區生態環境與資源的多樣性與平衡性，豐富了藏族文化的內容與形式，深刻地影響了藏民族的思想道德觀念，尤其是作為藏族文化中的核心精神———藏傳佛教哲學思想，就沉淀在藏傳佛教不同教派各具特色的教義傳承與修持之中。藏傳佛教的寧瑪、薩迦、噶當、噶舉、格魯等教派，依各自的教乘信仰和不同經典傳承，從各自的教義研究出發，在修行次第過程中形成了終極目標一致，途徑多樣的“多元一體”格局。這不僅極大地豐富了藏傳佛教文化的思想內涵與表現形式，而且各教派在長期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和求同存異的發展中，對構建藏傳佛教與文化的多樣性形成了有力的思想保障與話語資源，從而也成為中國佛教內部多源性與多樣性的構成特征之一。

一、“利美運動”與藏傳佛教各派之間的互動

“利美”一詞，是藏語“無偏向、無偏見”的意思，多見于闡述宗派觀點的著述中。“利美”，《東噶藏學大辭典》中認為:藏區有寧瑪、薩迦、噶舉、格魯等諸多藏傳佛教教派，各派不以自派主張為據，在不誹謗不歧視其他教派的基礎上，各持己見，清凈守持見修，稱之為“利美”。“利美”作為一種思想文化運動，始于19世紀的康區，并以德格為中心形成副射全藏區的一場藏傳佛教復興運動。代表人物是寧瑪派高僧降央欽哲旺波(1820－1892)、噶舉派貢珠•云丹嘉措(1813－1892)等人。其總旨在于沖破各教派的門戶之見，倡導兼容吸納各派之長，摒棄宗派偏見與諍論，主張求同存異，共謀藏傳佛教的長期發展。這一運動不僅在康區贏得了許多高僧大德的擁護，而且也沖破教派藩籬，得到其他教派的積極響應，不僅對藏傳佛教自身的發展起到了主要的調和作用，而且作為一種佛教內部的思想文化運動，對重新認識本土宗教與文化的思想價值，拓寬不同宗教以及宗教內部的對話路徑，打破宗派“先入為主”的思維制約，尋求宗教的普世價值具有根本性的范式革命。縱觀藏族宗教文化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追溯“利美運動”思想的起源與發展軌跡。公元七世紀時的吐蕃王朝，不僅是藏傳佛教初傳、中興和中斷的階段，也是“宗教無偏見”的肇始之際。當時，佛教作為一種新思想、新宗教和新文化傳入藏地時，首先遭遇到吐蕃的本土宗教———苯波教的抵制與對抗。佛苯之爭在歷史上，或針鋒相對、或彼消此長，經過多次的思想交鋒后，最終相互調和，形成“佛笨互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P.113)的新局面。公元8世紀末藏族大譯師比盧遮那對佛苯兩家的哲學思想與宗教儀軌進行了細致的比對與分析，他的這種對本土宗教和佛教重估與重新闡釋的方法與過程，可以說是“利美”思想在宗教對話與吸納兼容中的最初嘗試。避免宗教沖突與文化災難，防止極端訴求，也一直以來，成為藏傳佛教精英階層高度重視的一個現實話題。藏族歷史上多次的佛苯之爭，使法難頻生，王朝中斷，造成多起大的人文災難。史書《賢者喜宴》記載吐蕃大臣瑪尚仲巴杰“規定小法律，誰奉佛法，將其放逐邊地，國王壽短，乃行佛法之故……此生之災，苯教才能消除”［2］(P.325)，“使大昭寺作為屠宰場”［3］(P.109)等記載來看，你死我活的佛苯之爭，促使學者必須通過從宗教本身去尋找對話的平臺。大譯師比盧遮那的比較方法與重新闡釋主張，在當下看來，尤如一支文化的“潤化劑”，既匡正了當時苯教當權者的自大和先入為主的思想偏頗，同時也彰顯了佛教包容兼顧的柔性智慧，使其憑借教義的深邃和理論的精密得以長驅直入。可以說，這種以和諧共生共長，以不同相輔相成的文化理念，始終成為“利美”思想在各個發展時期堅守的根本精神。

“利美運動”思想的第二個發展時期，出現于藏傳佛教在公元10世紀后形成的“后弘期”時期，與吐蕃時期的“前弘期”相比，當時，佛教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得以不斷成熟，藏傳佛教在各地方勢力的大力推崇之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名僧譯師層出不窮，佛經翻譯、法典修訂、著書立說尉然成風，并形成了寧瑪、噶當、薩迦、噶舉等派別。各大教派百花齊放，各抒己見。各派高僧大德，書檄往來，百家爭鳴。并在教義與教理的互礪互淬中安立各自的見修，形成了各派梳理佛典、尊重傳統、保護并固守傳承的宗派之見。這一階段尤如中原歷史上的諸子百家時代。各大教派對不同教義的多元思維與互補選擇，成就了藏族文化在公元11世紀后的一次精英智能匯聚的時代。這一時期，各教派相互尊重、友好相處，藏傳佛教也跟隨著時代的變遷，進行著入世的精神指導。公元13世紀，是藏傳佛教薩迦派政權執政時期，薩迦派領袖人物貢噶堅贊，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不僅使西藏和平歸順，而且把藏傳佛教帶出雪域高原，搭建了蒙藏之間的文化之橋，蒙藏文化最初雖然以戰爭拉開了帷幕，最后卻以佛教文化的大交流而謝幕。薩班貢噶堅贊博通佛學，精專五明，作為藏區第一個獲得“班志達”(大學者)稱號的大德，他在宗教觀點上吸各派之長，認同不同觀點，他在補充、加注、兼容各派思想，綜合各宗理論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了薩迦派主要的法門———道果法中的“五蘊學說”的理論內涵。元帝師八思巴是掌管總制院實權在握的人，他秉承薩班的學術思想與文化態度，以自己廣博的學識和豐富的政治經驗，贏得了元朝統治者和藏地各大教派的尊重。當時，忽必烈為表示自己對薩迦派的尊祟，欲下令在吐蕃只準修習薩迦教法，八思巴以寬闊的胸懷和顧全大局的膽識，向忽必烈介紹藏地宗派的格局，建議忽必烈對藏傳佛教各派給予平等發展的機遇，他以掌上五指比喻為藏傳佛教的五大宗派，言五指成拳，缺一不可。最后，在元朝統治者的尊重與禮讓之下，各教派不僅得以完整保留，而且，也在不斷的交流中，逐漸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尤其是最具藏傳佛教特色之一的密宗，就是在各大教派共同修持中，得到了更多的實修與承傳，才形成了寧瑪派的大圓滿觀修、噶舉派的那若六法與大手印、薩迦派的道果法和格魯派的生圓二次第等各派獨有的法門，匯聚成藏傳佛教獨有的金剛密乘。如果缺乏對佛法終極目標一致的共認，缺乏修持中“一切教乘并行不悖，一切佛言均屬教誨［4］(P.89)”的智慧洞見，缺乏不同教派對三乘四續顯密佛法都是應機教化的方便法門的認同感，就很難確立教派無偏見的“利美”思想。因此，在藏傳佛教文化史上，元帝師八思巴堪稱是“利美”思想的首倡者和踐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