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的全民性和終身化

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等媒體素養教育開展得比較好的一些西方國家，大都是以“新社會運動”的形式來推廣媒體素養教育的，它們開展了廣泛的媒體素養社會教育。譬如，由于基層中小學教師和社會各階層關心教育的人士的一再呼吁，更由于多個民間團體非正式的聯合爭取，加拿大教育部門被迫將媒體素養教育課程列入中學必修課，從而開始了加拿大上個世紀７０及８０年代影響深遠的媒體素養教育運動。同樣，在我國，媒體素養教育“首先是一種社會運動，其主旨是反對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對個人的操控，反對文化壓迫，通過媒體表達多元的聲音。……并正在影響主流媒體甚至有關媒體的決策。”我們可以通過一些社會團體、民間機構和學術單位或科研院校等單位形成的媒體素養教育專業組織或專業協會來舉辦各種媒體素養教育專題短訓班、聯誼會、研討會、演講會、知識比賽等形式直接對社會公民進行媒體素養教育。通過相關調查研究，出版媒體素養教育通訊期刊和相關培訓教材，舉辦研討會，召開媒體素養教育國際會議以及游說政府部門來間接推廣媒體素養教育運動。還可以開展廣泛的社區教育、終身教育等教育形式來推進媒體素養教育。

二、家庭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的溫馨互哺

現代社會的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相比，強調潛移默化、點滴積累、水到渠成，因此少了些“教化”色彩，多了一些“自然”本色，毫無疑問成為大多數人一生中接觸時間最早、最長，影響最為深遠的教育。而且，家庭己越來越成為人們絕大部分媒體行為和體驗的發生地，媒體在現代家庭及其教育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作為具有高度親密性、分散性、靈活性和群眾性特征的非正規教育，家庭教育比學校教育更多地受到大眾媒體的影響。如此看來，媒體素養教育在社會最小單元的家庭中推進，既可以盤活現有的教育資源，又可以增進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交流；因此，要提高廣大民眾的媒體素養，家庭教育的參與不失為一個較好的途徑。具體來講，可以通過如下一些方式來開展：第一，媒體素養的家庭教育可以是雙向的，甚或多向的媒體素養教育。這種教育既可以表現為父母長輩對子女等晚輩的關于媒體使用的指導和教育，也可以表現為子女在新媒體使用方面對父輩的幫助和“反哺”，同樣也可以是父母一輩、兄弟姊妹一輩等同輩成員之間在媒體經驗方面的互幫互助、互相分享。古人云：“三人行，必有吾師。”其套用在我國大多數“三口之家”的媒體素養家庭教育方面，也是較為貼切的。第二，發揮家長在媒體素養的家庭教育中對子女的引導、督促作用。在實際的家庭教育中，家長可以利用其可能在解讀媒體信息方面稍勝一籌以及對傳統文化具有更深厚的體認等方面的優勢，用自己的言語舉止、行為習慣對子女的媒體接觸行為進行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影響，并積極對子女可能產生的媒體誤讀、沉溺和焦慮等媒體行為偏差進行矯正，引導、督促他們更好地實現媒體化生存。同時，家長還應主動地根據自己已有的人生經驗、媒體經驗，幫助未成年子女學會正確地選擇、篩選媒體信息，以提高其對有用媒體信息的鑒別、利用能力，關鍵是幫助其子女養成正確的媒體意識和良好的媒體習慣。第三，發揮子女對家長的新媒體“功能性文盲”的掃盲作用。我們必須看到，媒體技術的進步與子女輩對媒體較強的接觸、學習和使用能力也為媒體素養教育的“文化反哺”提供了可能性，為長輩在家庭教育中就媒體素養向晚輩咨詢、學習提供了可能性。這是因為，前喻文化與后喻文化不是斷裂的，而是并行的；而且，子女可能在媒體素養的技能素養方面具有先天的駕馭秉賦和優勢，也可能對屬于自己的新型文化或青年亞文化具有更獨到的認知。在現實生活中，許多父母雖然也很關心子女的媒體接觸行為，但由于他們自己對網絡等新媒體的了解和認識極為有限，致使這種關心和指導就顯得有些不得要領、力不從心。第四，創造溫馨的家庭氛圍，養成良好的親子閱讀、親子學習習慣，接受傳統文化、優秀文化熏陶教育。在當前電視文化、網絡文化等視覺文化占主導的媒體環境中，家長在自己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的同時，尤其要注意培養子女良好的紙質媒體閱讀習慣。應該說，利維斯學派所倡導的“文學文化”教育、文學經典教育，在當前我國國民閱讀率普遍不高的情況下，仍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因此，家長一方面要自己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另一方面也應幫助子女選擇其喜歡的書刊，特別是一些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書籍，為其創造良好的閱讀環境；并盡量安排時間與他們一起閱讀，鼓勵他們寫讀書筆記，時常與他們交流讀書感受等等。

