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后，人們逐漸認識到房地產市場與資本市場間的緊密聯系。考慮到房貸是居民長期消費性貸款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旦房價波動，抵押品價值改變，則有可能對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產生影響。我國銀行業1998年開始推出個人購房按揭貸款業務，使得居民購買力大大增強。近年來，伴隨著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迅猛發展，房地產金融信貸規模的快速擴張。從1998年至2009年，銀行發放的個人購房貸款余額增長了超過103倍。與此同時，房價收入比（房價收入比=商品放住宅單套價格/城鎮家庭平均可支配年收入=（商品住宅平均銷售價格×商品住宅平均單套銷售面積）/（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家庭戶均人口數））在近些年逐漸攀高，部分城市遠超過國際水平。

2006年北京市房價收入比約為15.55，2007攀升至19.59，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期間略有下降，2009年又上升到23.54（根據《中國統計年檢》數據整理得到）。2007年10月和2010年4月，我國兩次提高二套房貸款首付比例和上浮利率以對高房價進行調控，銀行購房按揭貸款增速有所下降，對房地產市場具有明顯的負面作用。因為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投資、信貸、房價和宏觀經濟因素方面，所以暫不考慮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直接對房地產市場的交易干預和調節的問題。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的政策性限制（如限購）會對房地產市場產生較大的影響，但是這種政策的作用與信貸、投資、收入等因素相比，具有更多的短期性和臨時性。本文會在最后一部分簡單論述這個問題。在研究房地產投資、信貸、泡沫和宏觀經濟互動關系的問題上，國外的代表性文獻有：Green(1997)認為住宅建設投資會帶動GDP波動，而非住宅投資落后于GDP波動；Kim(1993，2000，2003)使用韓國數據證明土地價格和GDP、股票價格存在協整性關系，在長期，房價與經濟基本面有強相關關系；Case，K.，Quigley，J.，Shiller(2003)用美國宏觀數據證明，房價上漲時存在顯著的財富效應；Campbell(2007)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和微觀數據考察了美國房地產的財富效應；Youngblood(2003)使用美國的微觀數據測算了房地產泡沫時期；JackFavilukis(2010)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和房地產價租比等變量，考察了美國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并使用參數校準法進行研究。我國房地產市場化發展歷史相對較短，目前存在一些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特殊問題。近年來，房地產業逐步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部分城市房價過高、過快上漲，供求矛盾突出，泡沫初顯。房地產和宏觀經濟相互關系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我國學者的重視。

王國軍、劉水杏(2008)關注房地產業對相關產業的帶動效應；段忠東(2007)使用中國數據探討了房地產價格與通貨膨脹、產出的相關關系；王松濤、劉洪玉(2009)采用計量模型分析了以住房市場為載體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探討了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作用渠道；唐志軍、徐會君、巴曙松(2010)使用協整性檢驗和VAR分析方法證明，房價波動對消費波動有顯著負影響，房地產投資對GDP增長率有顯著正影響，房價與通貨膨脹同向變動；強林飛、賀娜、吳詣民(2010)通過協整性檢驗和格蘭杰檢驗證明我國銀行信貸、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之間存在互動關系；張紅(2005)通過對房地產開發投資和GDP、貨幣供給(M2)的互動關系進行協整性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證明GDP對房地產開發投資有顯著的單項因果關系，而M2對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則作用更加明顯；呂江林(2010)認為我國房價收入比合理上限為4.38~6.78倍，我國城市住房市場總體存在泡沫。這些研究分別從經濟基本面、房地產開發投資、房價泡沫和房地產周期等方面來刻畫房地產與宏觀經濟的互動關系。然而，相對于國際比較全面深入的研究理論和方法而言，我國對房地產投資、信貸、泡沫與宏觀經濟互動關系的探索仍然不夠充分。現有研究存在以下問題：一是未能全面系統考察房地產投資的規模、增長率、波動性與長期（短期）宏觀經濟之間的互動關系；二是沒有深入探討信用擴張和房價之間的關系；三是沒有對房地產與消費、房地產與通貨膨脹的相互作用進行系統性研究；四是所采用的計量方法和數據有待完善。本文在前述的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深入考察了中國房地產部門發展狀況，全面探討了我國房地產部門投資、信貸、價格泡沫和宏觀經濟因素的相互關系。全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引言；第二部分主要論述居民投資行為和房地產財富；第三部分以房地產金融體系和房地產信貸發展趨勢為核心展開研究；第四部分研究房價泡沫與一般消費、通貨膨脹的關系；第五部分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與結論。

