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個體特質
1．認同表現的能動性和層次性人都有自身獨特的主觀能動性，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認同時同樣也會表現出來。所謂認同表現的能動性，主要是指作為認同主體的大眾個人或者群體并不是完全被動地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產生認同;相反，他們一般都會根據自身利益需要、精神追求、情感認知、專業知能等因素主動接受和認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在指導自身實踐的過程中，審時度勢，深思熟慮，機動靈活地改進、修正或強化認同。當然，強調大眾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認同主體的能動性，并不等同于忽視其認同過程中所受到的各種外界因素的影響作用，而更多地表現出大眾作為社會中的人的應有本能，同時也符合認同本身一般都要通過主體與客體的相應互動而建構的原理。一般認為，“認同總是存在著不同的表現層次”［4］。大眾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也不例外，一般都會由于個體的身份、經歷、思維能力等差異呈現出不同的認同層次，如認知認同階段的“知道、了解”，情感認同階段的“認可、贊同、遵守”，行為認同階段的“內化、外化、踐行、信仰”等。同時，由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本身就包括國家制度層面、社會集體層面、公民個人層面等不同內容，大眾個體或群體也會根據個人的認知結構、接受能力及興趣愛好而產生不同的顯性認同或隱性認同、積極認同或消極認同、自發性認同或自覺性認同、公開性認同或口號性認同，等等。
2．認同過程的漸進性和自調性吉登斯認為:“認同是由人類自己創造的一個動態的、沒有終點的過程。”［5］(P233)大眾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同樣是一個過程，并非一次完成，一般都要經歷一個由淺入深、由少到多、由弱到強、由低到高、由簡單到復雜、由感性到理性，不斷擴展認同范圍，提高認同程度的漸進過程。如從理論知識學習教育的認知認同上升為情感共鳴、互動交流和感染的情感認同，再到逐步內化和外化的行為認同，從注重感性認知的感性認同、本能認同上升為較為全面科學深刻的理性認同、理智認同，從較為抽象的理論認同上升為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現實認同，從最初的表淺認同上升為高級的深層次認同，從自然樸素的自發認同到最后積極主動的自覺認同，等等。當然，在這一過程中，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也有可能出現認同的波動性。與任何政治認同一樣，大眾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一旦形成，“并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6］，并且一般大都可以根據自身的認知程度、思維能力、外在環境等因素進行自我調節，隨時改變認同的強度乃至方向。如，由于大眾個體利益的有效維護而逐步產生對黨和國家的深刻認同進而升華為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可和接受，由于大眾個體身邊先進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跡和榜樣引領而產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新認知認同，由于單位組織規章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健全而使大眾從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般性認同與深層次保留并存逐步上升為普遍性認同與少部分保留并存，等等。
3．認同結果和踐行的相對穩定性盡管大眾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過程具有一定的漸進性和自調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始終不存在一個可以確認的認同結果。從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講，大眾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事實上反映了大眾作為認同主體在與認同環境的互動中所體現出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認同客體認知和接受的相對同步性。一般都是經過相對較長時間的學習感知、情感體驗、理性思考、反復判斷和強化而形成，因而一旦確立起來，就將逐步成為其自身個性的一部分，控制和支配其自身的言行，并在一定時期內將保持相對穩定，并不會輕易改變。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群體特質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基于不同的年齡段、生活圈、職業域、利益訴求等因素，大眾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劃分為不同的群體，且有不同的認同心態、認同能力、認同期待和思維指向，因而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雖然存在著明顯的個體差異，但也會呈現出一定的群體特質①。
