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能力的高低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社會的和諧程度。正如世界銀行發展報告中指出的那樣，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不論是經濟的還是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不可能實現的［1］。而行政管理是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機構整合社會資源、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提供公共服務、實現公共利益、處理公共事務而進行的社會管理活動，也是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組織、協調、控制等一系列管理、活動的總和［2］。這充分表明，政府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和諧社會的建構離不開行政管理。能否建設好和諧社會既是對政府善政能力的一種考驗，也是對政府行政能否達成善治效果的考核標準。當然，政府主導作用的發揮離不開行政生態環境的支持，離開行政生態環境的支持，政府的這種主導作用很可能會變小變弱。

一、政府行政管理與行政生態

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出，人類對客觀世界履行的過程必然受到客觀世界的制約。從存在論的角度看，人類活動不可能脫離他所生存的自然和社會環境而獨立進行，客觀世界的物質條件決定了人類活動的對象、范圍和方式。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必須以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為基礎。因此，探討政府管理的行為規律絕不能脫離對其賴以存在的行政生態的鉆研和理解。所謂生態行政，就是政府按照統籌人與自然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遵循生態規律和經濟社會規律，依法行使對生態環境的管理權力，全面確立政府加強生態建設、維持生態平衡、保護生態安全的職能，并實施綜合管理的行政行為［3］。

行政生態學就是運用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行政系統，進而探討環境與行政管理之間的有機聯系。美國學者里格斯于1961年創立了行政生態學，根據不同的要素把人類歷史的基本社會形態分為三種：傳統農業社會、過渡社會和現代工業社會。各國社會環境不同，那么，行政管理的目標、體制、觀念、方式也就大為不同。而當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政府管理也就相應地隨之變化。

行政生態學的要求，政府管理必須要與其行政生態保持大體上的平衡和協調。這種平衡和協調既是管理系統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行政管理具有活力和效率的重要前提。要保持政府管理與其環境之間的相對平衡，首先要求政府管理要符合行政環境的現狀、發展水平和基本性質。而各國的歷史背景、傳統文化和行政環境都對行政管理有著巨大的影響，其中最直接影響制約行政管理的是行政環境，特別是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和發展水平。行政管理的職能、目標、決策和方法，以及所能達到的科學管理水平，必須與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4］。

從辯證唯物主義角度來看，行政生態和政府管理二者之間是辯證的關系———有什么樣的行政生態就有什么樣的政府管理。行政生態是行政管理生存和發展的土壤和行動的空間，決定、制約著政府管理的體制、行政職能、行政目標、行政決策和行政權力的運行方式，以及官員的行為方式、思想觀念與行政經費等。反過來，政府管理對行政生態也具有反作用［4］。恩格斯認為，國家權力對于經濟發展的反作用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嚴重阻礙經濟發展；或者是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著另一種方向走，這第三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前兩種中的一種。但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費［5］。因為行政權力屬于國家權力，是國家權力的一部分，而經濟發展狀況是行政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恩格斯的這番論述完全適用于政府管理與行政生態的關系。

從以上可以得出，政府管理離不開行政生態環境的支持，二者之間有著相輔相成的關系。如果離開了行政生態環境的支持，政府的主導作用就會變小變弱。因此，只有構建一個相對和諧的生態環境，政府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導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二、不合理的行政生態環境現狀制約我國和諧社會的實現

目前中國正處于一個快速轉型期，在這一轉型期間，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不斷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得到不斷完善。可以說，國家得到了史無前例的發展和無與倫比的成就。然而，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加速，隨著我國社會組織形式、就業結構、社會結構調整的加速，國家正面臨著并將長期面對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行政生態環境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經濟環境

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可以說突飛猛進，經濟的騰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巨大的成就面前應該認識到我國的經濟環境并不好，經濟領域存在“三大瓶頸”，經濟結構———缺少高新技術，經濟質量———粗放型、能源消耗大，經濟安全———依存性高與“全球化”沖擊［6］。經濟體制性與結構性矛盾主要會帶來以下失衡現象。首先是城鄉發展失衡。從體制性矛盾來看，長期實行“重城輕鄉”的發展政策，使得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明顯，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城鄉分隔、流動不暢；從結構性矛盾看，主要表現為農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下降，同時農業就業人口居高不下，勞動生產率偏低，人地關系緊張，農產品質量和品種不適應市場需求，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居民消費能力較低［7］。這具體表現在城鄉發展失衡突出表現為城鄉差距擴大、農民負擔沉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消費能力下降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困難以及農村社會事業落后等。其次是區域發展失衡。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地經濟都有很大發展，但由于原有基礎、客觀條件以及改革開放步伐和力度的不同，地區差距目前仍呈繼續擴大的趨勢。全而建設小康與和諧社會，難點不在東部而在中西部特別是本部的經濟落后地區。最后是社會收入和分配在社會分配領域的失衡。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出現了靠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的新面貌。不同社會成員、不同社會群體，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單位之間的利益分配出現差距過大的情況，利益矛盾也就逐漸的突出起來，造成社會階層分化，貧富差距嚴重這些不合理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