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民初的“讀者轉向”

(一)文人讀者分化

古代中國文學的讀者群體,以古代知識分子、知識官僚,如"文人"、"士人"乃至"士大夫"等為主體。他們往往以作者和讀者的雙重身份,主導著中國古代書面文學的精神與價值、內容與形式。晚清以來的劇烈變動,促使他們自身開始發(fā)生分化:少數有識之士,一開始就敏銳意識到中國面臨"前所未有之變局",以主動的姿態(tài)倡導和推進了從經世致用到戊戌維新一系列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文學變革。另有一些受新潮影響的舊式文人、士人,亦在不同方面或不同程度上認可、擁護了這一系列變革。當然,還有部分傳統知識分子對著一系列變革持基本否定甚至強烈反對的態(tài)度。文人讀者發(fā)生分化,其中大多數開始求新求變,并成為"文學改良"乃至"通俗文學"運動中十分活躍的傳播者、接受者,是清末民初文學文人讀者的變化之一。

(二)市民讀者擴張

如果把市民簡單地理解為"居住于城市民眾",那么至少自戰(zhàn)國時代,中國就出現相當規(guī)模的古代城市,因而也就有了一定數量的"古代市民"。唐宋以降,城市和市民的規(guī)模愈見擴大,無論是長安、汴梁,還是臨安、北京,人口都在百萬左右。唐宋話本白話小說的興起,與此自然存在關聯。清末民初,隨著早期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工商經濟的發(fā)展,包括通商口岸的對外開放,都市化、人口城鎮(zhèn)化,成為晚清以來愈來愈加速的社會發(fā)展趨勢。由此帶以現代工商經濟為基礎的市民社會的現代轉型和現代市民階層的迅速崛起。加之清末民初傳統教育的式微和"科舉"的終止,"新學"的倡導與現代國民教育的發(fā)展,報刊雜志初興乃至新的文化文學思想的傳播,使得清末民初文化文學生態(tài)乃至市民自身的存在狀態(tài)都發(fā)生顯著變化:一般市民受教育的程度,包括閱讀能力逐漸提高,媒介產品的豐富性和可接近性增加,新的文化文學思想影響日益廣泛。由此,帶來清末民初文學讀者群在成分、性質和結構上又一重大變化:社會階層迅速"市民化",而市民自身又加快"現代化";從而促成"現代市民讀者擴張"。

于是,相對于此前時代的文學讀者群,清末民初文學讀者群的轉向,既體現為傳統文人讀者的分化,也體現為現代市民讀者的擴張;更重要的,還體現在"現代市民讀者"迅速取代前者而成為至少在數量上占有優(yōu)勢的讀者群。

二、“文學改良”中的讀者想象

清末民初的"讀者轉向",首先影響到這一時期的"讀者想象"。在清末"文學改良"的理論訴求中,可以看到其"讀者想象"的特點和影響。晚清廣義的"文學改良",有人上溯至龔自珍、黃遵憲的文學思想和創(chuàng)作;而狹義的"文學改良",則特指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文學改良運動"。從1899起,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先后提出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戲劇改良"的口號;把文學精神、文學內容,乃至文學形式尤其是文體的改良革新,提到了清末文學的議事日程。

在筆者看來,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文學改良運動",固然與當時社會、政治、文化、文學諸方面維新改良的需求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地與讀者群體的自身變化,尤其是改良派的"讀者想象"(如預設、認知、期待和評價等)密切相關。換言之,從文學改良的理論訴求中,可以窺見倡導者們的讀者想象及其特點。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讀者期待的變化

