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近現代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歷史時期，伴隨著異域文明和西學東漸的強大勢力，中國原來固有的城市文化生態也在這種激烈碰撞與傳播中演化出迥然不同的城市文化生態。如果從城市起源來看，“世界上大都市的興起，主要依靠兩個因素：一個大帝國或政治單位，將其行政機構集中在一個杰出的中心地點（羅馬、倫敦、北京）；一個高度整體化和專業化的經濟體制，將其建立在擁有成本低、容量大的運載工具基礎上的貿易和工業制造，集中在一個顯著的都市化地點（紐約、鹿特丹、大阪）”。

北京和上海分別屬于這兩種城市的典型代表。在近現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上海曾被稱為“東南都會”“東方的巴黎”“亞洲的紐約”。上海要要要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設立城鎮。至元朝二十八年（1291年）批準設立“上海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建成卵形城墻，以保護居民不受海上倭寇侵擾。雍正七年（1729年）解除海禁，經貿開始大發展。西方人在上海從事文化交流傳播活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608年（萬歷三十六年），意大利傳教士郭居靜應中國人徐光啟邀請，來上海建教堂，發展教徒，傳播基督教。在開埠后的1843年到20世紀前期，西方傳教士眼中的上海形象是一座畸形繁榮的城市，是“冒險家的樂園”。無論是文字書寫還是影像記錄，在對上海的懷舊敘述中，一個令人懷念的城市傳奇要要要老上海似乎成了一個謎，有發掘不盡的寶藏。上海是中國最早開埠的城市。在西方媒體反映上海的文學和影視作品中，上海也是一座光怪陸離的城市，“一方面是超過曼哈頓的摩天大樓群，另一方面則到處是鴉片館、充滿頹廢氣息的娛樂場所。女人們希望找到最時尚的商品，男人們則希望找到垂涎已久的聲色場所，享受美艷誘人的東方女性。雖然當代上海已經擺脫了昔日不堪的名聲要要要耶東方妓：爺，但情色意味依然濃烈，同時還帶上一種優雅的慵懶、神秘，浪漫而又奢華”。新中國成立后，上海發生了脫胎換骨、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上海成為全球化浪潮沖擊下的超大型國際城市、改革開放成果的示范地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被稱為“東方帝都”“東方巴比倫”，為中國“首善之都”。北京城市建設源于汗八里(即元大都)，為今日北京城奠定了基礎。1264年，忽必烈遷都燕京，稱為汗八里，漢人稱大都。三年后在今北海公園以太液池瓊華島為中心建設新城。1368年8月，明太祖朱元璋軍隊攻克大都，將元朝宮城全部拆毀，改為北平府。第一位向歐洲介紹北京的西方人是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作為“溝通東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他向歐洲人“揭開了奇異的東方世界之謎，在他們面前展開了地大物博、豐姿多彩的中國”。“東方帝國”第一次以“汗八里”的名稱出現在西方文本中，意譯為“帝王之城”。馬可波羅游歷各國，但北平強大富庶的帝國和雄偉壯觀的都城強烈震撼了他，稱贊北平為世界奇觀。盡管有學者懷疑馬可波羅沒有到過中國，但他的《馬可波羅游記》對西方的影響卻是深遠的。

因為北京是中華帝國的核心，為“首善之都”，必須限制外來文化勢力的影響與傳播。上海遠離京都，它不同于歷史上具有抵抗外來勢力傳統的北京、廣州和天津，自開埠以來，“西方文化基本上沒有遇到抵制”，因而上海更具有世界主義的因素。而在近代西方文化侵蝕下崛起的天津，則是上述兩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地理環境和文化背景來看，近代天津是上述中西文化碰撞最為激烈、摩擦交融最為復雜的城市。

天津——素有“天子渡口”“天國咽喉”之稱，為中國“盡善之地”。天津“地當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車”。自近代始設直沽寨，元朝置海津鎮，明代永樂設衛，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衛”為“州”，旋又升“州”為“府”，自此強化了天津的城市地位。咸豐十年（1860年）開埠以來，商旅往來、物產集散，內外貿易迅速增長，碼頭經濟更趨活躍，遂成為北方重要的水陸碼頭和商賈重鎮。隨著九國租界的開辟，中西文化交流與傳播促使近現代民族工業崛起，天津地區的城市文化形象，開始逐漸脫離對北京的依附而獨立存在。在西方基督教會的滲入、傳播等刺激下，天津近代教育事業和報刊傳媒迅速發展。天津民俗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同時吸納來自本土皇家帝王貴族文化與西洋外來文化的雙重侵蝕、浸潤，形成了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城市風格與市民性格，以及天津獨特的文化遺產。
綜上所述，可見京津滬城市文化生態在西洋文明傳播下呈現的多樣性特征，北京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核心，上海以西洋外來文化而馳名，天津則以中西合璧的皇家貴族文化而著稱。梳理天津近現代歷史，對比全國各大城市，特別是北京和上海，天津具有九大獨特的地域文化特質。