三、媒體責任：媒體素養教育的源頭凈化

西方社會早期對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視，大都源于對大眾傳媒副作用的警覺；因為低級庸俗的內容消解了精英文化，危害了受眾（尤其是青少年），并由少數利益集團左右了大眾的視聽，誤導了社會和公眾。西方的大眾傳媒建立于自由主義傳媒理論和體制的基礎之上。這種理論強調自由創辦傳媒、報道消息、發表言論和其他內容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要抑制傳媒的副作用，很大程度上要靠大眾傳播接受者的辨別、防范、抵制能力，也即靠受眾的媒體素養。而在中國，大眾傳媒的副作用，主要是通過加強對傳播者的管理控制來解決的。但隨著大眾傳播的市場化、全球化、網絡化和技術手段不斷發展更新，對媒體“堵”的作用越來越小，因此一方面要改進傳媒體制、提高媒介質量，另一方面要提高廣大受眾的媒體素養。媒體（機構）作為社會公器，它一方溝通受眾，另一方又溝通政府，使其成為社會中不可或缺的橋梁，其角色十分重要。這樣的特點使媒體（機構）既是媒體素養教育的實體樣本，又是媒體素養教育中最具優勢的主體。因此，媒體作為信息源、作為媒體素養教育最顯而易見的傳達工具、主力軍和中堅力量，在媒體素養教育體系的建構中，必將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具體來說，媒體理應對媒體素養教育承擔“媒體自律”和教育平臺兩個方面的重要責任。首先，媒體應當堅決做到“媒體自律”，從源頭上凈化媒體環境，消除媒體內容對媒體受眾及社會發展所造成的消極影響，這就要求媒體充分當好“守門人”的角色。媒體自律被認為是媒體倫理道德的直接體現，是來自媒體機構和媒體從業人員自身的自我修養和自我約束。而且，這種自我約束的力量是發自內心深處的、自覺的，因而是真正的自律、高境界的自律。正因為如此，媒體自律不管是對其自身建設而言，還是對民主社會公眾的權利而言，對媒體素養教育的建構而言，都顯得非常重要。其次，媒體作為政府和群眾“喉舌”，應義不容辭地承擔起媒體素養教育平臺和協同教育的職責。與受眾積極互動，是媒體組織開展媒體素養教育的又一途徑。但是，缺乏媒體從業者的積極參與，往往是媒體素養教育面對的最大問題，其中原因似乎不難理解。本來，媒體素養教育期望受眾能夠成為一個主動積極、不易受媒體擺布的閱聽人。但這不是要讓媒體從業者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嗎？試想，媒體會希望自己的受眾聰明、理性地拋棄媒體嗎？事實上，從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來看，一些世界著名商業媒體如ＡＢＣ、ＮＢＣ等企業贊助的不少媒體素養計劃和媒體素養教育經費一直是主要的爭論問題之一。“一方面，人們認為媒體具有社會責任，有義務幫助公眾培養他們理解、分析和制作媒體信息的能力；而商業媒體也恰恰‘利用’此理，‘名正言順’地參與到媒體素養教育中來；另一方面，商業媒體開展媒體素養教育可能會威脅媒體教育所強調的批判意識這一核心環節，如忽略培養公眾批判意識，回避引導公眾認知商業性媒體機構的所有權與操作模式而產生的諸多問題。又如媒體商業化操作帶來的內容低俗化、消費主義泛濫、信息壟斷、媒體失職、隱藏價值判斷等問題。”由此可見，媒體機構參與媒體素養教育，既相悖，也相助，它們之間的矛盾既不可避免，也不容忽視。

