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項重大決策范例

舉世矚目的長江“三峽工程”決策，若從50年代算起，已歷經30多年。先后參加決策研究、論證的各方面著名專家、學者計有400多位。人數之多、時間之長、工作之深細、爭論之熱烈、意見發表之充分，前所未有，可謂開創了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范例。

截至目前，“三峽工程”論爭的焦點仍然是:上還是不上，立即上還是暫緩上。主張上的意見認為:“三峽工程”地理位置優越，壩址地質良好，對長江的防洪、發電、航運效益顯著，尤其是對緩解我國電力緊張狀況有很大作用，應當立即著手興建，且不存在任何工程技術問題;反對的意見則認為:“三峽工程”所需投資太大、工期太長、移民太多、泥沙淤積礙航、增加上游洪災和生態破壞嚴重等問題當前尚難解決，近期不能上。

以上兩相對立的意見，都有充分的科學依據，一時還難于做出定奪取舍。正如國務院副總理、“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主任姚依林同志所說:“主張建三峽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對上三峽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這個問題還需要經過詳細的論證。我認為，三峽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內是上不去的。”

二、決策者最難的抉擇

哲學家布里丹曾講過一個故事:“從前有一頭可愛的小驢，在兩堆同樣大小，同樣遠近，又同樣肥美的草堆之間，難于做出選擇，終因不知道吃哪一堆草為好而挨餓……。”這一個雖屬寓言的故事，卻道出了許多重大決策過程之中出現的屢見不鮮的現象。這種現象之所以常見，乃是因為:任何決策最終總會形成兩個利弊兒乎相同或兩個尖銳對立又各有道理的方案、意見來供決策者選擇。而這種最終的選擇，恰恰.是最關鍵丫最緊迫、也是最困難的抉擇。一‘特別是高層次決策者所遇到的重大的宏觀的決策，常常是多要素、多變量、不確定因秦很多、隨機性與突發性很強、多因多果……極其復雜的決策。這樣的決策，往往既不是典型的程序化、模式化、規范化的決策，也不是典型的非程序化、非模式化、非規范化的決策，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決策、模糊性的決策。進行這樣的決策，尤其是在最后1必須對兩種方案、意見，做出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二取其一的抉擇的時候，單靠科學程序的智力活動是無法實現的。因此，還需要、甚至最終完全需要依靠決策者的個人特有的綜合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科學的、技術的…‘•)全局的、戰略的價值意識與價值取向，要依靠決策者的特殊才能一非程序化、非模式化、非規范化的、超理性的決策藝術，才能實現最后的抉擇，完成這一決策。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賽蒙曾講道:“愈往高層，領導人就愈無法找到符合決策的明確程序，這就往往要依靠高級管理人員本身的經驗、判斷力、直覺和創造力。”這里，不妨重溫一下《三國演義》中“武候彈琴退仲達”故事給予人們的啟示。當時，“司馬筋引大軍15萬，望西城蜂擁而來妙。而諸葛亮此刻“身邊別無大將，只有二班文官，所引5000軍，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只剩2500軍在城中。”面對這等嚴峻情勢，如果按照科學決策的一般的常規的模式，只能擬出以下兩個方案:一是戰守，另一是棄城而走。然而，依據科學的預見，戰守，是無論如何也守不住的，“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得不為司馬鼓所擒呼”。為此，諸葛亮一反一般的決策模式，超越了.常規的決策模式，“將族旗盡皆隱匿，大開四門，每一門上用20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自己則“乃披鶴髦、戴綸巾，于城上樓前，憑欄而坐，焚香操琴。，”擺出“個非戰又似戰、似戰又非戰的姿態。司馬鼓見此狀，按一般的常規決策模式，做出了.“亮乎生謹慎，不曾弄險。必有埋伏，我軍若進、中其計也”的決策，“便教后軍作前軍、前軍作后軍，望北山路而退。”諸葛亮選擇擬定的恭而迎之的方案，是在摒棄依照決策科學只能做出“戰守”或“棄走”二個方案的局限性之后，在把握司馬郭“料吾生平謹慎，必不險弄，見此模樣，疑有伏兵”這一對于決策最為關鍵的因素，及由此因素導至的起決定作用的因果關系，高超地運用了決策藝術，所做出的明決。堪稱即能善擇、又能擇善的優秀的決、策者。

三、決策藝術褥要情報藝術

一個決策過程，大體可以分為這樣四個階段:第一是調查階段，即發現所需進行決策的問題，選擇所應進行決策的目標，第二是決策研究階段，即擬制方案(至少是二個或以上方案)以及方案的論證，第三為決策階段，即方案的抉擇，選擇決定出‘個方案;第四為執行、實施階段。一般來說，發現問題、選擇目標和方案的抉擇階段，比較多地是依賴決策藝術，而擬制方案與實施階段，則大量地主要是依靠決策科學。

決策過程不同階段的不同特點，決定了對情報的不同需求。大體上講，在決策研究階段和實施階段，可以通過程序化、模式化的情報工作為其服務，而在調查階段和決策階段，則需要在程序化、模式化服務的基礎上，用非程序化、非模式化的情報藝術為其服務。

在這方面，楊沛霆等同志在情報事業創建的年代里，率先投入為領導、為決策服務的情報實踐，為我們創造、積累了豐富的可貴的經驗。50年代末，楊沛霆同志在和其他同志一起完成的“大爆破專題資料”的基礎上，深人進行研究，寫出了我國情報部門的最早的述評之一:“大爆破述評”。以后，他針對我國二、三線建設中的許多問題，以及準備在沿海建設石油化工基地的需要，以日本在海灘漁村平地建設世界規模的大型石油化工墓地為例，寫成“鹿島的變遷”。他出于對技術引進問題重要性的認識，完成了“技術引進爭奪戰”的研究報告，等等。他的不少述評、報告，受到了有關領導的批示，稱贊，有的榮獲情報成果獎。這些材料，在我們情報界都廣為流傳，當時研讀起來，就愛不釋手，即使今天，那給人的啟發，也還覺得記憶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