二、房地產投資、房地產存量和居民財富

1.房地產投資的規模和波動

表1數據概括了1995-2010年我國全社會住宅投資占經濟總規模(Shto)和固定資產總投資(HoustoInv)的比重。住宅投資平均占GDP的8.58%，占總投資的20.27%（浮動區間分別是(6.8%~12.13%)和(16.20%~23.66%）)。與此相對應的世界平均水平是5.5%和23.4%。表1同時匯報了標準差，CV（標準差除均值）和Skewnes（偏度）。宏觀經濟沖擊和房地產市場環境的改變影響著房地產投資，使其發生波動。房地產部門的波動是我國總投資波動的主要組成部分。表2總結了房產投資和其他GDP組成成分的增長率和方差：GDP=總消費+總投資+其他項目；總投資=住宅房地產投資+非住宅投資過去的15年中，住宅房地產投資平均年增長率達到15.92%，超過了13.05%的GDP增長率和13.89%的消費增長率；住宅房地產投資增長率標準差3.83，小于GDP和消費增長率的方差，也小于非住宅房產投資增長率的方差；住宅投資增長率的CV值為0.51，大于非房產投資增長率的CV值，但小于GDP和消費增長率的CV值。

2.房地產投資決定：BURNS-GREBLER假說

除了經濟基本面因素，宏觀經濟政策是影響我國房地產投資的主要因素之一。考慮到我國的房地產投資一定程度上是由政策因素決定的，我們有必要考量著名的BURNS-GREBLER假說在我國是否成立。BURNS-GREBLER(1977)假說采用時間序列和面板數據，證明房產投資占GDP的百分比(SHTO)與經濟發展存在非線性相關。具體說，當收入很低時，這個百分比也很低，房產投資隨著實際人均收入增長而攀升，從而進一步拉動GDP的增長；這個比例達到峰值后，隨著收入水平的進一步升高而下降，房產投資對GDP的貢獻也隨之下降，形成一個倒“U”型曲線。1993年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采用多國的面板數據證明這一倒“U”型曲線是存在的，在最不發達國家中SHTO比率大約為2%，發展中國家上升到8%，發達國家下降到3%~5%。中國的情況：朱愛勇(2009)采用1999年到2007年季度省級數據證明我國房地產符合這一假設，但是由于數據和方法限制，未能考量2007年之后的情況。圖1繪出了1995-2010年實際人均收入（GNI實際國民收入以1995年不變價格）和SHTO的關系。每一個點代表一個年份，按照時間順序連成線。圖中實際人均收入是持續增長的，1998年房改之后我國的房地產業取得了迅速發展，對GDP的帶動作用不斷增強。即使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的條件下，我國的房地產投資水平仍然維持了高增長。從全國年度數據看，我國的房地產業還沒有出現倒“U”型曲線，當然因為我國房地產的東西部發展不均衡，部分城市可能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因此需要進一步使用城市數據進行研究。為了描述房地產投資和收入的關系，將房地產投資占GDP的百分比(SHTO)對人均實際GNP(Y)及其平方式(YSQ)做OLS回歸：SHTO=-0.5403998+0.0073692Y-0.0001376*YSQ(0.0010683)(0.0000441)調整R^2=0.9660D-W=0.7882027我國數據的回歸結果比較類似中國2000年以前的情況，即倒“U”型的左半邊。DURBIN-WATSON檢驗結果說明存在二階自相關。對模型進行修正重新估計，*代表做AR(1)和AR(2)調整后的解釋變量。此外，由于實際利率（用rint表示）與房地產投資存在反向變動的關系，添加實際利率作為解釋變量（世界銀行1993年103頁）。估計結果如下：SHTO*=-0.5963+0.005692Y*-0.0000764YSQ*-0.0407062rint(0.00185)(0.000065)(0.0419129)調整R^2=0.9933D-W=1.121601估計結果比較顯著，調整R^2為0.9933。結果證明中國的數據符合BRUNS-GREBLER假設，房地產投資-GDP之比隨著經濟發展呈現倒“U”型曲線，房地產投資對GDP的貢獻作用正在減弱。