四、政府支持：媒體素養教育的剛柔并濟

西方媒體素養教育成功開展的經驗告訴我們，具有草根性質的媒體素養教育運動發展到一定規模，在社會已有一定影響后，若想能夠進入學校，成為國家法定課程，各國政府的政策支持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這是因為，官方對媒體素養教育在法理上的支持和認可對媒體素養教育來說至少具有幾點意義：一是承認其在課程體系中學科地位；二是教學時間、人員、資金等相關資源有了保障；三是能夠促進教育系統內外對本學科的重視；四是促進媒體素養教育的穩定發展。媒體素養教育又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才能完成。而我國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擁有很大的權力，這在某些方面還有意想不到的優勢。因為只有掌握著公權力的政府，才能承擔起有效調配、整合及利用社會資源的重任進而有效地開展媒體素養教育。從理論上說，我國政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發揮媒體素養教育的主導作用：一是政府可以決定媒體素養教育的力度。要不要在社會上開展媒體素養教育，大眾對媒體素養應該達到什么層次，需要多大的力度，政府完全可以采取政治措施或經濟措施加以調節。二是政府可以決定媒體素養教育的廣度。在多大范圍內開展媒體素養教育，在教育體系中進行媒體素養教育還是在社會上進行媒體素養教育，在青少年中間進行媒體素養教育還是在全民中間進行媒體素養教育，在國家機關內部開展媒體素養教育還是在企事業單位開展媒體素養教育，政府都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加以決定。三是政府可以決定媒體素養教育的深度。對于傳統媒體如何認識，對于新媒體如何認識，都有個深淺層次的問題。在具體實踐方面，政府可以成立或委托某些機構負責領導全國媒體素養教育的試點和推廣，并在法令政策方面引導媒體素養教育的開展，并在人力、財力上對其理論研究和教育實踐加以扶持。應該說，到目前為止，在我國現行的一些法律法規中也有一些條款涉及到媒體素養教育的內容。這些法律法規既有一些有關鼓勵、“賦權”社會公民、特別是青少年規范使用媒體的條款，也有對涉及政治、色情和暴力的內容限制比較嚴格的一些禁止性條款。譬如，我國在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８日由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國家教委等部門發布的《關于創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保護中小學健康成長的若干意見的通知》，１９９２年１月１日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后又陸續制定了《音像制品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互聯網站管理工作細則》、《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管理辦法》、《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和《全國青少年網絡文明公約》等法律、法規。在媒體素養教育上來，比監管更重要的是各級政府部門尤其教育機構，還應將媒體素養教育提高到素質教育、公民教育的高度上來，真正重視、支持和引導媒體素養教育。首先，政府應該加強各級教育部門對媒體素養教育的財政支持力度，逐步將媒體素養教育納入正規的學校教育體系，讓媒體素養教育成為學校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進入課程設置范圍。其次，由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就媒體素養教育制定專門的政策法規，使我國媒體素養教育缺乏政策導向和保障，我們還可以由政府部門發起并聯合相關機構成立專門的媒體素養教育機構或組織，制定具體的、操作性強的媒體素養教育政策和規劃，并承擔計劃實施、教育普及、協調推廣等主要工作。最后，在此基礎上，政府的教育部門還應當主動牽頭撰寫和發行有關媒體素養教育的指南、編寫適合老師和媒體素養教育者使用的本地媒體素養教育教材及教科書、定期出版媒體素養教育的專業刊物以及舉辦媒體素養教育師資培訓班等等。

