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晨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

以令狐德?薄⒗畎僖?⑽赫韉熱宋??淼奶瞥跏芳業(yè)奈難?枷脛饕?逑衷諂淥?薨聳肺難Т?蛭腦反?械男頡⒙奐霸抻鋝糠鄭?按?д叨源艘延猩釗胙芯浚蝗歡?莨矍按?д叩難芯砍曬?杉??潿蘊瞥躚д呶難?枷氳難芯恐饕?嘀賾詿誘廡┝閔⒌穆酆馱抻鎦泄檳傘⒆芙崞湮難?枷脛饕???男┠諶菁捌?ldquo;合南北文學之長”的主張，很少有學者從整體上關注其文學思想中所體現(xiàn)出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這種開放性和包容性不僅是在前人思想基礎上的超越和突破，同時也為唐代文學的未來規(guī)劃了“合南北文學之長”的宏偉藍圖，為整個有唐一代文學的繁榮與發(fā)展做出了積極準備。現(xiàn)將個人觀點羅列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論及文學功能時的開放與包容———政治教化與抒情審美并重

在論及文學的功能問題時，歷來存在著兩種傾向———一種觀點以先秦及兩漢傳統(tǒng)儒家文學思想為代表。這種觀點認為文學的主要功能在于對百姓的政治教化。從先秦孔子“興觀群怨”的詩教主張到《詩大序》“經天地，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易風俗”之觀念，無不是基于文學對百姓的政治教化作用而來。另一種觀點則充分注意到文學自身的審美特點，將文學與政治分開討論。從曹丕《典論•論文》以文章為“不朽之盛事”到陸機《文賦》之“詩緣情而綺靡”，以及鐘嶸《詩品》中提出的“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均是從文章自身所具有的審美特點和藝術特點出發(fā)而論。唐初史家們在論及文學功能這一命題時，首先強調的亦是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如《隋書•文學傳序》云：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達情志于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范，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１］２５。又如《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云：兩儀定位，日月?lián)P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慕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范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于千古；經邦緯俗，藏用于百代。至矣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１］１５。

又如《晉書•文苑傳序》云：移風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２］２３６９！由以上所引材料可見，唐初史臣在論及文學功能的問題時，首先強調的仍然是文學的政教作用。這與傳統(tǒng)儒家文論中所強調的“經天地，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易風俗”是完全一致的。筆者認為，唐初史家對文學政治教化功能的再次強調雖系因襲前人舊說，并無新意；然考察六朝以降的各家的文學理論主張及創(chuàng)作實踐可見，六朝的文學思想在“緣情”一路上走得過偏，將文學的娛樂功能發(fā)揮到了極致———這種現(xiàn)象反映在文學理論上以梁元帝之“文章且須放蕩”為代表，而反映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則是梁、陳時期宮體詩的風靡一時。因此，唐初史臣面對前朝出現(xiàn)的這一情況來強調文學政教功能的重要性，可以視為對這一現(xiàn)象的糾偏和對前朝文學理論、文學現(xiàn)象的反思。恰如王運熙、顧易生二位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中指出的那樣，這種對文學政教功能的強調和突出“反映了新建立的大一統(tǒng)封建王朝為自己的統(tǒng)治服務的迫切要求”［３］２５。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前代文學思想家、批評家們的主張，唐初史臣在對待如何糾正六朝文學過于注重“緣情”以致走向“縱情”、“濫情”之偏頗時顯示出了頗為包容和開放的一面———他們既未像隋代的李諤那樣斥責“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蟲之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勛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將“緣情”二字完全視為歪風，又未如王通那樣，認為詩歌的功用在于教化和借以了解興衰得失，將聲律等藝術技巧方面的東西視為末流［４］３３，而是在強調文學政教功能的同時并未忽視其特有的抒情性、審美性的一面，他們充分肯定文學具有暢達情志、風謠歌頌的特點。如令狐德?痹凇噸蓯?bull;王褒庾信傳論》中所言：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２］１７。

又如《南史•文學傳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游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５］１７６２。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即稱文學為“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而由以上所引材料可見，唐初史學家們顯然繼承了南朝文論家以性情為文學之本的觀點，承認文章是“本乎性情”之作。不僅如此，唐初史家對文學緣情體物之功能的認識亦表現(xiàn)在其對“發(fā)憤著書”之說的認可上，如魏征在《隋書•文學傳序》中所言：或離讒放逐之臣，途窮后門之士，道?軻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風聲于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２］２５。由此可見，唐初史臣對這種有違“溫柔敦厚”之旨的“志郁抑而不申”是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的。這樣的文學思想亦可視作對傳統(tǒng)儒家“發(fā)乎情，止乎禮義”之說的突破。綜合以上論述可見，唐初史臣在論及文學的功能問題時，既強調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又突出其應有的藝術特征，既肯定文學是“本乎性情”的產物，又并未如六朝文論家那樣，將文學的娛樂功能強調到極致，表現(xiàn)出一種比較包容、折中的態(tài)度。

二、評價前代作家作品時的開放和包容———肯定文學成就與否定淫靡文風并重

在如何對待前代作家作品的問題上，唐初史家們同樣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張少康先生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中指出，以魏征為代表的唐初史家在論述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過程時“對被王勃視為淫靡文風之源的屈原和宋玉以及極大地發(fā)展了‘淫風’的枚乘和司馬相如等，都給了很高的評價”［６］２６８。不僅如此，在如何評價兩晉及六朝文學的問題上，唐初史家們亦表現(xiàn)出比較公允的態(tài)度———即在充分肯定前朝文學成就的基礎上批判淫靡之文風。如《晉書•文學傳序》云：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并綜采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跡，陳諸別傳。至于吉甫、太沖，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林薈川沖，埒美前修，垂裕來葉［２］２３６９。又如《梁書•文學傳論》中對梁武帝蕭衍雅好文學的充分肯定：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qū)宇，旁求儒雅，詔采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P，并以文采妙絕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