一是清末民初，天津被稱為北京的“后花園”。在國內動亂、政黨紛爭、各種政治勢力走馬燈般登臺謝幕的鬧劇下，滿清遺老遺少、達官貴人、軍閥商賈、西洋政客等，紛紛在津城租界地置房購地，觀望政局，休養生息。在西洋建筑、西式生活、西式教育等領域，都出現過前人未見的獨特的文化現象，使中國皇家帝王文化與西洋外來文化相融合，產生了中西合璧的“皇家貴族文化”，這在當時的中國是絕無僅有的。二是天津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祥地，具有獨一無二的教育文化歷史（源。如近代中國第一所官辦大學要要要由李鴻章倡導創辦的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近代中國第一所民辦大學要要要由張伯苓等創辦的南開學校及今天的南開大學，它們是近現代中國大學文化的濫觴之地。三是天津是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的發源地之一。天津近代化學工業聲名遠播，有馳名中外的國際品牌“紅三角”純堿制品和著名化學工業家侯德榜等。有開國內鍛造業、機器制造業先河而聲名遠播的“三條石”近代工業遺址、塘沽海洋化學工業遺址等。四是天津是明清兩代商埠文化的集散地。天津地處南北大運河交匯處，四海賓朋匯聚，八方商賈云集。舊時有“京有大柵欄，津有估衣街”之稱，而百年“勸業場”更是中國著名書法家華士奎醉寫“勸業場”而名冠華夏的“中華百貨第一大賣場”。五是天津的“租界文化”在國內也是首屈一指的。德、法、意、奧、英、日、比、俄、美等租界地保留完好的建筑群，為海內外罕見。天津有全國唯一可以居住的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即見證近代中國百年歷史，濃縮了近現代中國政治風云變幻的“利順德大酒店”，它是孫中山、周恩來、屈武等革命前輩來津會見國際友人的下榻處。美國兩任總統，班禪大師、張學良和趙四小姐、梅蘭芳以及末代皇帝溥儀，黎元洪、馮國璋、達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數十位中外名流均來此下榻。有眾多史料價值極高的文物收藏。六是歷史上天津居北方園林之冠，有與“蘇杭”。相呼應的園林文化。如令乾隆四次蒞臨、贊不絕口的“水西莊”，傳“水西莊”是曹雪芹筆下大觀園的原型之一；有當代中國十大魅力名鎮“楊柳青”、石家大：、安家大：、李鴻章的“李公祠”，近代文化名人李叔同舊居等。七是以近代天津愛國人士霍元甲、韓金庸為代表的“精武”文化，在東南亞各國影響深遠。早在1910年，民族英雄霍元甲創建精武會，100多年來，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霍元甲生前倡導的“愛國、修身、正義、助人”的精武宗旨和精武精神，得到華夏子孫、海外僑胞和國際友人的普遍認同。精武文化超越國界、種族，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精武文化已成為世界武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八是素有“戲曲之鄉”傳統美譽之稱的津味“市井文化”。如相聲泰斗馬三立和京韻大鼓表演藝術家駱玉笙。受西方現代文化的影響，天津的文明戲如話劇、電影等也是當時最時尚的，如曹禺、石揮、李德倫等藝術家均來自天津。九是幽默詼諧的民間喜劇性格，以及“喜氣洋洋、歡天喜地、吉祥喜氣”的楊柳青年畫。楊柳青年畫產生于明代崇禎年間，清雍、乾至光緒初期為鼎盛時期。這種木版印繪制品，是中國著名的民間年畫。它與蘇州桃花塢年畫并稱“南桃北柳”。具有筆法細膩、人物秀麗、色彩明艷、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氣氛祥和、情節幽默、題詞有趣等特色。2007年6月8日，天津楊柳青畫社獲文化部頒布的首屆文化遺產日獎。2010年5月9日世博天津活動周開幕，楊柳青年畫作為參展項目，向世人展示。

由近現代中西文化交流與傳播下形成的“京津滬”多元城市文化生態，在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30余年中發生了巨大的歷史變遷。城市文化生態保護與文脈續接，是當代中國城市文化建設與傳播面臨的迫切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是一個城市化（城鎮化）全面擴張的過程。行政區劃的地市縣一級城鎮，近20年來增長了近10倍，農業耕地面積急劇縮小。原來的百萬人口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超規模擴張，已經成為1000萬人口以上，甚至近2000萬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已經進入著名城市學者芒福德所預言的“死亡城市”邊緣。城市化擴張帶來負面效應已經成為阻礙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成為挑戰社會管理極限的普遍性危機。從城市文化傳播角度看，大規模毀壞城市文化遺跡，造成所謂“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千城一面的同質化現象異常嚴重。在一些地區，中國的城市建設與文化破壞工作幾乎是齊頭并進。就毀壞程度而言，大體上經歷了前后兩個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大規模老城市拆遷運動；新世紀以來，新的以文化開發利用和以文化產業和創意產業為引領的大規模政績工程及其深度毀壞，正在一些地方方興未艾、如火如荼地進行。