五、自我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的主體重塑

當前，當越來越多、越來越新的媒體以種種符號或數字的形式一再對社會個體所具有的社會特征進行弱化時，當一個個社會成員一再被置于一個無邊無形、讓我們渾然不覺的媒體世界中時，社會公民的媒體接觸行為越發需要一種自我導向、自我醒悟、自我約束、自我調整、自我管理、自我實現和自我體驗的媒體素養自我教育。因此，媒體素養教育的實施，不是僅僅將有關媒體的知識、道德評判和意識等“灌進等待裝載的心理和道德洞穴中去”，而是必須正視媒體使用者自我“內化”的和“不可教”等主體性因素。與學校教育相比，媒體素養自我教育是出自個體內心的強烈愿望，其動機不僅要強于前者，而且其豐富多彩的自我教育形式也要多于前者。如果說學校的媒體素養教育還帶些強制的教育色彩的話，那么公民的媒體素養自我教育則完完全全是一種主動的教育，即社會公民為了提高自身的媒體素養水平而主動、積極、努力地學習。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媒體素養教育過程不只是媒體素養教育者對媒體素養受教育者進行媒體素養教育的過程，更是媒體素養受教育者自主建構“媒體真實”、自覺實現個體媒體素養發展的自我教育過程。從更加深遠的意義而言，媒體素養的自我教育是一種對待媒體的人生態度，總是和一個人在發生媒體行為時所表現出的自警、自重、自尊和自強等相聯系的，從而彰顯出其強烈的自主性、實踐性和體驗性等特征。

六、結語

在系統考察和研究了西方各國媒體素養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之后，加拿大媒體素養教育專家約翰•彭金特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媒體素養教育必須是一個自下而上的‘草根’運動，必須先進行媒體素養教育實驗，然后才能要求教育職能部門將媒體素養教育課程列入學校教育體系。”他還為我們描繪了一副世界各國媒體素養教育進入正規學校教育系統的路線圖：先是自發成立媒體素養教育協會、團體和組織；再通過“先有為后有位”的策略，爭取政府當局，特別是教育當局在政策和資金方面的認可和支持；最后由政府教育部門組織制定媒體素養教育計劃綱要并負責實施，使其進入正規的學校教育體系。事實上，西方媒體素養教育在其發展之初，往往表現為一種自發性的、廣泛性的、緩慢的、漸進的和自下而上的草根運動。這一草根運動逐漸贏得了世界各國教育部門的有效支持，使其最終得以真正進入其正規的學校教育體系，這被認為是其得到世界各國社會各界重視和認可的重要標志。西方媒體素養教育自上個世紀末被引入我國后，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目前，我國已經成立了眾多媒體素養教育協會和研究團體，眾多高校成立了媒體素養研究機構，不少中小學和大學開設了單獨的媒體素養教育課程，或將其整合到其它相關課程教學中。當然，媒體素養教育在我國的發展還方興未艾，是一項需要全社會都動員起來的、龐大的系統工程，無論學校、家庭、政府、媒體、民間團體以及教育科研等相關部門，還是社會公民主體本身，都應該自覺參與其中并承擔各自的責任。我們只有以政府政策支持為后盾，以學校教育為主體，以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一些方方面面的力量為其重要的輔助形式，通過多部門、多階層、多渠道、多角度、多面向的齊心協力的推動，我國的媒體素養教育才有可能最終發展成為“教育對象全面化、教育內容梯度化、教育主體社會化、教育手段多樣化、教育過程終身化”的教育事業。其實，在當前這個媒體化生存的世界里，媒體素養從根本上是一種調試、促使“人—媒”關系更加和諧的素養。媒體素養教育中“人”的因素、“社會公民”的因素至關重要；“人”才是媒體素養教育的根本和內因，也是媒體素養教育的出發點和歸宿。

作者：李廷軍 單位：湖北江漢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