1．黨政干部群體認同的政治性和雙面性從廣義上講，黨政干部群體既包括專門從事領導管理工作的黨政干部，也包括各級各類公務員。根據《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的規定，該群體主要是指當前在各級各類國家機關工作、納入國家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履行國家公職的工作人員，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工作的專職領導和工作人員，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全國政協和地方各級政協、各級人民法院、各級人民檢察院的組成人員及派出機構的工作人員，以及納入了公務員管理范圍的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和群眾團體機關中，除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黨政干部群體是社會大眾中的一支特殊隊伍，大都“身處要津，是政府與民眾的中介體，是國家興亡、事業盛衰的關鍵”［7］(P273)。毛澤東曾深刻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8］(P526)該群體大都具有自覺的政治指向性和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且在日常工作中被賦予較強的組織依附性、政治原則性，較高的政策性、紀律性，嚴格的工作軌道和規律性，特別是一舉一動都置于日益嚴厲的輿論和制度監督之下，有著很高的社會期望值，因而與其他大眾群體相比較，一般都能主動認可和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以其為指導，規范自身的行為，呈現出強烈的認同政治性。當然，在當代中國，由于社會歷史條件的復雜因素，黨政干部及公務員已經不僅僅是一種職業，而且是一種世俗眼光中身份和等級的象征。進入該群體，就意味著獲得體制內的保護，成為了被很多民眾羨慕不已的“既得利益階層”。因此，盡管從傳統的社會角色和形象定位來看，該群體無疑應當是人民的“公仆”，但在實際生活中，長期置身權力運行的復雜環境，其行為“雖并不完全以利益為驅動，但受利益影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9］，因而有時又很容易使其產生思想的異化，由此導致其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方面，呈現出一定的雙面性，即形式上似乎已經真正接受主流意識形態，但在內心深處卻不一定完全認同，表現出典型的政治“偽人格”。具體到實際生活中，他們很多時候可能僅僅把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看成是來自上級的工作要求和工作任務，推行形式主義，而不是出于內心的思想提升需要和真實的價值認同，“易于產生理性認知與情感指向的游離，思想與行為的脫節”［7］(P273)。
2．工農群體認同的穩定性和務實性所謂工農群體，主要是指當代中國在工農業生產一線從事勞動工作的工人和農民階層。其中，工人階層主要包括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民營企業以及中外合資合作企業和外資企業工作的產業工人，以及在上述單位工作的農民工;農民階層主要是當前長期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工農群體是當代中國社會人口最為龐大的人群，也是社會大眾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工農利益也是國家的整體利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擁有極為重要的社會地位。自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就逐漸成為當代中國統一戰線中最重要的聯盟。農民雖然不是領導階級，但作為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中國向來以廣大農民為基礎，無農不穩是長期歷史實踐證明了的真理。自改革開放以來，工農群體在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引下，生活水平大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利益得到了較好的維護，因而與其他社會大眾群體相比較，一般都能認可和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且一旦接受，不會輕易改變，擁有較大的認同寬容度和較強的主動接受感，呈現出強烈的認同穩定性。但是，隨著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和社會轉型的逐步加快，傳統的利益結構開始被逐漸打破，工農群體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工農群體。部分工人因“下崗”而成為弱勢群體，一些農民背井離鄉，到城市務工，難免寄人籬下，其政治地位和利益維護發生巨大改變，且貧富差距、文化差距、利益訴求差距的逐步加大，使該群體在一定程度上心態頗為失衡，不滿情緒較大。由此導致他們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方面開始變得更加務實，排斥遠離生活實際的思想說教，總是以周邊生活和自身經驗為驗證，來衡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可接受性。尤其考慮其與自身利益的相關性，如果不能給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肯定沒有興趣接受。
3．經營管理服務者群體認同的功利性和求異性一般認為，經營管理服務者群體集中體現為兩大階層:一是企業經營管理者階層;二是自由職業者階層。二者既是改革開放以來新興起的社會階層，也是當代中國社會大眾的“新成員”。所謂企業經營管理者階層，主要包括在各級各類企業，如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民營企業及中外合資合作企業和外資企業等從事經營管理工作的領導者階層，即所謂的“廠長、經理、董事長、總經理”等。而自由職業者階層，黨的十六大以來被認為是“那些不與用人單位建立正式勞動關系，又區別于個體、私營企業主，具有一定經濟實力和專業知識技能并為社會提供合法的服務性勞動，從而獲取勞動報酬的勞動者。如商業保險代理人、證券專業投資人、商品推銷員、經紀人、自由撰稿人、家庭教師、健身教練等”［10］(P270)。經營管理服務者群體直接從事經濟發展實踐活動，為當代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可謂當代中國經濟振興的希望所在。一般來說，出于自身發展需要和利益追求的考慮，該群體大都比較關心國家政治和社會形勢，渴望了解主流意識形態的新動向，關注國家改革動向和利益調整，特別是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政策變化，因而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體現當代中國整體價值取向的主導價值觀認同方面，也會表現出一定的主動性。但是，在現代市場經濟競爭意識、開放意識、物質利益意識日益彰顯的時代背景下，他們內心深處傳統的重義輕利價值取向和法則會逐漸消失，多元化的價值取向以及雙重或多重的人格會隨時呈現出來，由于利益需要而產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知認同也會在理解上逐漸碎片化，產生一定的排斥心理。甚至在一定時刻將個人利益視為唯一的價值標準，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更妄談什么核心價值觀。同時，在社會轉型期國門逐步打開的現實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經營管理服務者階層開始有條件跨出國門，接觸外面的新世界，因而有時并不一定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持完全的接受和認同態度，轉而對一切新的信息、思潮產生特殊的敏感，產生強烈的求異心理。甚至主動接受一些西方思想文化理念，滋生自由主義、享樂主義意識，向往西方，追求西化，沉醉于生活享受之中，成為社會上產生消極生活方式的擴散源。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和關注。