文學改良中,讀者期待的變化主要體現為:"詩文正宗"的傳統文體觀念被超越,小說、戲劇等進入文學傳播的主要領域,且被推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意味著下層民眾喜愛的藝術形式、藝術趣味開始得到應有的重視。中國古代文學在長期的演化過程中,由于作者讀者體系中"文人為主"傳統的存在,有意無意地形成了一套文學文體等級制度:詩、文位于中心和上層,正宗而高貴;小說和戲曲處于邊緣,卑賤而低俗。文學改良運動將小說戲曲引入文學殿堂,尤其給予了先前被鄙視為"稗官野史"小說以很高的評價。例如,文學改良的先驅們一改先前文人把小說視為"稗官野史"輕賤態(tài)度,視"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小說為國民之魂",并把小說的地位提到與"經史"、"六藝"同等高度。由于話本、小說、戲劇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民間和底層文學的色彩,且與廣大民眾有著格外密切的關系;于是,文學改良中小說戲劇的地位的提升,說明改良派的文學意識、作者意識乃至讀者意識中,下層一般民眾喜愛的藝術形式、藝術趣味開始得到應有的重視,進入主流文學讀者期待視野。

(二)擬想讀者的變化

與上面所談密切相關的,是"文人為主"的狹隘讀者意識被打破,一般民眾成為文學接收的主要對象;而具有閱讀能力的市民、下層民眾,在改良派的文化文學訴求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擬想讀者"、重要的啟蒙對象。例如,早在梁啟超倡導"小說界之革命"前,康有為曾就指出小說對于"識字之人"有著重要的社會教化作用: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1897年,嚴復和夏曾佑在《國聞報》上發(fā)表《本館附印說部緣起》一文,將小說(稗史)與經史子集并舉,強調了小說對于"天下人心"重要影響:"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于經史之上,而天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所持。"

(三)讀者預設的變化

在改良派的文學傳播和接收觀念中,文學"教化與啟蒙"的社會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并與改良維新的社會、政治、文化訴求結合起來。這不僅表達了改良派不同于以往的"讀者預設",也意味改良派新的"讀者意識"中,具有不同于前代的新的"國民意識"、"國家意識"。在這方面,梁啟超尤具代表性。1902年,其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總結了維新派的小說理論和創(chuàng)作實踐,明確提出了"小說界革命"的口號,并闡發(fā)了其重要意義: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文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認為文學尤其是小說可以"新一國之民",因此把文學的訴諸對象由傳統"文人"、"士人",轉向一般民眾、國民,借此呼喚道德、宗教、政治、風俗、文藝的全面維新,是梁啟超等改良派有別于前代的"讀者想象"。這種讀者想象,與改良派的民族國家想象之間,存在著一種互動和同構關系。值得強調的是,改良派的讀者想象,往往具有"間接"和"折射"的特點,且?guī)в忻黠@的"作者中心主義的教化意識":即,把自己、把作家,看作是居于主導地位的"教育者",把具有讀者身份的民眾視為"受教育者"。他們試圖以文學為中介,通過文學閱讀活動對于讀者、民眾進行教化,以致達"新民"和"社會改良"的目的。這種"作者中心主義的教化意識",到了五四時期,便演化為"作者中心主義的啟蒙意識"。

三、“通俗文學”中的讀者取向

如果說19世紀末"文學改良運動"中讀者群體與讀者想象、文學訴求之間的互動關系,帶有間接或折射的特點,且體現著讀者與作者關系的不對等;那么,在20世紀初興起的"通俗文學"尤其是通俗小說潮流中,讀者群體之于讀者想象、讀者取向乃至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不僅變得更為直接和緊密,而且發(fā)生了從被動到主動、從邊緣到中心的位移。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通俗”取代“古雅”

通俗文學潮流中,讀者取向的變化之一,表現為世俗、市民讀者的文學觀念和審美價值,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而傳統文人不再堅守"經典"、"古雅",而成為通俗文學的讀者、作者。是謂"通俗"取代"古雅"。所謂"通俗",究其字面義而言,"通",指普通、普遍,"俗",指俗世、俗人、非高雅。"通俗化",則指傳播的內容及其方式,滿足一般民眾需要,且為一般民眾喜聞樂見。"通俗"和"通俗化",作為一種文學取向,并非工商經濟、市民階層專利———無論中外,凡有俗世、俗人存在,自然會產生"通俗化"的讀者期待和文學生產。另一方面,"通俗"的文學取向,因工商經濟繁榮、市民階層的壯大,乃至現代大眾媒介的推波助瀾,而成為與"市民讀者群"密切關聯、且愈來愈影響到作家自身的"讀者想象"、"讀者取向"乃至整個文學生態(tài)、生產的走向,卻是中外文學史上一個不爭的事實。

