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培雷 單位：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

人類的經濟生活從來沒有離開過環境的約束，經濟增長也從來沒有擺脫環境的制約，環境可持續發展更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正因為如此，雖然在一段時間內，經濟學過度重視了經濟增長問題，但是，經濟學從來沒有漠視環境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３０年來，世界各國和國家社會日益重視環境保護，在環境保護和經濟活動之間尋求合理的平衡，從追求增長目標轉向可持續發展目標。現代經濟學理論也承繼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對環境問題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統地探討了環境問題。

一、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環境問題分析的簡要回顧

在所有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包括亞當•斯密、托馬斯•馬爾薩斯、大衛•李嘉圖、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等的理論，都有關于經濟增長受環境條件限制的論述［１］。新古典經濟學也沒有忽視環境的重要性，例如，劍橋學派的代表、新古典經濟學的奠基者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就曾經說，“在某種程度上，僅有兩種產品，即自然界與人類。人類自身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處的境況，其中自然界起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一國受自然資源的限制，勞動和資本每年所能夠生產的凈產品總量是既定的’”［２］。這段論述表明，馬歇爾把自然界和自然資源視為生產的根本性因素。在馬歇爾之后，皮古在福利經濟學中論述了環境對福利的影響，阿爾文•費雪在對資本做出各種定義時，將湖泊、河流等自然稟賦視為資本。郝特林在解釋“后代需求”時提出的“使用者成本”在凱恩斯那里被用來解釋“永久性收入”，即可持續性收入［３］。誠然，在二戰后的一段時期里，新古典經濟學幾乎只強調經濟增長問題，如哈羅德、多馬、索洛、薩繆爾森等假設產出是由勞動和資本兩個要素決定的，并假設自然條件給定，將自然環境排除在生產函數之外，在對經濟增長的分析中只是強調儲蓄、投資、資本積累、勞動生產率以及資本與勞動替代率等因素［４］。但是，對自然環境因素的排除并未維持太久。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經濟增長模型越來越重視自然資源稀缺性問題，如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的Ｋａｒｌ－ＧｏｒａｎＭａｅｌｅｒ、劍橋大學的ＰａｒｔｈａＤａｓｇｕｐｔａ、加拿大皇后大學的ＪｏｈｎＨａｒｔｗｉｃｋ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ｌｏｗ等［５］。

二、考慮環境成本的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

不考慮環境成本的哈羅德－多馬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假設基期的資本量和收入分別為Ｋ和Ｙ，隨后增長期的資本量和收入分別為（Ｋ＋ΔＫ）和（Ｙ＋ΔＹ）［６］。ｋ為資本－產出比，并假設資本－產出比是不變的。那么，ｋ＝Ｋ／Ｙ＝（Ｋ＋ΔＫ）／（Ｙ＋ΔＹ）＝ΔＫ／ΔＹ（１）追加資本，也就是投資，可以被定義為，Ｉ＝ΔＫ＝ｋΔＹ（２）定義儲蓄（Ｓ）是一定比例的國民收入，這個比例（即儲蓄率）為?，并假設投資等于儲蓄，即Ｉ＝Ｓ，于是，Ｉ＝Ｓ＝?Ｙ＝ΔＫ（３）將式（２）代入式（３）得，?Ｙ＝ｋΔＹ（４）整理式（４）便得到基礎的哈羅德－多馬模型，即，ΔＹ／Ｙ＝?／ｋ（５）式（５）的左邊表示的是經濟增長率（ΔＹ／Ｙ），與儲蓄率成正比，與資本－產出比成反比。因此，該模型的結論是：當資本－產出比低，同時儲蓄率高時，經濟就會呈現出加速增長。政策含義是：鼓勵儲蓄，并促進有效率的資本投資，就能夠提高經濟增長率。考慮環境成本的哈羅德－多馬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假設環境資源是有限的，且環境成本是線性的，基期環境的初始維持成本為ＣＥＭ，增長期最大化產出增長目標為ＹＨ，即ΔＹ＝ＹＨ，實現最大化產出增長目標的環境成本表示為ＣＥＨ，則可以有如下定義：（ＣＥＨ－ＣＥＭ）＝ωΔＹ（６）式（６）除以式（３），整理后得出，ΔＹ／Ｙ＝［（ＣＥＨ－ＥＥＭ）／ΔＫ］（φ／ω）（７）式（７）就是考慮了環境成本的經濟增長率表達式。基于式（７）可以得出最大化增長目標約束下的投資水平，即，Ｉ＝ΔＫ＝（ＣＥＨ－ＣＥＭ）（ｋ／ω）（８）從式（８）中可以得出，投資除了可以通過增加資本量外，還有另外兩種途徑：其一，增大實現最大化增長目標的環境成本（ＣＥＨ）與環境維持成本（ＣＥＭ）的缺口；其二，降低ω，即環境退化的邊際率。模型的結論是：高增長必然以環境為代價。模型的政策含義：實現環境保護目標，必須作出理性增長的政策安排，實現可持續增長。

