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福建開展的田野考古，通過遺址與大量文物的出土，關于閩越國研究已取得不少新的成果。關于東甌國的研究，雖然溫州、臺州兩地學者依照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但觀點蜂起，依然莫衷一是。特別是東甌王都城城址、東甌國的疆域分野、東甌國人成份、舉國遷徙后原東甌土著人的去向等，爭論紛紜。本文試圖通過西界一帶的史料和考古資料，考證東甌國界域，以期拋磚引玉。

溫州西界疆域指今天溫州的行政區劃含平陽、瑞安、蒼南、泰順、文成五縣（市）。其中蒼南由原平陽屬地立縣于 1981 年（文物考證，以下文中兩縣相互應證）。東甌國之爭緣起于近年溫州臺州兩地對東甌國都城及國界等的紛爭。關于兩地對東甌國都城所在之爭，溫州學者以流傳甚廣文獻為依據，臺州學者則立足近年界內出土的各類文物，特別是塘山大墓的文物，與大溪古城的映證，堅定地認為關于東甌國都城目前溫州無準確地點、無都城遺址、無東甌文物，就此，兩地學者展開了多年的紛爭，至今也沒有得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推理鏈。因此，關于東甌國都城的爭論，在文獻資料奇缺的背景下，只能等待今后田野考古的進一步探索，出土更多有力的實物證據，以求最終水落石出。另外，對東甌都城的爭議，還引申出東甌國界的爭論。既然稱之為國，則有國界。按《說文解字》來解：“邦，國也。周禮注曰‘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2]國為會意字，從“口”（wei）表示疆域,從“或”兼表字音。無四圍之界，稱不上國。東甌國屬地方方國，必有界域，但東甌國的四國，從歷代史料文獻中無法考證。推測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南方百越廣袤之地，長期的邊緣化，秦漢以來，對其的歸屬僅為名義上的，因而疆域難有明確規劃；二是東甌國立國至除國，僅存世 54 年時間短，其國域以都城為中心，向外以同心圓的形式輻射，離王權中心越近，對人口與土地的管理上就緊密，越遠則越松散；三是被西漢王朝所忽視的邊遠小國，任其自治，王國核心人物安民守土即可，而在“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大理念下，百越諸小國之間，相互制衡，相安無事，不要觸及王朝王朝即可，至于方國領土的界限及國王權力的大小均可忽略不計。在這點上，當閩越國攻打東甌國，東甌國向西漢王朝求援時，西漢王朝就出兵與否向大臣征詢意見時，太尉田?說：“越人相攻固其常，又數反復，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且秦時棄弗屬。”[1]2274一種對邊遠東甌國落難之際見死不救的冷落與輕看油然而出。雖然，西漢王朝最后是出兵救援了，但其出兵的目的則是出于安撫。而東甌國除，四萬人千里遷徙至淮河流域，用的是“降”字，即沒有給予小國寡民足夠的待遇；但從東甌往北至淮河，也即離西漢王朝的政治中心近了，表明了是從劣地遷往優地，說明是王朝的一種恩渥，表現出關心厚愛的姿態（當時，越往南，離王朝中心越遠，其政治待遇也越低，故閩越國、南越國能自立，抗衡王朝的能力也越強）。東甌國處于原越國的過渡區域，漢王朝統一中國后，相較更往南的百越地區，其所受的重視程度要強些。等到東甌國除，并入閩越國版圖，閩越國利用其復雜的地緣，開辟為東部的屏障，休養生息。東越王余善的作法，使漢武帝產生尾大不掉的危機感，故分兵消滅它；對東甌國從西漢國除到西晉設縣，其疆域并沒有讓漢王朝重視，即便是經濟的開發，也遲至西晉“五胡亂華”大量北方人口南遷后，東甌國才真正地繁榮起來。

關于東甌國的歷史，特別是都城問題，學界一直爭論不休。這些年，對東甌國的問題，學界開始重視。筆者認為在東甌國都城的確定上，僅依據目前的史料文獻和考古資料得出結論為時尚早，本著重新還原東甌國歷史為己任，兩地學者還有許多基礎性工作值得深入探究。如東甌國疆域一直以來沒有明確的界定。徐三見《東甌國疆域北界考》認為：“東甌王國北界的分水嶺為溫嶠嶺——即今溫嶺縣溫嶺山。”[3]目前，關于東甌國疆域北界爭論大致有三種觀點：一是寧波古鄞縣一帶；二是臺州靈江以南；三是溫嶠嶺為界。可見，東甌國北界也無法界定，同樣，其西界與西北界從史料文獻中也無法考證。東甌國的南界、東界為海應無疑義，那么西界應至何處呢？

在明景泰三年（1452 年）之前，溫州的西部含平陽、瑞安兩縣（市）。瑞安于三國赤烏二年（239 年）設置。“溫，在漢為東甌國，而瑞隸于溫，受地百四十里，逾于古之候封。漢時風氣未開，而海噬茫茫，幾成甌脫。”[4]這里“逾于古之候封”地,即為東甌國。公元前221 年，秦統一中國，實行郡縣制，溫州、臺州、及福建全境為閩中郡。西漢惠帝三年（前192 年），因越王勾踐后裔騶搖佐劉邦滅秦有功，而被封東甌王。這是東甌第一次被漢王朝分封[1]681。但東甌國的封地并沒有明確，原因是此所謂封國，為番屬，行政上是自治。《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中載：“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余人”。[1]1134劉邦“白馬之盟”確立了非劉姓不得封王的制度，因此劉邦在大刀闊斧的剪除異姓中，東甌王與閩越王并不在此列。可見，所謂的王，其實與“功臣侯”的待遇是相同的。但漢王朝考慮到兩國的歷史背景，特別是“東甌故荒，草昧蒙翳”，地遠人稀，以懷柔其王，由其自行管理。東甌國并不是一個完備的行政體系。《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諸候王，高帝初置，金璽綠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5]273也就是說，漢初，諸侯王的行政體系是漢王朝的縮小版。但其領地“大者夸（同‘跨’）州兼郡，連城數十”。那么，漢惠帝初年立的東甌國，有否達到此要求呢，回答是否定的。漢代諸侯國，從劉邦國祚初定，即開始削弱其勢力，到了孝惠元年，諸侯王國所轄諸郡太守的任免權力收歸朝廷。景帝則徹底剝奪了諸侯王對封國的行政權力。《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

立國于漢惠帝二年的東甌國，正處于漢王朝勢力的上升期，也是西漢對諸侯國進行權力大幅削減的節點上，東甌國疆域與王國權力大打折扣也在所難免。這種人為的削弱勢力，對處于人力財力弱勢的東甌國唯有擁護西漢王朝，此時也只有識時務者才能在東南一隅有立足之地。這也為東甌國其后參與至孝三年（前 154）吳濞的“七國之亂”打下伏筆。即東甌國參與吳王之亂有著其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從惠帝之的諸侯國的改革，東甌國的利益是受到打壓，而一旦受到吳王的鼓動，立刻即加入到叛亂的隊伍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