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介報道與醫患關系的互動與影響

1.醫患關系是媒介關注與報道的題中應有之意

醫療衛生問題直接關系著人民的健康安全，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因而受眾對于醫療衛生問題有著強烈的關注動機。2007年，由中國網聯合搜狐網發起的“網民關注的‘兩會’熱點問題”的調查顯示，網友對“加快醫療體制改革,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關注度最高,投票率達到12.76%。國家統計局第七次全國群眾安全感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在13類民眾最關注的社會問題中,關注“醫療問題”的人最多,占15.3%。如今醫患關系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而百姓擁有知情權與監督權。因此作為社會公器的媒介，就有權利，也有義務協助受眾對醫療活動進行新聞輿論監督。

2.媒介報道對醫患關系的合理構建作用顯著

媒體關于醫患關系的報道往往涉及醫患沖突、醫療糾紛等百姓關心的內容，在滿足了受眾對信息渴求的同時，也使其得到了情感的共鳴。比如在2003年抗擊非典的戰役中，媒體的新聞報道表現了醫護人員的高尚品德，體現了受眾對他們的由衷贊美；而媒體對“收紅包”、“亂收費”現象的報道，則引起受眾的強烈反感。因此，新聞媒體對醫療糾紛和事故的報道有其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有其局限性。積極的報道、新聞媒體的正面效應,有利于營造和諧的輿論環境，也有利于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而違背公平、客觀、真實的報道則會對醫患關系的惡化“添了把火”，對社會輿論、司法公正都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二、醫患關系報道的偏頗之處

有些媒體報道出來的醫患糾紛問題，總給人一種遇到“紅衛兵”的感覺，用很革命的動機加上很無知的勇氣，進行很徹底的毀壞。其偏頗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缺乏專業知識導致報道失實仔細研究一下媒體對于醫患糾紛的報道，我們不難發現，有些記者由于缺乏醫學專業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事件全面、客觀、深入地調查。對真相了解不全面是造成報道失實的一個重要原因。媒體經常用“孤立的數據”來報道醫療糾紛。例如，報道“新生兒79小時被檢查189項，包括艾滋、梅毒、類風濕、糖尿病”，而脫離其“病危搶救”的表達環境；報道“一天抽血26次”，而脫離“計算機錄入錯誤”的表達環境。當這些“數字”脫離表達環境后，它就變成了醫生“圖財害命”的新聞強暴。

2.同情患者心理導致報道失衡一些媒體和記者打著“無冕之王”的旗號，懷著打抱不平的俠氣，在報道中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和感情色彩。幾位學者對媒體報道醫療糾紛的89例報道進行研究，發現在這89例醫療糾紛報道中,屬傾向于指責醫院、同情患者的62起,占69%;屬傾向于指責患者的12起,占14%;屬中立態度的15起,占17%。由此可見,目前新聞媒體的報道傾向于指責醫院的占絕大多數。有些記者并沒有考慮到醫療服務高科技、高風險的特殊性，只是一味同情患者，將矛頭全部指向醫院，造成輿論“一邊倒”的現象。在這種輿論環境的引導下，少部分人的心理發生扭曲，認為醫院、醫生是塊“唐僧肉”，“要想富、告大夫”的說法流行；而醫院和醫生委曲求全，不管有無過錯都希望花錢買平安，因而導致“私了”之風盛行；而收紅包、私了此類的事件繼續被曝光，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媒體試圖扮演鋤強扶弱的角色以喚起大眾的共鳴，醫務工作者被丑化為“披著白大褂的狼”，這無疑對醫患沖突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3.追求轟動效應導致報道失真在自媒體時代，媒體競爭日益激烈，媒體需要提高發行量或點擊量以維持自身的生存。一部分媒體為了吸引眼球，獲得更大的轟動效應，放棄應有的職業操守和社會責任，出現過度媚俗化、娛樂化、商業化的傾向，以片面數據代替整體情況。加之近幾年來醫患糾紛事件頻發并逐漸成為普通大眾的日常議題，所以很多媒體在報道醫患糾紛事件時出現惡意炒作的現象，這種做法對于醫患關系的惡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007年引發社會關注的“茶水發炎”事件中，記者策劃新聞的炒作行為，違背職業道德、誤導廣大受眾，有悖新聞的真實性原則，引起了受眾的逆反心理。深圳新聞網在報道“八毛錢”事件時，敘事片面，夸大事實，有意忽略患兒的病情，著重強調“十萬”和“八毛”的差距，引得一些媒體爭相轉載，引起輿論的軒然大波，雖然深圳新聞網和相關媒體獲得了較大的點擊量和發行量，卻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社會影響。

