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群經之首的《周易》，是形成中國文化特色的元典之一，對包括文學在內的中國社會文化生活各方面產生了深刻影響。近年來研究易學與文學關系的成果非常豐富，同時出現(xiàn)了梳理、反思這些成果的綜述若干篇，如張善文的《〈周易〉與文學的關系研究綜述》［1］144－157和黃黎星的《觀其會通、探其精微———關于〈易〉學與文學關系研究的思考》［2］等。在易學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中存在兩種范式，即自上而下的理論研究與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

首先，二者研究對象不同。前者是選擇重大文學理論問題的宏觀研究，后者則是圍繞作家的作品、批評及文學思想而展開微觀的個案研究。其次，理論基礎不同。前者的理論基礎是《周易》本身，后者的理論基礎則是作家闡釋易學的相關著作。第三，研究方法不同。前者是追根溯源的，是從《周易》出發(fā)，尋找其對于文學影響的痕跡;后者則是將作家本人的易學著作與其文學著作看成一種平行類比的關系，分析二者之間一致的趨勢以及相互關系。

一、自上而下的理論研究易學對于文學理論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入的，其中文道觀、言象意、陰陽辯證、通變、美學思想等是易學與文學關系研究中的焦點問題。

(一)文道觀

《周易》在六經中最具形上性，在宗經的文學觀之下，討論文學的形上之道，自然很難離開《周易》。《文心雕龍•原道》受到《周易》非常大的影響。祖保泉的《〈文心雕龍•原道〉臆札》認為，劉勰在《周易》的基礎上建立了文道觀，他的道是儒家的，《原道》從理論體系的建立到語詞運用，都受到《周易》的影響。［3］王運熙的《〈文心雕龍•原道〉的思想傾向》、王小盾的《〈文心雕龍〉和〈周易〉的關系》都認為《原道》的“道”和《周易》的“道”主要用法相同。［4－5］李奇云的《影響范式研究:〈周易〉與〈文心雕龍〉》運用統(tǒng)計方法定量測定《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周易》對《文心雕龍》影響最大的在《原道》篇。”［6］《周易》如何具體影響《原道篇》，周勛初的《〈易〉學中的兩大流派對〈文心雕龍〉的不同影響》認為《原道篇》的道，與《易》中的道涵義相同，是指事物的本質和規(guī)律。［7］

范文瀾先生認為劉勰是經學古文學派，周勛初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劉勰受到漢易與王弼易學的雙重影響，其“文”、“道”關系論也受到易學兩大流派的影響。黃高憲的《〈周易〉對〈文心雕龍〉“原道”論的影響》則認為:《原道》與《周易》的“道”相同之處在于:《易傳》的解易理論對“原道”的影響，包括《易傳》的“觀物取象”說、“八卦生成”說、“三才”說、“乾坤，《易》之門戶”說等。［8］王少良的《〈易傳〉及魏晉玄學的文藝本原論》認為除了《文心雕龍》之外，《易傳》還對其他的文學本源論產生影響，他認為古代文論中的文道觀是在《易傳》及魏晉玄學的啟發(fā)下而獲得的周密闡述。［9］黃黎星在《易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藝觀》一書中認為《周易》之道是文學起源論與本質觀的最重要的思維原點，［10］他還在《〈周易〉對歐陽修文學觀念的影響》、《劉熙載〈藝概〉中的援〈易〉立說》二文中對歐陽修、劉熙載的文道觀從易學的角度做了解讀，［11－12］他認為歐陽修“重道以充文”的思想來源于《大畜》卦。［11］范中勝的《〈周易〉與歐陽修的文道觀》則在黃黎星文章的基礎上，更全面地討論了歐陽修文道觀的思想來源，認為《乾•文言》的“修辭立其誠”，《大畜》卦的“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賁卦》的文質關系論是歐陽修文道觀的思想來源。［13］

(二)言、象、意

《周易》言、象、意的思想經過王弼《周易略例》的進一步闡釋，對意象理論、典型理論等產生了很大影響。

1．意象

易象與意象本自相通，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下》說:“《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為表里。”胡雪崗在《試論“意象”》中說:“‘意象’這一概念最早出現(xiàn)于殷周之際的《周易》中。”［14］朱良志的《象———中國藝術論的基元》則認為中國古代藝術表達的途徑是用語言來創(chuàng)造象，而這種重“象”與“易象傳統(tǒng)”有很大關系。［15］王振復也說:“中華意象美學智慧的源頭在《周易》。”［16］168易象如何影響意象?敏澤的《中國古典意象論》認為《周易•系辭》的意思就是:言、意所不能完全表達的，可由“象”來表達，就是說，“象”比“言”、“意”更具有表現(xiàn)力。［17］《周易》提出的言、象、意的關系有兩個影響:一是由小見大，由具體表現(xiàn)一般的原則;二是“象”所具有的象征性特征，使得易象通于詩的比興。黨圣元在《談“易象”》、《象•實象•假象》等文中認為:《周易》的“易象”及“取象”說、“言”“意”關系說對文學形象理論產生影響，他認為易象有“形象”與“象征”兩個特點。他說:“當我們把易象的這些特點與詩歌的‘比興’……加以對比，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達到了驚人的一致。”我國古代形象理論“溯其源頭，實始于‘易象’及《易傳》之‘取象’。”［18－19］吳廷玉在《易象與意象》中探討了從易象到意象的三個階段:(1)由《系辭》發(fā)端，后以王弼為代表的魏晉玄學所討論的象、言、意的關系，為審美意象說的建立奠定哲學基礎。(2)《系辭》“稱名也小，取類也大”的創(chuàng)作經驗總結，以及司馬遷溝通《詩》、《騷》與《易》的批評實踐，揭示出意象營構的規(guī)律與模式。(3)王充、劉勰對易象之象所做的語義轉換，“意象”這一古典美學的核心范疇便最終生成。［20］賀天忠在《“意象”說:中國古代第一個系統(tǒng)的詩學理論》中認為意象說的理論經歷兩次大的理論建構和三次自身的理論提升。其中《周易》“立象以盡意”和“觀物取象”說，構成了意象說的理論基礎，王弼的言、象、意理論，進一步豐富了意象說的理論基礎。［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