3.我國房地產是否過度投資

房地產部門的最優資源配置是怎樣的呢？相關研究普遍認為美國對自住房產的稅收優惠政策導致了房地產過度投資。MILLS(1987)采用兩部門模型證明房地產部門資本回報率明顯低于其他生產部門的資本回報率，這意味著房地產部門可能存在過度投資；TAYLOR(1998)采用1975-1995年數據，研究表明雖然1986年通過了有利于自住房產的減稅法案，沒有顯著證據證明自住房地產回報率低于其他生產部門。相反，一些研究認為，因為土地、金融等種種限制因素，房地產行業可能存在投資不足。KIM&SUH(1991)采用MILL模型和1970-1986年中國數據證明了中國存在房地產投資不足，將數據擴展到1995年，發現雖然房地產部門回報率和其他生產回報率差額在減少，但是房地產投資不足仍然存在。

4.房地產投資和宏觀經濟波動

住宅投資是GDP的重要組成部分，GREEN(1997)采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研究了房地產投資、非房地產投資和GDP之間的因果關系。結果證明，住宅投資是GDP的格蘭杰原因，而不是格蘭杰結果，非住宅投資是GDP的格蘭杰結果，但不是格蘭杰原因。這意味著美國數據支持房地產投資影響經濟周期。GREEN認為控制房產過度投資的政策在長期可以優化資源配置，但是在短期可能對經濟造成不良影響。KIM(2004)采用中國1970-2002年季度數據證明：住宅投資不是GDP的格蘭杰原因，而是受到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非住宅投資既是GDP的格蘭杰原因又是GDP的格蘭杰結果。美國和中國結果不同，一個可能原因是：因為房產投資對經濟可能具有正面作用，政府會采取政策通過調節房地產投資來對沖經濟波動。下面采用我國2001-2011季度數據做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滯后階數選取服從AIC和SC，檢驗結果如表3：房地產投資是GDP的格蘭杰結果，而不是格蘭杰原因，非房地產投資與GDP有顯著的格蘭杰因果關系。這與中國的情況相類似。具體原因是：經濟情況較好時社會會增加房地產投資，但是房地產投資較多并不意味著經濟會變好。這是因為，原本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考慮到房地產投資有可能可以拉動經濟，政策會給予一定的支持，但是這不一定能夠真正達到目的。

5.房地產存量和居民財富

房地產存量即房地產部門在各期的累計總投資減去折舊等抵減項目。我國的城鎮居民人均住宅面積從1978年的6.7平方米/人上升到了1998年的18.7平方米/人，在2007年達到27.1平方米/人。下面采用1998年至2010年北京市地區生產總值、房地產總市值的數據，計算出房地產總市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變化，如圖2所示：表4列出了北京市房地產總存量、房地產總市值、全國金融市場總資本（股票年末總市值）和地區生產總值。住宅房地產是我國居民的家庭財富的主要組成部分。

