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的背景和主要內容
1、教育改革的主要內容
洋務運動時期的教育改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興辦新式學堂，二是派遣留學生。
（1）興辦新式學堂
洋務派興辦的新式學堂共分三類:外語學堂、軍事學堂、技術學堂。鴉片戰爭使中外交流日益廣泛，然由于語言文字轉換受阻，翻譯人才缺乏，清政府在外事活動中屢受損失。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急需開辦外語學堂來培養翻譯人員和辦理外交事務的人員。1862年，近代中國第一所外語學校(最早的新式學堂)京師同文館成立。除京師同文館外，上海、廣州、新疆、琿春、湖北等地也設同文館專門學習外國語言文字。 洋務派在近代軍事工業發展過程中意識到創辦近代軍事學堂勢在必行。1866年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同時籌辦福州船政學堂，以培養船政專門人才。1874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設立操炮學堂。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北洋水師學堂。后又有天津武備學堂、廣東水師學堂、南京水師學堂、南京陸軍學堂、廣東黃埔魚雷學堂、奉天旅順口魚雷學堂、江南陸師學堂等一大批軍事學堂設立。技術學堂是專門培養各種技術人才的學校。隨著開辦廠礦的需要，洋務派逐漸意識到技術人才的缺乏，因此創辦新式的技術學校成了當務之急。當時興辦的學校主要有:福州船政學堂、上海機器學堂、天津電報學堂、上海電報學堂、湖北礦務局附設礦業學堂、天津醫學堂、山海關鐵路學堂。
（2）派遣留學生
這是洋務派為培養新型人才而進行的重要實踐，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洋務派認識到僅靠自己培養的人才不足以勝任日益壯大的洋務事業，而且在質量上也無法保證，于是，幾經周折，終于在1870年清廷批準了向外派遣留學生的計劃，這一時期的留學生主要分為留美和留歐學生。1871年9月，曾國藩、李鴻章奏請選派幼童赴美學習，并擬定《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章程》12款，獲清政府批準。從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出30名幼童赴美國學習，4年共派遣120名，學習期限15年。1872至1875年，共四批幼童前往美國。這些留美學生先入美國中學學習基礎知識，俟學識明通、量才入軍政、船政兩院學習。學習的科目主要有軍政、船政、步操、制造等。完成了派遣第一批留美學生之后，又派遣了六批留歐學生，1876年，李鴻章派卞長勝等7名淮軍青年軍官到德國留學，是為中國最早的陸軍留歐學生。1881年李鴻章從北洋水師學堂和福州船政局選取54名學生赴歐留學。1877年，沈葆楨從福建船政學堂選取30人前往英國、法國留學。
二、教育改革的積極作用
1、培養了實用人才
首先，新式學堂的創辦為當時培養了大批急需的人才。外語學堂培養了近代的外交翻譯人才，使得清政府有了自己的外交人才，從此不必再依賴那些所謂的“中國通”。還有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等外語學堂培養出一大批譯書人才。目前已知京師同文館曾翻譯的西書有36種，以內容分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15種、社會科學12種、語文5種、史地4種。軍事學堂培養出一批近代的軍事將領。技術學堂給當時的輪船制造、船海、電訊、醫學、礦務等領域培養了大批的專門人才。其次，通過派遣留學生也給當時培養了一批實業人才、海軍人才和外交大臣以及文教人才。留學教育除注重軍政知識的學習外，同時也十分注重諸如機械、造船、采礦、郵電、農業、步算、醫學等實科知識的習授。如詹天佑在不依靠洋人的情況下設計并建造了著名的京張鐵路;鄺國華留美回國以后，成為了江南造船廠廠長;還有二度出洋的林增泰和劉步蟾分別任北洋艦隊最大的船只———“鎮遠”號與“定遠”號重巡洋艦的管帶，均為總兵銜。回國的留學生還有不少人成為了學校校長、教師和外交官，如康國安是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蔡紹基是國立北洋大學校長、唐紹儀曾任民國第一任總理、梁敦彥曾任外交總長。
2、變革了教育體制
眾所周知，傳統的封建教育是以仁、義、忠、孝等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以科舉制度為網羅人才的主要途徑。這種制度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思想禁錮、眼界狹小，只是一味地謀官職，對國計民生與人情風俗很少知曉，對自然科學知識更是不屑一顧。洋務教育的目標是為了培養實用的人才，教學內容上更多的關注的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學習，無論是新式學堂中還是所派遣的留學生都以外語、近代科學知識等西學課程為主，新式學堂開設“天文、地理、算學、電學、地質學、航海學”等眾多學科的課程，如專門培養翻譯人才的同文館不僅學習外語和翻譯，輸入的新課程還有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等自然科學。1869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上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后，按照美國的學校教育模式進行改革，對教學內容也進行了重新規劃，擬定了八年制和五年制的課程表。再如對于派遣留學出國的學生，李鴻章認為“此率為造就人才，渡圖百強之至計，關系甚大”。所以建議以“軍政、船政、步算、制造諸學”作為留學的主要內容。在教學方式上新式教育也大大不同于舊式教育，在洋務派創辦的學堂中，多數采用的是班級授課制，并且還采用了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如福州船政學堂“半日在堂研習功課，半日赴場習制船械”。北洋武備學堂的學生在學完理論后，也要實地演習炮臺營壘新法。在考核制度上新式學堂也打破了以往的唯八股取士，制定了嚴格的考核方式，保證了教學質量。對舊教育體制的沖擊還體現在對留學生的派遣上，古代中國文明遙遙領先，從來都是周邊國家派遣留學人員到中國學習文化知識和政治制度，中國留學外國是少之又少，而這一時期向外派遣留學生的做法，促進了近代教育的開放與發展。
