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偉華

電影行業的行業特殊性，使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顯得步履艱難，電影市場的賣方(供給方)呈塊狀結構:制片、發行、放映，幾十年來，基本上是出自各自不同的利益角度，各自為政、各行其道。在整個社會經濟大環境已走向市場經濟的目前的中國，作為行業經濟的電影經濟已不可能孤立地保持計劃經濟生態。于是1993年開始了所謂的電影體制改革(其實是“電影發行體制的改革”)，它的主要思路是“支持兩頭，壓縮中間環節”，扶持制片，扶持基層影院，進行電影行業內部利益分配關系的調整。

改革實踐的結果卻是，舊有體制下電影產生的利益被大量沉淀在中間環節(發行環節)，從而抑制制片和放映“兩頭”積極性的不合理現象，不僅沒有得以改變，反而有加劇甚至愈演愈烈的傾向(有的發行部門，甚至將片方提供的宣傳費用以各種方式轉化為自己的利潤)，這樣的現狀當然是不利于電影事業的發展和繁榮。從這個意義上看，第一次的電影體制改革，應該說是失敗的。然而，我們卻無法同意這樣的思路:“勢在必行的電影體制的又一次改革肯定將以發行環節為主要突破口”。且讓我們對電影行業的現狀和存在問題作一客觀地系統地分析:電影制片業存在的問題:

1、各廠均嚴重存在冗員太多、生產資料閑置的現象，造成隊伍素質差、士氣不高的現狀，由于電影行業目前利益分配的調整無法到位，制片業積極性不高，在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型的運作機制方面，跟不上形勢的需要，因而無法根除舊有體制中的種種敝端，如:a)由于藝術創作態度的不嚴肅.不嚴謹，造成一些粗制濫造、質量低劣的影片產生，即耗費了國家和人民的大量資財，也敗壞國產電影的聲譽，缺乏必要的法制手段來規范和制約電影偽劣產品的產生;b)攝制組拍片資金的運作缺乏基本的制約手段和監管力度，因此產生許多副作用:或因資金的運作不當造成投資方的不滿，從而加劇資金缺乏的現狀;或因腐敗現象的產生而造成制作隊伍的士氣低落和渙散，對電影作品的質量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由于種種原因，電影劇本創作的付出與收入常常不成比例，造成我國五十萬電影大軍中，僅有二十名左右的專職電影編劇的局面。可以考慮“版權買斷和收人提成”的方式，只要本子被制片廠家接受，即使將來的電影作品不能通過審查，編劇也能得到劇本版權費，如果作品能引起強烈的市場反響的話，尚可得到一定比例的收人分成。這種做法不姓“資”，它是完全符合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

2、有關電影的相關法規的建設遠遠滯后于改革實踐的迫切需求，令電影創作無所適從。如電影審查制度缺少透明度，無量化標準，影片若無法通過，就造成了資金的浪費，同時也挫傷了創作人員的積極性。《天云山傳奇》、《芙蓉鎮》、《原野》等等優秀作品一度禁演，令人們對現存的電影審查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有所關注。

3、中國電影一向被賦予極為遠大的目標，電影是思想宣傳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落實“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勵人”四項任務的有力載體。也許因為肩負重任和對某種束縛狀態的反撥，我們的電影或摻有政治立項，或社會命題不鮮明，總是缺乏一種創作者與觀眾間的溝通，總是缺少一種在使命與市場間達成“度”的平衡美的意境。除上述法規、觀念問題而外，還有分配制度的調整、管理水平的提高、下游產品的開發等等問題，而電影有關部門對電影制片部門的關注和扶持，若僅僅局限于資金的注人，靠“電影基金”、“廣告提成收人”來輸血，而非再造其自身的“造血功能”，則電影體制的改革就游離于大方向之外了。資金永遠不具備第一性，借用佛家禪語“有即是無，無即是有”:北影1995年引人拍片的社會資金數千萬元，而第二年即為空白，是為一例。綜上所述，我們認定，電影體制改革的主戰區域，或者說改革突破口的正確指向，應該是電影制片業。

最終贏得市場的是產品質量，而非營銷手法等等，在這一點上，電影行業類同于其他行業，不存在本質上的差別，可以說，如果中國電影依然不改變想當然和唯上是從的制作方針，不去研究和滿足市場，繼續置身于市場之外，則市場的進一步萎縮便是勢所必播。其他問題解決好了，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的話，是無濟于大局的。至于拍片資金的流向問題，我們則持如此看法:根據電影業不存在規模生產的特點，拍片資金的流向不應僅僅是三大廠，而應遵循市場經濟的資金向高利率方向流動的原則和公平競爭的原則，制訂相應的合理的激勵標準(類似體育界的團體總分制)，只要拍出好片、市場歡迎的片子，無論大廠小廠均可獲得獎勵性拍片資金(并非人事獎金)。電影發行環節問題的求解，要抓住其根本，即從分成比例著手，合理地厘訂整個發行環節在總利潤中的分成比例，超過上限部門即自動轉為國家支持民族電影工業的專門基金。從分成比例著手，同時可以促使電影發行業自覺地解決經營環節重疊的問題，自覺地進行人員分流，完成現有體制的根本改造。

這樣做從理論上看，似乎有行政干預之嫌，但是社會經濟學家告訴我們，任何市場在其孕育規范和發展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帶有不同程度的國家意志的體現(即所謂行政干預)。這是符合中國社會目前求是和務實的總體趨勢的。如果又一次的電影改革仍然“以發行環節為突破口”(筆者認為，這將是93年改革思路的延續和補充，即然實踐結果不太理想，照理應當換換思維角度和思維方式)，則不能排除現有的發行網絡產生混亂的可能性。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目前國內的電影營銷人才基本上存在于各級電影發行系統，一定有必要渙散這樣一支隊伍而重起爐灶么?再者，希望影院自己買片是不太現實的，一部拷貝可映二、三百場，而影院單部影片的放映場次一般不超過50場，讓影院自辦發行暫時看不到現實可行性，極大的可能是造成影片使用價值的積壓和浪費，這何嘗不是社會財富的無形和無謂的損失呢?以這樣的代價換回電影廠家的多賣幾個拷貝，是否可取?國與國之間尚可通過外交途徑談判解決兩國之間存在的矛盾，相信電影界三方能從大局出發，以振興民族電影業為共同宗旨，進行有效協商和相互讓步。

綜上所述，電影業的前景最寬慰人心的說法最多是“謹慎樂觀”。中國影市也是典型的政策市，《電影管理條例》第五章第四十五條規定，“放映單位年放映國產片的時間不得低于年放映電影總和的2/3’’，所幸中國的司法實踐與法律條文總是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差距，否則若依法強制執行“五章四十五條”的話，電影業將成何景象?令人想想就身感涼冷。中國影市的前景預測又叫人如何下筆呢?!中國電影發展史上，曾有過主管領導的傾向間題而使整個影業偏離正軌的時段，希望電影界的又一次改革，能夠建立在全國范圍內群策群力、集思廣益的基礎上，影業三方達成共識、形成一致目標的基礎上，和調查研究工作切實到位的基礎上，使真正意義上的電影體制改革能夠順利發展，避免步人類同中國足球界“失敗、失敗、再失敗”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