三、正確報道醫患糾紛的媒體策略

1.規避“媒介審判”，恪守公平報道原則媒體對醫患糾紛的報道中，往往會涉及司法程序。在主觀處理醫療糾紛的機構尚未給出任何意見或鑒定之前，有些記者出于同情弱者的心理，片面采用患者一方的觀點，搶先作出帶有明顯傾向性觀點的報道。通過強勢的報道對醫方進行道德質疑從而引導社會輿論，利用民意對法院的審理施加壓力甚至影響審判結果。2004年2月央視國際的報道《部分龍膽瀉肝丸受害者向同仁堂提出索賠》就是由于記者同情患者而導致報道不實的典型代表。在整篇報道中，我們只看到病人的哭訴，委托律師的申訴，卻沒有同仁堂的反映，沒有藥物專家的結論，也沒有法院的判斷，連意見都沒有聽到。那么，媒體憑什么說這些腎病患者是“因藥致病”的“受害者”呢？因為他們只聽了一面之詞，以感情代替必須的法律審判。新聞工作者應當是傳播者、觀察者、監督者，而不是審判者、決策者。媒體應當充分認識自己的地位和社會作用，恪守公平、公正的報道原則，避免“媒介鑒定”和“媒介審判”，提高報道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2.把握新聞報道尺度，維持信息平衡化新聞媒體應避免只求新聞效益而致使的導向不公現象。在2005年11月，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節目關于“550萬天價醫療費”的報道中，媒體在沒有考慮到患者家屬的財力、背景，也不了解患者家屬對絕癥患者動用珍貴醫藥資源進行救治的意愿與其直接干預醫療過程的行為，貿然并且片面地將事件責任引至醫院，認為院方是造成患者治療費高達550萬的唯一原因，這種行為是不符合職業道德的。另外，衛生部調查組三赴哈爾濱進行調查，其最終調查結果顯示，醫院違規收費金額是20.7萬余元，與媒體所報550萬元的差異巨大。在涉及醫患關系的新聞報道和評論中，應把握好正面宣傳報道和批評報道的尺度,遵循客觀、平衡的原則,既要對醫方的不當行為，如收紅包、吃回扣、亂收費等進行批評監督,也應該客觀地報道廣大醫務工作者的無私奉獻精神,弘揚社會的主旋律。在進行醫患關系相關報道時，應當從不同新聞源獲取信息，保證公正準確，擺出充分的事實和全面的觀點，兼顧醫方、患方的立場，同時查閱法律常識、聽取專家建議，做出合理、負責、全面的報道。

3.提高新聞工作者職業素養、道德修養和專業知識部分新聞工作者追求高發行量、高點擊率或因為利益驅使而不尊重客觀事實，放棄了自己的職業操守和道德修養，對醫患關系的惡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夸大問題的嚴重性從某種情況來說，也是對求真的一種背離。2011年9月5日，深圳新聞網發表報道《醫院要做10萬元手術，最終8毛錢治愈》：一個出生僅6天的嬰兒無法正常排便，深圳市兒童醫院出具病情告知書，告知孩子有腸梗阻、小腸結腸炎，疑為先天性巨結腸，建議進行造瘺手術，手術費用超過10萬元。其學醫的父親陳先生拒絕手術，到另外一所醫院僅開了0.8元的石蠟油，即緩解了孩子的癥狀。10萬元手術費與8毛錢的巨大反差，引起公眾對此事的極大關注。事件隨后引發醫患信任危機，深圳市兒童醫院9月7日召開新聞發布會稱所有治療符合診療規范，10萬元手術費用的說法是家長杜撰，醫院從未提過，手術約需2萬元。10月20日，患兒在武漢同濟醫院小兒外科被證實患先天性巨結腸，并進行手術，28日康復出院。隨后，患兒父親陳先生和深圳新聞網相繼向深圳兒童醫院，主治醫生李蘇伊及他的團隊公開道歉。從效果上看，媒體的此種行為會讓公眾的認識產生偏差，激化醫患間的對立情緒，產生惡劣的社會影響。因此，新聞工作者應嚴守職業道德，樹立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由于醫學領域極強的專業性，是否了解一些醫療專業知識，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新聞工作者對于醫患糾紛責任劃分的判斷。

四、總結

新聞工作者應當在日常工作、學習中廣泛涉獵，提高自己的專業知識，減少固有偏見和不必要的判斷失誤。傳媒是社會公器，也是“航船上的?望者”。社會是一個傳播所維持的這類關系組成的網。在觀察者的眼里，傳播似乎在社會機體里流動，就像血液在心血管系統循環一樣，為整個有機體服務。因此，媒體應當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樹立正確的社會輿論導向，對與民生息息相關的醫患關系問題本著忠于事實的態度進行全面、客觀、公正的報道。在揭露醫療衛生行業不良現象、維護公眾知情權與監督權的同時，也要對醫療活動進行正確宣傳，對先進典型進行弘揚；普及醫學常識，讓公眾對于醫學的復雜性和風險性得到認識，為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及醫院管理提供合理建議；起到溝通醫患雙方的橋梁作用，為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發揮積極作用。

作者：楊靖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