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論回顧

財政分權目的之一在于為民眾謀求福利，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但同時也會產生相應的成本。本文將這種影響福利和成本的因素定義為分權的需求面要素①;相應地，供給面要素可以定義為政府收入結構、權力的制度安排等標識政府公共服務提供能力方面的要素。

(一)公共服務提供的需求面因素Oates(1972)認為，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具有消費者和生產者優勢。消費者優勢來源于地方公共品能更好的匹配差異化的地方民眾偏好。生產者優勢則是因為不對稱信息，即地方政府更了解轄區公共品的生產成本和相應的收益。因此公共品由地方提供更有效率。按照Oates(1972)的分析，分權將會更偏好更小的地區和更少的人口。Wheare(1964)將分權視為一種奢侈品，如Prud’homme(1995)所述，在低收入情形下，人們更多關心基本的需求，隨著收入和經濟增長，需求的差異化才逐步顯現。Oates(1972)和Panizza(1999)使用跨國數據檢驗發現，人均收入和財政分權顯著正相關。但是，Wal-lisandOates(1988)對美國州級數據的實證則認為，收入越高反而會引起集權。原因是如果富裕國家的政府更關心財富的均等，則上級政府會更多的集權，尤其在財政收入方面，目的是能夠通過再分配的方式達到均等目的。BardhanandMookherjee(2005)從政治經濟學和官員尋租方面研究發現，為了防止地方政府被捕獲以及腐敗，那些志在促進收入和經濟增長的大型項目應當由上級政府控制。因此，整體上看，收入對分權的影響還是不明確的。WallisandOates(1988)發現城市化會引起更高的財政分權，隨著城市規模的增加，城市政府更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Inter－AmericanDevelopmentBank(1997)的研究認為，在城市化過程中，城市交通、水供給以及垃圾和街道管理等會出現較高程度的分權，這會進一步促進政府整體分權的提高。

(二)公共服務提供的供給面因素

地方選民能否獲得其偏好的公共服務與地方民主制度的發展有緊密的聯系。地方官員面對較強選舉競爭條件下，地方公共品與選民偏好就越有可能合理的匹配(Panizza，1999)。反之，地方民主制度發展越落后，地方官員與選民目標出現差異的概率就愈大，謀求轄區福利最大化的上級政府就會偏好集權的制度選擇。

政府收入來源和結構與分權程度緊密相關。自身收入嚴重不足的地方政府是轉移支付的主要受益者，地方官員在“橫財效應”(windfalleffect)的作用之下偏愛花光所有外部收入。同時，如果地方官員更多的考慮尋租，而不是經濟效率，則官員會直接將外部收入留在本級政府，不會繼續向下級政府配置。另外，由于外部收入不是直接來自轄區選民，因此，地方官員在配置外部資金時也較少會考慮轄區選民的偏好。這點也可以用“來源地原則”(derivationprinciple)說明，來源地原則建議上級政府應當讓地方政府分享當地稅收收入，目的是激勵地方官員的稅收努力和擴大稅基;顯然，政府間轉移支付更多的是“公共池”(commonpool)問題，不適合來源地原則(BoadwayandShah，2009)。

另一方面，轉移支付還可能存在嚴重的“粘蠅紙效應”(flypapereffect)，即使地方政府追求經濟效率，對政府間轉移支付的邊際支出傾向也高于自有收入(Knight，2002等)。分權與地方政府的組織結構緊密相關。即使所有地方政府都由公眾選舉產生，各區之間的“行政分權”(administrativedecentralization)也可能出現較大差異(Martinez－Vasquezetal．，2004)。在許多聯邦國家，大區或州以下的預算或政策安排都不盡相同，有些州會將預算權完全賦予下級政府，并允許州以下政府自行制定其相關政策;部分州以下的預算或政策制定權卻完全保留在州一級政府，如果州以下政府官員由州政府任命，則行政集權更為嚴重。現有文獻對中國省以下政府間關系的研究呈現出如下幾種取向:其一是研究中央與省之間財政關系的演變，以及這種變遷對中央與地方間關系的影響(Lardy，1975;OksenbergandTong，1991;Wong，1992等);其二是研究縣鄉政府與地方企業之間的互動關系和互動模式，從地方政策的客觀效果來判定地方政府的政策意圖(Oi，1992，1996;Byrd，1990;Song，1990;Walder，1995等)。第三是研究省以下財政支出結構以及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劉小勇，2008;尹恒和朱虹，2011等)。本文與上述文獻不同，重點關注省以下政府收入結構與政府間關系。

二、實證研究

(一)變量與數據

依據前文的理論分析以及中國現實情況，本文進行如下變量選取和設計。

財政分權(DEC)，本文的因變量，用人均縣級政府支出占人均省級政府總支出的比例表示;轉移支付變量(TRA)，用縣級政府獲得的轉移支付占其總收入的比例表示。需求面因素考慮以下變量:縣級人均GDP(PGRP);縣級人口(POP);縣級地理面積(AREA);縣級城市人口比例(URBAN)。供給面因素變量包括:是否是自治縣(ANTO)，啞元變量，如果是自治縣，值為1，否則為0;小學入學率(EDU)，用來表征地方民主意識。

另外，自然資源稟賦也是影響分權的重要因素，“資源詛咒”相關研究文獻表明，豐富的自然資源很有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如果地區政府財政來源嚴重自然稟賦的收入，則集權會是政府的必然選擇。因此，本文構建自然資源豐度變量RESOU，所在省采掘業固定資本投資與固定資本投資總額之比。本文的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全國地市縣財政統計資料》，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和各省統計年鑒。《全國地市縣財政統計資料》包括1993－2005年間全國2300多個縣、縣級市和市轄區的相關統計數據。由于在樣本期內地方政府行政區劃變化較大，本文以2005年行政區劃為標準保留沒有變更的縣和縣級市。但該統計資料中的GDP數據僅包含1997年之后的數據，因此本文構建的數據結構為1997－2005年間1864個縣和縣級市的非平衡面板數據。自然資源豐度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二)模型與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