三、考慮環境成本的ＩＳ－ＬＭ模型

不考慮環境成本的ＩＳ－ＬＭ模型：ＩＳ曲線表示產品市場中名義利率（ｉ）與國民收入（Ｙ）的相關性，利率下降，刺激投資，進而增大國民產出，因此，利率與國民收入之間呈現出負相關性。ＬＭ曲線表示貨幣市場中利率（ｉ）與國民收入（Ｙ）的相關性。貨幣市場中的高利率增大了貨幣流動性，當國民收入增加時，貨幣需求也增加，因此，ＬＭ曲線反映了貨幣市場中利率與國民收入的正相關性。ＩＳ－ＬＭ模型描述的是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條件下的利率和國民收入的決定機制。見圖１。考慮環境成本的ＩＳ－ＬＭ模型。這里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ＩＳ－ＬＭ模型均衡條件下的國民收入水平超出了環境成本可承受的限度。見圖２。圖２顯示，由于環境成本約束，國民收入水平必須從Ｙ０壓縮到ＹＨ，這個結果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方式中的任一方式達到。其一，增加稅收和壓縮政府支出，使ＩＳ曲線向內移動，這樣ＩＳ－ＬＭ模型的均衡點從ａ點移動到ｂ點。這種政策安排的結果是低的利率和低的產出水平，這種政策也稱為“緊財政－松貨幣政策”。其二，壓縮貨幣供給，使ＬＭ曲線向左移動，這樣ＩＳ－ＬＭ模型的均衡點從ａ點移動到ｃ點，產出水平與環境約束一致。這種政策稱為“緊貨幣－松財政政策”。其三，在增加稅收和壓縮政府支出的同時，壓縮貨幣供給，這樣ＩＳ－ＬＭ模型的均衡點就從ａ點移動到ｄ點，保持利率不變的同時，使產出水平與環境約束相一致。這種政策稱為“緊財政－緊貨幣政策”。第二種情況是ＩＳ－ＬＭ模型均衡條件下的國民收入水平沒有超出了環境成本可承受的限度。見圖３。圖３顯示，由于環境成本相對寬松，國民收入水平可以從Ｙ０增長到ＹＨ，從而實現經濟增長，擴大經濟規模。這個結果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政策方式中的任一政策方式達到：其一，降低稅收和擴大政府支出，使ＩＳ曲線向外移動，這樣ＩＳ－ＬＭ模型的均衡點就從ａ點移動到ｂ點。這種政策安排的結果是高的利率和高的產出水平，這種政策也稱為“松財政－緊貨幣政策”。其二，增加貨幣供給，使ＬＭ曲線向右移動，這樣ＩＳ－ＬＭ模型的均衡點從ａ點移動到ｃ點，產出水平與環境約束一致。這種政策稱為“松貨幣－緊財政政策”。其三，在降低稅收和增大政府支出的同時，增大貨幣供給，這樣ＩＳ－ＬＭ模型的均衡點從ａ點移動到ｄ點，保持利率不變的同時，使產出水平與環境約束相一致。這種政策稱為“松財政－松貨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