三、房地產金融、消費信用和房價

住房抵押貸款在1998年房改后逐步成為居民購房的重要工具。抵押貸款一般5到30年到期，按照政策，部分居民可以享受利率和收入比率的優惠。圖2表示了有關居民長期抵押貸款的相關指標特征。其中，A表示商業銀行發行在外抵押貸款余額，B表示年度新增抵押貸款，C表示GDP，A/C表示抵押貸款余額/GDP，B/C表示新增抵押貸款/GDP。由圖3可知，近年來抵押貸款總規模迅速上升，市場急劇擴大。根據1998年到2010年的數據，抵押貸款占比平均從1998年的0.51%上升到2009年的12.8%。考慮部分年度數據還包括了其他長期消費貸款，所以這一指標實際上被高估了。然而，目前我國的這一指標水平比起發達國家還是要低得多。歐盟2011年抵押貸款規模占GDP的平均比例為39%（歐洲央行2011年數據），美國2010年的這一指標為44%（世界銀行2010年數據）。圖4和圖5表示的是短期消費信貸與房地產市場總資本存量之間的變動關系。與美國和韓國的情況不同，我國的房地產市場資本的變動明顯對一般消費性信貸有明顯的擠出效應。自1998年房改以來，低利率和快速擴張的信貸規模被認為是助長房價飆升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在2011年以前，我國的平均住房抵押貸款利率在5%~11%之間，部分消費者可以獲得7折利率優惠。但利率在2001年降至8.2%，到2003年降至6.3%。使用季度數據，季度數據缺失的部分采用當年年度數據按比例拆分，滯后階數為一階。

四、房價、消費和通貨膨脹

1.房價走勢

宏觀經濟的一般變量，比如收入、利率、原材料價格水平、土地價格等，可能會影響房價走勢，導致房價波動。圖6畫出了房價、地價和名義GDP變動的趨勢線，可以看出：房價和地價的同步性較強，這是因為土地成本是房地產生產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房價和名義GDP也有較強的協同性。

2.泡沫檢測

常見的判定房價泡沫的標準是價租比，類似于股票市場的市盈率。房地產作為一種投資品，其價格應該基于它帶來的未來收益貼現。房地產資本投資的未來收益，取決于當期租金水平、租金上漲速度。如果實際房價與價租比決定的均衡房價背離過多，則可以認為存在泡沫。圖7標示了房價變動和價租比變動的趨勢。可以發現，價租比能夠比較好的表現房價的變動水平。Favilukis(2010)認為，在放松金融管制，開放外資在本國投資，考慮土地供給限制的前提下，價租比能夠更好的反應美國房地產市場和美國宏觀經濟的相關關系。表6采用中國數據，設定三個基本模型，檢驗房價與GDP、房地產投資與房價、GDP與價租比之間的關系。我們發現，我國的房價和價租比都是與經濟周期同向運行的，趨勢如圖7所示；這種同向性，模型比實際數據的表現更加顯著，房價運行比價租比更明顯，可能是因為租金也是周期性變動的部分，所以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趨勢。不考慮土地因素，GDP與價租比相關系數在0.15~0.56之間，開放金融管制和放開國際投資管制會大大提高這一系數；考慮土地因素，GDP與價租比的相關系數在0.19~0.50之間。本文借鑒Youngblood(2003)的方法，在1998年到2010年季度數據基礎上，檢驗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是否存在泡沫，并確定存在泡沫的時期。Youngblood(2003)檢驗房價泡沫的方法，是采用中位數住宅房地產價格和人均收入的比值（房價收入比）作為觀測對象，比較這一數據和長期均衡房價收入比之間的偏差，一旦偏差過大（超過標準差一定比率），便超出臨界值，且變異系數超過0.10，則定義相應時期為泡沫時期。基于前面論述，我們采用價租比作為核心變量，做房價泡沫的Youngblood檢驗，檢驗結果在表7中列示。

3.財富作用、通貨膨脹、信貸政策與房價

（1）財富作用Kim(2004)基于韓國的季度數據研究發現，與美國類似，房產財富與一般金融財富有很大的不同，房產財富對消費的彈性相當于一般金融財富3倍以上。下面采用中國1995年1月到2010年12月35個大中城市的月度數據進行回歸，Rc表示消費變動，Rincome表示收入變動，Rstock表示股票財富變動，Rhousvalue表示房地產財富變動。根據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我國的股票財富作用是正的，而房地產財富的財富作用是負的，這可能是因為消費者為了購買房產進行儲蓄，擠出了一般消費。這與美國、韓國、日本的情況不同。（2）通貨膨脹、貨幣政策與信貸政策因為房地產具有一定的生產周期，房地產供給在短期內是基本固定的。因此房地產市場的需求方在短期發生變化，比如面臨通貨膨脹、貨幣增發、信貸擴張、利率下降，會改變房地產市場的需求，房價隨之改變。而房價上升，消費者會要求更高的工資，金融資本要求更高的回報率，可能會因此導致新的通貨膨脹、利率上升等。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貨幣政策、利率和信貸規模對房價具有一定的作用，而通貨膨脹與房價具有雙向因果關系。