北京、上海、天津在文化保護主義和“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口號下，被全球化、現代化和“國際大都市”理念折磨了30余年，一直無法擺脫“城市文化身份遺失”和原住民為追求現代生活而對傳統文化失去信心的雙重磨難。更為嚴重的是“中國最后一批保存完好、有城墻的古村落和城鎮”，如世界著名文化遺產麗江，由于過度進行所謂文化開發而淪為一座名副其實的偽古城。一座城市的文化影響力與傳播力，不在于人口的眾多和城市規模的大小，而在于其文化的原創性和文化創意傳播力、輻射力。正如英國著名學者查爾斯窯蘭黛所說：一個真正的文化城市，首先是一個創造意義的城市，如同儲存豐富、不斷推新的“理念的銀行（IdeaBank）”，而它的文化規劃，是一個立足于文化資源的不斷創造而付諸實踐的戰略過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旅游、文化和可持續發展》的文件中指出：一個城市的文化活力，體現在有文化遺產、文化多樣性、文化創意與傳播能力這三者的有機統一。文化遺產體現城市文化的歷史積淀與傳承，文化多樣性彰顯出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與包容力，文化創意與傳播則體現了文化創造性與輻射力，“三駕馬車”，缺一不可。

歷經30多年的城市化無序擴張，中國城市文化建設存在的主要矛盾體現在：從形式表征上看，城市景觀設計理念的美學缺失；從內涵定位上看，城市文化定位同質化傾向嚴重；從文化因素上看，原住民遷移造成了普遍的特色文化傳承斷層現象；從決策與管理模式上看，“文化政治學”和“傳統的官員政績觀念”以及資本市場驅動現象，嚴重干擾了包括城市建設與傳播在內的公共文化領域決策過程。在全球化語境下，我國城市的跨文化交流與傳播會越來越廣泛而深入。在新一屆中央政府的總體發展戰略中，調整發展模式和新一輪城鎮化是擴大內需、拉動經濟的重要舉措，必須未雨綢繆，力避30多年來城市文化變遷中的上述弊端。對國際城市的獨特性和競爭優勢而言，學術界先后經歷了不同的對世界城市評價標準的認識過程。從早期對“商務活動等經濟信息傳播”作為世界重要城市評價標準，發展到將政治、經濟和文化較為全面地衡量標準，認為“世界城市的形成過程是耶全球控制能力爺的生產過程”。新世紀以來，全球城市發展理念已經超越了“單體城市”發展模式，轉而進入世界城市群的主流發展趨勢。城市文化發展的核心定位表述，是城市發展的文化理念、指導思想、戰略實施過程的集中體現，對城市未來的發展具有指導性作用。因此，準確地為城市文化發展確定合乎自然的地域風貌、社會文化傳承和原住民“族群”特有氣質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表述，就顯得十分重要。

反觀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城市建設的“大躍進”式擴張現狀卻令人擔憂。據我國學者的研究，“在1995年至2004年間，先后有183個城市打出建設耶國際化大都市爺的旗號，其中甚至包括三亞、惠州、丹東、琿春、黑河、滿洲里等”。在全球化和后工業文明背景下，國際城市研究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大都市理念和發展模式，由大都市的“單體城市”開始向世界城市群轉化。城市群已經成為當今城市研究與世界城市化發展的主流。城市群是以世界城市為主體，把其區域內的也看作是利益攸關的發展“共同體”，致力于“建立合理的城市層級體系以降低發展成本”。

為消除大都市模式特有的自戀情結，應該借鑒國際城市科學發展的新成果，由國家行政部門為我國城市發展提供基本定位思路，在城市文化定位中，充分發揮學術界、民俗學者、市民代表等社會各界的智慧，克服不尊重民意的長官意志和未經過地區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而擅自實施的城市建設規劃的違法行為。將文化規劃思維納入城市建設規劃的整體構想，防止再次出現城市文化設計中片面追求“文化產業GDP”那種“飲鳩止渴”式的發展思路與模式。

針對上述主要矛盾，應當分別從轉變城市文化傳播理念、解決超大型城市變遷中面臨的文化沖突、城市建設景觀帶的傳播美學特征等方面，統籌制定中國城市文化發展與傳播戰略。國家城市文化與傳播發展戰略的構建，應從保護城市文化多樣性和自然生態多樣性之間的關系入手。在文化人類學看來，自然界生物多樣性的發展與毀滅，同在其上產生的文化多樣性繁榮與衰落，存在密不可分、互為因果的雙向關系。在尋找解決當代中國大型或超大型城市文化建設存在的普遍問題過程中，在建立城市文化多樣性及其富有成效的保護措施時，需要綜合全面考量。因為城市文化發展與傳播戰略的構建，是一個全方位要素統籌考慮的問題，其設計的最初動因和利益方，通常包括城市制度的設計者、城市管理者、城市景觀開發商、銀行投資者、媒體從業者和城市原住民利益訴求的代表者等。上述多元利益主體的共同參與方式，在中國通常是由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治協商委員代表通過法律程序完成的，具有強烈的文化政治學特征。

本文作者：劉衛東 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