例如,早在晚清"文學改良"的倡導中,梁啟超等就從理論與實踐上探討過"通俗化"問題。辛亥革命前后,隨著都市工商經濟的發(fā)展和文學生產的進一步市場化,市民階層乃至"市民讀者群"的規(guī)模有了進一步的擴大。于是,在市民階層、市民讀者與通俗作家、作品之間,形成了一種密切的互動關系,并極大地影響到當時整個的文學生態(tài)和文學生產。由此,帶來了清末民初通俗文學的繁榮。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經濟發(fā)展為基礎得以滋長繁榮的,在內容上以傳統心理機制為核心的,在形式上繼承中國古代小說傳統模式的文人創(chuàng)作或經文人加工再創(chuàng)造的作品；在功能上側重于趣味性、娛樂性、知識性和可讀性,但也顧及“寓教于樂”的懲惡勸善效應；基于符合民族欣賞習慣的優(yōu)勢,形成了以廣大市民階層為主的讀者群,是一種被他們視為精神消費品的,也必然會反映他們的社會價值的商品性文學(范伯群《?中國近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總序》).所有這些,勢必影響到民前民初作家的基本"讀者取向":他們把市民階層作為自己主要的讀者群,把滿足市民讀者的審美價值和趣味作為自己的寫作策略。于是,在清末民初的文學市場上,"古雅"漸被"通俗"所取代。

(二)“小說”取代“詩文”

與這些變化密切相關的是,—般市民讀者的文學消費、文學偏好也得到文學、文體回應———"小說"取代"詩文"。在古代中國文學長達數千年的創(chuàng)作、評論乃至編選歷程中,詩文長期占據文學正宗的地位,且被視為文人、雅士乃至士大夫的專利;小說乃至戲劇等其他文類,則被當作"左道旁門"、"稗官野史",其作者、讀者多為落魄士人、民間文人乃至市井小民。于是,傳統中國文學"文人為主"的創(chuàng)作格局、"古雅至上"的文學理念,極大地影響到古代中國文學的文體、文類分布之版圖:詩文作品的數量,遠遠高于小說、戲劇作品的數量。鴉片戰(zhàn)爭之后、"文學改良"運動之前的數十年間,小說創(chuàng)作相對冷清的局面亦未有大的改變。到了20世紀之交,中國文學尤其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開始發(fā)生巨大變化:其一,隨著"文學改良運動"、"小說界革命"由理論倡導轉向創(chuàng)作實踐,小說的地位和價值得到極大的提升。其二,科舉制度的廢止與文學的市場化,促使各類知識分子,尤其是傳統文人,紛紛轉向小說的創(chuàng)作和翻譯。其三,現代出版業(yè)的發(fā)展,為小說創(chuàng)作與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平臺。以上海為例,除各類報刊、書局紛紛刊載和發(fā)行小說之外,專門的小說雜志紛紛出現;著名的就有《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四大小說雜志。其四,隨著市民階層的壯大,以市民為主要群體的小說讀者在文學讀者圈中所占比例迅速擴大。

正是因為觀念、作者、媒介、讀者多種因素的變化和相互作用,使小說成為中國20世紀之交最為強勢的文學品種。1900年,康有為就曾感嘆道:"我游上?？紩?群書何者銷流多？經史不如八股盛,八股無奈小說何。"(康有為《聞菽園居士欲為政變說部詩以速之》)老棣也說:"自文明東渡,而吾國人亦知小說之重要,不可以等閑觀也,乃易其浸淫‘四書'、‘五經'者,變而為購閱新小說！"由此可見當時小說創(chuàng)作的盛況和讀者取向的變化。"在‘譴責'或‘言情'取代‘載道'通俗小說的過程中",讀者取向的又一顯著變化,是"載道"不再被視為文學唯一的目的或功能;普通民眾,尤其是一般市民及市民讀者的社會情緒、社會意識乃至世俗生活、情感需求,成為文學表達的內容和主題。是謂"譴責"或"言情"取代"載道"。

