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生態理論起源于生態學和仿生學，并伴隨著系統觀和生態觀引入到金融理論的研究領域而逐漸發展起來。金融生態理論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擴展了金融理論研究的視野，也大大增強了金融理論對現實金融活動的解釋力，并為解決相關金融難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回顧金融生態理論研究的發展歷程，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金融生態理論的起源階段（２０世紀６０年代～８０年代）

金融生態是一個仿生學概念，源于生態學和仿生學。生態學和仿生學的產生不僅為后來生態經濟學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更重要的是其蘊含的系統觀和生態觀為人們認識世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系統觀使人們跳出孤立的、片面的、靜止的思維局限，用一種聯系的、全面的、動態發展的眼光研究現實世界。生態觀不僅僅指自然生命特征和非生物體具有的抽象的、人格化的生命特征，如經濟領域的市場主體競爭與優勝劣汰、經濟活動的產生與結束等；更重要的是指一種追求持續生存和發展的思想。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后期發展起來的生態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首次將系統觀和生態觀從自然科學領域引入到社會科學領域。生態經濟學在承認人類與自然系統之間聯系的同時，認為人類社會只是生態系統的一個子系統，這不僅意味著相互依存的關系，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人類社會子系統的存在依賴于生態經濟大系統的平衡和自我調節機制。生態經濟學為我們從生態學的視角研究金融系統提供了研究依據和研究基礎，極大地促進了金融生態的研究進展。演化經濟學以達爾文進化論為理論基礎，主張用動態的、演化的方法看待經濟發展過程和經濟變遷，并強調制度的演化遵循路徑依賴的規律。金融體系作為經濟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也會經歷一個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優化的演進過程，不斷發展的演化經濟學為學術界從演化角度透視金融生態的演進性奠定了理論基礎，其中的變遷、路徑依賴等思想也為后來關于金融生態的優化路徑研究提供了參考。隨著金融在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學術界開始更多地關注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起，以Ｐａｔｒｉｃｋ、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Ｓｈａｗ等人為代表發展起的金融發展理論首次將金融與經濟聯系起來，研究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金融發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１－３］。可以說，金融發展理論的提出和發展使金融在現代經濟活動中的核心作用逐漸被認識，并推動學術界更多地關注金融活動的組織構成、運作機制及作用影響。隨后興起的金融結構理論認為，金融結構是由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共同組成的，一切金融發展，歸根結底表現為金融結構的變化［４］。實際上，良好的金融生態系統的構建和優化與金融結構理論密切相關，構建金融生態系統的理念正是在金融結構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這一階段，隨著系統觀和生態觀進一步從經濟學領域引入金融學領域的研究中，金融生態理論正式進入了起步發展階段。金融發展理論首次將金融與經濟發展聯系起來，并蘊涵以下三個方面的金融生態系統觀：一是它糾正了傳統經濟理論中對貨幣金融因素的忽視，更加注重金融系統的內在機制運行；二是金融的發展必須遵循其自身的內在規律，人為（政府管制）地過度干預都會導致金融發展的失衡；三是金融的發展對經濟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金融發展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金融生態的系統性，但這種認識只是籠統的，沒有具體的層次和結構上的細分。金融結構理論的出現使人們對金融生態系統有了初步的分類，雖然這種分類是粗糙的，不能很好地體現金融生態的系統復雜性，但金融結構理論的這種結構觀不僅促進了金融生態系統觀的進一步形成，也為金融生態理論提供了一定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

二、金融生態理論的形成階段（２０世紀９０年代～２００５年）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世界經濟一方面呈現出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的發展態勢，金融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核心性、主導性要素；另一方面，金融危機接踵不斷，且多發生在經濟轉軌的發展中國家，致使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無計可施。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我國學者白欽先認識到亞洲國家金融發展的現實效應與主流理論的相悖，首先揭示了金融的資源屬性，把金融資源與金融可持續發展問題密切聯系和統一起來，從而提出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５］。在此基礎上，孔祥毅提出了金融協調理論。

他認為，金融資源要做到三個層面的協調：

（１）金融資源各要素的協調開發與配置———金融組織系統各要素之間的協調運行問題；

（２）金融資源與經濟發展的協調問題———經濟金融化條件下的金融與經濟的關系，即經濟協調發展中的金融功能；

（３）金融資源與社會的協調問題———金融資源與文化、科技、教育、生態、環境等社會因素之間的關系［６］。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人們逐漸意識到金融在滲透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各類經濟主體和各種經濟活動過程同時，也反過來強烈地受到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各類經濟主體和各種經濟活動過程的影響。基于這種認識，學術界對我國金融風險的成因展開更為深入細致的研究。白欽先較早注意到金融生態環境對金融業發展的約束作用，首先提出“金融生態環境”這一概念。他當時所刻畫的金融生態環境，是特定的金融生態環境以其環境容量和凈化能力對經濟活動產生的約束性影響［７］。隨后，周小川將生態學概念系統地引申到金融領域，強調用生態學的方法來考察金融發展問題，通過完善法律制度等改進金融生態環境的途徑來支持和推動整個金融系統的改革和發展［８］。隨著“金融生態環境”及“金融生態系統”等概念的正式提出和曾康霖、許諾金、林永軍等人的系統闡述和發展［９，１０］，這一“在國外是沒有的、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生態理論最終得以形成［１１］。在這一階段，金融資源學說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對金融生態理論的形成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首先，金融資源學說揭示了金融生態系統運行的物質（能量）基礎是以貨幣和信用為核心的金融資源；其次，金融資源屬性的揭示使得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問題成為后來金融生態研究的題中之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使得金融生態理論蘊含的系統觀和生態觀尤其是生態觀追求持續生存和發展的思想得以明確。隨后產生的金融協調理論是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補充和完善，可以視為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具體體現與實現方式的探討；該理論提出的系統論觀點和主體、環境協調的思想更進一步地促進了金融生態理論系統觀和生態觀的形成，也為金融生態系統的分類和優化路徑提供了研究思路。可以不夸張地說，此時金融生態理論已經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