4．科教文衛知識界群體認同的真理性和責任性所謂科教文衛知識界群體，主要是指工作在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行業和部門的科技人員、文化工作者、教師和教育工作者、醫生和醫務工作者等群體，是所謂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也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該群體是社會大眾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中堅力量。由于他們主要從事精神文化生產，有著較強的思想輻射力，因而常常被視為社會主導思想的支撐力量和“新思想的發源地”。正是由于這種特殊的社會屬性，該群體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知認同方面，常常呈現出較強的真理性和責任性。一方面，該群體作為真理的生產者、維護者，也是真理的質疑者、批判者，敢于就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內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觀點，有明顯的獨立性、自主性，不愿人云亦云，隨俗沉浮。近年來學術界、理論界有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練概括等問題的爭論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由于該群體源自于中國傳統的“儒士”階層，大都具有“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熾熱愛國情懷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高度社會責任感，因而一旦認識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就必然全身心地接受和認同，并積極主動地促進其廣泛傳播和創新發展。當然，隨著社會轉型期改革開放力度的逐步加大和意識形態領域多元思想文化的不斷發展，該群體在認知和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也開始逐步出現一些新變化。一些知識分子已經不再滿足于單純的空洞說教、信仰灌輸，開始更多地追求一些西方所謂“普世價值”新思想和新思維，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求異排斥心理。這同樣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和關注。
5．青年學生群體認同的信仰性和實用性青年學生群體，主要是指目前接受高中、大學和研究生教育的在校學生，也包括在高職院校和成人自學教育體系中求學的在讀學生。他們既是當代中國充滿朝氣、富有生機和活力的社會成員，也是社會大眾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社會定位來看，他們大都正處于自我完善、走向成熟的階段，即由“生理自我”向“心理自我”的演變過程之中，是典型的社會敏感群體。不僅思想較為敏捷，接受新生事物較快，而且也具有沖動、片面、辨別能力差等不足，特別是其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尚未定型，因而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知認同方面呈現出明顯的理想性和實用性。青年學生大都長期生活、學習在學校，居于思想文化信息吸收發散的交匯地，易于接受思想前沿的呼喚，對現實進行批判性思考，并富于幻想，希望尋求現實通往未來的通道，甚至沉溺于對未來的向往之中，因而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帶有明顯的信仰性。一份關于當前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認同的現狀調查表明，對于政治信仰，“有近一半的大學生有著堅定正確的政治信仰，愿將共產主義作為一生的信仰去不懈追求，有78．2%的大學生堅信共產主義會實現”;對于加入中國共產黨，“有一半的大學生是為了為社會做貢獻，有1/3是為共產主義信仰”［11］;“80%以上的大學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領導集體、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新農村建設、社會法制建設、反腐倡廉建設等內容表示高度贊同”［12］。這當然是令人欣喜的好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雖然該群體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整體上頗為認同，但就具體踐行來看，很多青年學生在實際生活中的價值行為與其價值認知并不完全一致。在對很多現實問題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時，常常從個人情感和自身利益的角度做出選擇，其認知認同、情感認同與行為認同存在著明顯的脫節現象，表現出典型的個人本位、講求實用傾向，甚至于其價值取向“從樂于奉獻的理想生活轉向注重實惠的物質生活，從追求理想和知識轉向追求金錢和物質”［13］。廣州大學城8所高校的問卷調查顯示，“大學生道德精神中的突出問題是‘有道德知識，但不見諸行動’，尤其在功利與德性的關系方面，主張功利合理性的學生占69．9%，有18．9%的學生主張最大限度地滿足自然欲望的沖動”。
作者：孟軻 單位：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