五、結論

本文采用了我國1998-2011年我國房地產投資、房地產信貸、利率房價、消費和通脹的年度、季度、月度數據，考察了房地產市場和宏觀經濟變量的互動關系。系統總結宏觀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的互動關系如下：

1.宏觀經濟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首先，居民收入和GDP對房地產的影響比較顯著。當居民收入增長，住宅房地產消費和投資需求增加，房價上升，價租比上升；同時供給方增加新投資，建設生產增加，供給增多，房價會因此下降，供給和需求共同決定房價。在我國，房地產投資是GDP的格蘭杰結果而不是原因，也就是說，當經濟快速發展時，住宅房地產投資一定會增加；但是加大房地產投資力度，不一定能加快GDP的長期增長，這可能是因為房地產投資需要大量的資金和較長的周期，會擠出一般投資和一般消費。其次，放松信貸額度管制，降低基準利率，會帶來住宅房地產投資的顯著增加。國家通過信貸渠道和利率政策來調整住宅房地產的投資具有顯著效果。再次，消費價格指數(CPI)、貨幣發行量(M1，M2)對房地產投資和價格具有一定程度的推動作用。國內外數據表明，消費價格指數偏高的時期，房地產投資常常較為興旺，而貨幣發行量M2變動對住宅房地產價格變動有著較為顯著的影響。

2.房地產市場對宏觀經濟的反作用

首先，對居民的房地產具有財富作用：一方面，房地產可能具有財富作用，居民家庭擁有的財富增加，居民會增加消費和一般投資，GDP可能隨之增加（隨著收入增長，房地產投資對GDP的貢獻先升后降）；同時，回歸結果表明，一旦房價上升，租金增加，用于房產消費的的儲蓄要求提高，會擠出居民一般消費。在我國，這種調整主要體現為居民為購房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和其他投資，財富作用表現為對消費負面的影響。其次，房價波動對企業成本有影響：房地產行業繁榮的同時，房價和租金持續上升，居民生活成本隨之上升，社會勞動力價格水平上升，就業可能會有所減少，企業成本增加，物價隨之上漲。

近十年來的房價上漲、信用擴張的情況并非我國所獨有。在房地產次貸危機之前，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也經歷過一段房地產繁榮時期，但是這些國家并未從政策層面對房地產投資和房價進行直接干預。日本90年代房價泡沫破滅對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傷害，美國房地產次貸危機也直接導致了金融危機和實體經濟的蕭條。為了使房地產市場長期健康平穩發展，采取適當的房地產宏觀政策調節是很必要的。我國目前的房地產調整政策，主要是限制投資投機需求，保障土地供給，增加資本利得稅，限制銀行房地產信貸和利率，建設保障房等方面。其目的是增加總供給，保障基本需求，減少投資投機帶來的風險。然而Colwell(2002)曾經用美國數據證明，在住宅房地產交易環節征收資本利得稅，在降低房價的同時，可能會導致房租上升，市場房屋存量和投資建設量減少。因此筆者建議，應該加大力度增加土地供給和保障房投資建設，減少生產和交易環節的各種稅費和政策限制，允許和鼓勵農村宅基地、小產權房屋的市場化和自由流轉，與此同時，通過信貸和行政手段限制大中城市個人三套以上住房的購買。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保障我國居民的自住和改善性需求，為城市化和農業人口進城提供更好的居住條件，增加住宅房地產市場存量，從而降低租金和居民使用成本，在長期，使房價逐漸回歸合理水平。

本文作者：霍釗 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