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秦瑩 單位：云南農業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教育為社會服務是我國辦教育的根本宗旨，當高等教育的類別與層次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重點一致時，其地位就高，意義就體現得充分；相反，如果高等教育的類別和層次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重點有一定距離時，其地位相對就較低，意義也就體現得不盡完整。建國以來，高等農業教育在不同的“五年計劃”期間服務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歷史地位不同。“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由于國家戰略重點長期以工業和城市為中心，農業和農村雖在短期內被推到前臺，但高等農業教育并未因此而獲得影響全局的主導地位和戰略意義。2006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中明確了國家建設重心從城市向農村的戰略轉移，高等農業教育作為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內在關聯的重要因子，在以農村為重點的國家建設中具有其特殊的戰略地位。

一“、一五”接管、調整期初步明確戰略地位

“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實施期間，既是高等農業教育由社會主義中央政府接管、調整的關鍵時期，也是明確高等農業教育服務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戰略地位及其使命并取得初步成效的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高等農業教育的戰略地位主要體現在服務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任務中，當時全國獨立的高等農業學校僅有18所，綜合大學農學院有30所，總體上學校規模較小，且多分布在沿海地區，在校本科生僅10726人，研究生20人，專任教師只有937人。“一五計劃”實施的第一年（1953年）根據前蘇聯辦學經驗進行了教學改革，改系科為專業，改學分制為學時制，設置教研組；翻譯前蘇聯教材，制訂統一的專業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壓縮專科教育，發展研究生教育；請前蘇聯專家來華講學，引進新學科；在發展數量的同時不斷提高教學質量，高等農林院校調整為27所，原有的182個系科調整為124個專業，并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基本上處于比較穩定的狀態。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期滿時，高等農業院校在校生已達36198人，在校研究生183人，專任教師達到了6526人，一批愛國知識分子也從海外歸國報效祖國，全國農林院校共為國家輸送18000多名畢業生，在農業建設和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二五”受“極左”路線影響致使戰略起伏

“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實施期間，高等農業教育將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辦學宗旨“極左”地體現到了極致，同時也呈現出與社會主義農業生產建設相一致的戰略起落。在全國農業合作化任務順利完成后，為了促使農業教育和農業生產任務緊密結合，1957年國務院決定把教育部對高等農業院校的領導權轉移給農業部，1958年農業部為配合“二五”計劃的實施，明確了新的戰略部署：“打破常規，實現學校大躍進”，實行“三勤”（勤工儉學、勤儉辦學、勤儉生產），“三放”（下放農村、下放班系、向工農開門）。農業高級專門人才的下放鍛煉增強了師生的生產實踐能力，也為農村帶去了農業科技信息，促進了農業技術的進步和農村生活的變化，農業高等教育服務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政治任務得到了最直接的體現。由于“大躍進”的影響，1960年《人民日報》、《紅旗》雜志提出“要大大發展農業科學和農業教育事業”，“以最快的速度，用最少的資金，培養更多的技術人才”，“迅速培養出大量的各級農業技術人員”。為此，農業高等教育采取了跳躍式地突擊發展方式以應對“大躍進”的需求，據農業部統計，1960年高等農業院校設置迅速發展到最高峰：本科50所，專科89所，五年一貫制22所，綜合大學或其它高校內設置農科的17所，全國高等農業院校陡升至178所！迅速膨脹的高等農業教育還未來得及建設，就遇到了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制定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緊縮，才邁出去要大干一場的步伐像“觸電”似的快速收了回來，到1962年底，全國高等農業院校僅保留本科院校33所，專科學校5所，共38所。但從總體上看，高等農業院校極短時間內戲劇性的增減已嚴重違背教育規律和人才培養的實際，更無從體現服務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戰略部署，致使高等農業教育自身以及社會主義農業建設都受到嚴重的負面沖擊。

三“、三五”到“四五”戰略地位由高峰到低谷

“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和“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年）實施期間，高等農業教育在開局時即將獲得服務社會主義農業建設頭等重要的戰略地位，但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高等農業教育基本喪失了服務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戰略意義。一改前兩個五年計劃以工業為重點和中心的發展戰略，“三五”計劃將農業放到了首位，高度重視“解決吃穿用”問題，高等農業教育迎來了服務社會主義農業建設排頭兵的重大機遇。然而，1967、1968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不僅使農業教育特別是高等農業教育成了重災區的重災戶，而且給國民經濟造成嚴重破壞，“三五”計劃完成情況連續出現倒退，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1968年還成為我國建立計劃經濟以來惟一沒有年度計劃的一年。高等農業院校“停課鬧革命”，招生工作推遲，畢業生派遣也推遲。1969年高等農業教育按照“農業大學要統統搬到農村去”的“最高指示”，以辦分校、五七干校、試驗農場、進行教育革命實踐等名義，到農村、邊遠山區建立“戰備疏散點”，將大批師生員工及部分家屬下放農村，導致農業院校校舍被占，儀器、設備、圖書等被毀壞散失、人員大量流失，整個高等農業教育非但無以發揮其服務社會主義農業建設排頭兵的作用，反而成了需要建設的重災區。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三五”、“四五”計劃的制定和實施都遇到了政治環境的負面影響，計劃與經濟規律和社會生產力水平不相符合，以“抓革命，促生產”的精神力量來作為完成指標的依據，嚴重違背了客觀規律。高等農業教育在這十年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盡管1970年恢復招生辦學，但學校被強行推廣“朝農經驗”，廣大教師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辦學。到1976年，高等農業院校有38所，在校生近5.3萬人。“文革”期間畢業生約7.5萬人，國家取消了文化考試，縮短學制，以干代學，畢業生的數量和質量受到嚴重影響，高等農業教育服務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成效相對較低，戰略意義也無法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