3、開化了社會風氣
洋務派在派遣留學生和創辦新式學堂的同時，還設立翻譯機構，大量編譯西洋書籍。如京師同文館就譯有中國第一部國際法中譯本《萬國公約》、第一部外交學中譯本《星軺指掌》和第一部經濟學中譯本《富國策》。晚清最著名、譯本最多的翻譯館應是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據統計、從1867年至1880年就譯印了西方各種書籍98種、232本，未刊的還有45種、142本，所譯的這些書籍中不僅包括介紹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方面的書籍，如《西藝知新》、《行軍測繪》、《水雷秘要》等。此外還包括大量基礎性科普書目，如《植物學》、《重學》、《地學淺釋》等。“自象緯、輿圖、歷算、測量、光學、化學、電學、醫學、兵法、礦務、制器煉金類皆有用之實，有裨于人、有意于世，富國強兵即基于此。”到了90年代，不僅翻譯西書，而且對報刊的發行也未然形成一種社會風氣。“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境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雖然中國最早的報刊是由外國人創辦的，但在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報刊得到了顯著發展。1872年，在廣州創辦了《羊城采新實錄》、1876年在上海創辦的《新報》等，可以這樣說，是洋務派帶來了近代報刊的出現。這些譯書的大量發行和報刊的出現，豐富了社會信息的傳播工具，促進了近代中國社會的進步。這些書報尤其對青年人的思想影響很大，以至后來的維新派人士都把辦報作為宣傳其政治主張的工具。洋務派的這些教育改革還影響了當時人們的價值觀。在封建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基本上都遵循的是孔孟中庸之道，“重德輕技，德成而上，藝成于下”。人們讀書的目的只是為了做官，“學而優則仕”是其永生追求的目標。視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為“雕蟲小技”、“奇技淫巧”。而到了19世紀70年代末，人們的思想觀念已隨時局的發展有了新的變化，“今則幾于人人皆知洋務矣，凡屬洋務人員例可獲優缺，擢高官，而每為上流所器重，側席咨求;其在通遼中亦以識洋務為榮，囂囂然自鳴得意，于是鉆營奔競，幾以洋務為終身捷徑。其能識英國語言文字者，俯視一切，無不自命為治國之能員，救時之良相，一若中國事事無足當意者;而附聲吠影者流從而噓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務中而得躬逢其盛也”。由此可見，隨著洋務教育事業的開展，使人們對仕途晉升的看法已有了明顯的變化。再次，洋務時期留學教育的開展也開了近代留學的先河。當時的人們把出洋留學者視為異類，清朝統治者也力主“朝廷必用科甲正途者”。但是在洋務派派遣幾批留學生后，清政府又陸續派出幾批留學生，從此，一批批留學生出國學習，不僅是學習“器數工藝”，更為重要的是涉略到了西方的“政教義理”，直至20世紀初還掀起了中國留學生運動的高潮。
三、教育改革的局限性
1、階級局限
首先，從階級地位來說，洋務運動時期教育改革的倡導者洋務派屬于地主階級，他們仍然是心存廟堂、忠于朝廷的臣仆，仍把“正學”和“道統”視為萬世不變的圭臬。教育改革培養洋務人才最終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從本質上來看洋務派的教育改革仍具有封建性。其次，從洋務教育的內容上說起，在洋務派所辦的各類學堂中，仍將“四書五經”和《孝經》《圣諭廣訓》作為不可或缺的課程。“漢文經學，始終不已。”在上海廣方言館中“兼聘內地品學兼優之舉貢生員，課以經史文義。”每逢節日，即使是派遣出國的留學生，監督都要向學生主講《圣諭廣訓》。再次，就是洋務派內部不協調，時常會出現分歧，這樣使得原本就不強的革新力量大大削弱，分散了革新的力量。例如洋務派著名人物張之洞時任兩廣總督，創辦了一批軍工企業和軍事學堂，但在其離粵后，繼任的李鴻章為了擴展自己的勢力，把張之洞的努力破壞殆盡，并指責張之洞“不更事”。
2、時代局限
首先，洋務教育出現的時代正是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那時還沒有出現資產階級，想要變革舊的教育體制只能由地主階級開明派來引導。而此時的開明派人士仍拘囿于“西學為用”的范圍。在變革時仍是不自覺的，步履蹣跚。其次，新式教育一開始便遭到了頑固派的激烈反對和無情打壓。頑固派認為洋務事業是有悖于“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訓”的荒謬之舉。1866年，洋務派建議在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頑固派便群起攻擊。他們認為學習天文算學就是“重名利而輕氣節”況且“天文算學只為末議，即不講習，于國家大計亦不所損。”更有甚者一些頑固派官員把自然災害的發生也歸咎于洋務派。這些無恥讕言恰巧迎合了當時的社會心理，造成了廣大青年對新式教育望而卻步，嚴重阻礙了洋務人才的培養。再次，外國侵略勢力是不可能坐看中國“自強”的。當時的英國官員曾說:“現在我們無論給予中華帝國什么樣的幫助，都是基于我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們的利益。”如新式學堂中的洋教習多是濫竽充數的。
四、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在面臨內憂外患時，地主階級開明人士洋務派確實敢為人先，敢于沖破傳統的束縛倡言改革，為中國培養出了第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這是功不可沒的。但就其階級本性來看，他們辦教育的目的僅僅是為解決當時洋務人才的短缺問題，本質上來看最終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從而使得教育改革具有了明顯的封建性。“其主事者以新衛舊的本來意愿而又難以掙脫傳統，結果是‘東一塊西一塊的進步，零零碎碎的’”。縱使如此，這次的教育改革是順應當時歷史發展的舉措，在歷史上值得肯定。
作者：樊源 單位：山西忻州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