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說創(chuàng)作,就其主流和影響而言,大致有"譴責小說"與"言情小說"兩大類。關于"譴責小說"特點,包括其作者、讀者取向,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有精到的點評:光緒庚子(一九○○)后,譴責小說之出特盛.……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fā)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這里不僅指出了"譴責小說"意在"掊擊"、"匡世"、"諷刺"的主旨和風格,而且點明了其內容、形式"以合時人嗜好"的讀者取向。至于"言情小說",以民初興起的"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文學為代表。前者得名于其作品中常有的"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之語;后者得名于娛樂性周刊《禮拜六》雜志(1914年創(chuàng)刊)。由于該刊及前后許多小說刊物,如《小說時報》(1909年創(chuàng)刊)、《小說月報》(1910年創(chuàng)刊)、《游戲雜志》(1913年創(chuàng)刊)、《小說叢報》(1914年創(chuàng)刊)、《眉語》(1914年創(chuàng)刊)、《中華小說界》(1914年創(chuàng)刊)、《小說大觀》(1915年創(chuàng)刊)等,都大量發(fā)表以"言情"為主的通俗小說,因此,以"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為代表的"言情小說",曾一度以數量和影響占據民初文壇主導。

徐枕亞的《玉梨魂》、吳雙熱的《孽冤鏡》,以及李定夷的《?玉怨》是這一時期頗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其共同特點是用駢麗文言,描寫世俗生活中的婚戀愛情、才子佳人。"言情"是其題材、題旨,"哀情"、"傷情"是其主調。于是,相對于古代傳統的"載道文學","言情小說"更多地體現了消解古典、古雅,追求現世、通俗,且以情愛性愛、煽情娛樂,乃至消費、消閑為旨趣的特點。所有這些,與市民社會的生活、價值,與市民讀者的情感需求、審美趣味具有更明顯、更自覺的內在聯系。在《<禮拜六>出版序言》中,可以清楚看到:無論是小說刊物,還是小說寫作,都有自覺而強烈的讀者意識、讀者取向:或曰：“子為小說周刊,何不名禮拜一而必名禮拜六也？”,余曰：“禮拜一,人皆從事于職業(yè),惟禮拜六與禮拜日,乃是休暇而讀小說也.”“然則何以不名禮拜日而必名禮拜六也？”余曰：“禮拜日多停止交易,故以禮拜六下午發(fā)行之,使人先睹為快也.”或又曰：“禮拜六下午之樂事多矣,人豈不欲往戲園顧曲,往酒樓覓醉,往平康買笑,而寧寂寞寡歡,踽踽然來購讀汝之小說耶？”余曰：“不然！買笑耗金錢,覓醉礙衛(wèi)生,顧曲苦喧囂,不若讀小說之省儉而安樂也.且買笑覓醉顧曲,其為樂轉瞬即逝,不能繼續(xù)以至明日也,讀小說則以小銀元一枚,換得新奇小說數十篇,游倦歸齋,挑燈展卷,或與良友抵掌評論,或伴愛妻并肩互讀,意興稍闌,則以其余留于明日讀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座,一編在手,萬慮都忘,勞瘁一周,安閑此日,不亦快哉！故人有不愛買笑、不愛覓醉、不愛顧曲,而未有不愛讀小說者.況小說之輕便有趣如《禮拜六》者乎！”

總之,不同于前代的"載道文學",甚至不同于"文學改良",以"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為代表的言情小說,較徹底地擺脫了"代圣賢立言"載道傳統,或"新民"、"新國"的啟蒙訴求。它們把目光轉向文學市場、文學消費,以讀者為"衣食父母",以讀者需求的滿足為旨歸,第一次將文學的接受主體———讀者尤其是市民讀者置于前所未有重要位置。綜上所述,在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中,受到社會結構和外圍環(huán)境變化的影響,讀者群體呈現出"文人讀者分化"和"市民讀者擴張"兩種轉向。"讀者轉向"促成了全新的"讀者想象"、"讀者取向"的發(fā)生。這一系列變化對于清末民初文學生態(tài)、生產乃至文學格局、文學變遷的走向起著或顯性或隱性的影響。

本文作者：周易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