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地理邊緣到學術前沿：民族地區高校比較文學的學科優勢　　

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比較文學無論是在學科理論的創建、研究范式的確立和教學過程的實踐等方面，世界各國學者都還在進行著積極的嘗試與探索，力求建構出兼具民族特色與世界意識的比較文學理論形態。與此學科世界發展現狀相應的是，在中國高等教育學科體系的整體框架中，存在著文化傳統、知識結構和培養目標各具特色的地方高校，甚至還有一些是具有鮮明特色的民族地區高校。因此，如何在民族地區高校的文學課程中凸顯比較文學學科教育與人才培養的優勢，是本文重點探討的問題。而要對這個問題取得深入有效的思考，必須立足于民族地區高校所據有的獨特的地緣優勢和文化資源。首先，從其文化屬性觀照，民族地區高校不僅地理空間上呈現出地區性與地域特色，在文化空間上也獨具其歷史傳統和民族氣質。就以筆者所在的百色學院為例，百色學院是一所位于民族地區的普通高校。現今百色在行政區劃上是隸屬于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一個地級市，其地理位置位于滇黔桂三省交接地帶，與越南接壤并勾連東南亞。根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粵地）今之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１］（Ｐ１３２９）其中“蒼梧”“郁林”“合浦”等地，均位于今廣西的地理范疇之內，“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則指與廣西交界的越南等地，在古代均屬百越之地。百越地域廣闊，面臨大海，接壤異邦，成為中原與周邊國家交往的文化走廊。自古至今族群的延綿遷徙以及文化交流，使得這一地區成為溝通中原華夏和東南亞各國的橋梁。在此地繁衍生息的邊疆民族因融合中原華夏文化與東南亞各國文化而獲得新的生長點，同時推進中原與東南亞各國文化的發展。進入２１世紀，繼中國改革開放大潮而來的是東盟區域合作，廣西作為連接東南亞的中國南大門，從地理空間的邊緣成為了東盟文化與經貿交流的中心，國際間、地區間多邊多向的頻繁對話與交流在承襲傳統的基礎上獲得巨大擢升。因此，在此背景下開設比較文學課程不僅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也有利于與周邊國家的民族和睦與經濟發展。

其次，從其學術地位分析，中國與周邊亞洲鄰國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學比較是中國比較文學與東方文學研究的前沿領域，代表著世界學術研究的發展趨勢。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魯迅先生在《今春的兩種感想》一文中就指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盲點：“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者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２］（Ｐ３８６～３８８）當代比較文學學者季羨林、樂黛云、饒芃子等人也提出要對中國與第三世界及東南亞國家的文化文學交流加以重視的呼吁。孟昭毅也在綜觀我國比較文學現狀后中肯指出：“在以往的東方文學交流研究中，中國與周邊各國的文學往來都有不少涉足者，……但不足之處在于中國在區域性的文學交流，如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地區的文學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敘述得太少。”［３］（Ｐ５）在２０１１年４月舉辦的中國首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導高層論壇會議上，樂黛云更是提倡中國學者應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她指出當下語境中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要在認知、理解和詮釋民族文化歷史的基礎上尊重并吸收他種民族文化的經驗與長處，形成一種文化自覺。［４］

西方學界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文學交流也極為關注。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院士在東南亞民間文學與民族文學的研究過程中，提醒中國學者要注意中國與周邊國家跨境民族文學研究。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論和女性主義理論的代表佳亞特里•斯皮瓦克２００７年在中國做學術講座時也提到東方之內的文學比較與東西方比較同樣重要。法籍華裔學者陳慶浩在１９９２年臺灣“中央研究院”舉辦的“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大會所提交的論文———《中國文學研究展望》中也呼吁應重視少數民族文學、民間文學、俗文學、方言文學，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寫出真正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其中也提及各民族文學比較研究的必要性。［５］中國地域廣闊民族眾多，加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往源遠流長，這些豐富深厚的地緣優勢與文化資源，使得中國與周邊國家民族文學比較研究成為當前比較文學研究的焦點問題。例如，在北京大學就把“東方民族民間文學研究”作為重點學科來建設，北京師范大學“２１１”課題“新世紀外國對中國文學的譯介與研究國情報告”中也把日韓越三國作為重點攻關項目，中國社科院邊疆研究中心立項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的研究課題，陜西師范大學成立的“中外民族戲劇學研究中心”專治于中國與周邊國家民族戲劇文化關系的研究等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可見，在民族地區高校進行比較文學教研，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與民族文化資源，其文化多樣性以及多民族文學的互動共生能夠把地理范疇的邊緣轉化為學術研究的前沿。因此，民族地區高校在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習過程中貫徹區域特色與學科前沿相結合的思路，顯得尤為必要且十分重要。

二、從理論學習到實踐操作：民族地區高校比較文學的改革思路

　　普通本科院校比較文學課程的基本學時是５４課時，而要想在一個學期有限的課時中對比較文學的起源發展、基本理論和研究范式進行全面梳理與深入介紹是遠遠不夠的。就以由陳惇等學者編寫、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面向２１世紀課程教材”《比較文學概論》為例，里面涵括的內容包括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功能”“歷史與現狀”“基本類型與研究方法”“文學比較研究的領域”以及“跨學科的文學研究”等內容，可謂理論抽象、方法多元且信息駁雜。但這樣的教材是不是適合民族地區高校的實際操作呢？筆者在以往教學實踐中常面臨這樣的尷尬：往往一個學期課程結束，學生對于課本羅列的那些遙遠的歷史事件、抽象的理論論爭和沒有閱讀體驗的舉例分析，可謂卷帙浩繁又隔膜生疏，因此大家深有什么都沒學會，什么都沒掌握的遺憾。這也是比較文學教學過程中的一個普遍難題。對于本科生來說，這一理論知識顯得抽象又浩瀚，理解和掌握起來都有難度，也極易流于表面。按照本科生的學術積累和思維水準，也不宜匆忙展開比較文學的學術研究。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比較文學課程教學的宗旨與目的進行深入反思與積極探索。筆者嘗試從以下方面進行變革：

（一）教學基點立足于中國文學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世界比較文學的重心移到了中國，中國比較文學以自己的獨特聲音傳達出具有中國特征的理論話語與學術形態。陳惇和劉象愚兩位教授在《比較文學概論》一書中指出，中國比較文學應以中國文學為立足點和出發點。中國作為文化大國，從古代的文明古國的文化輻射、近現代的師法西學以及在當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與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互動，都體現出豐富深厚的文化內涵與曲折復雜的發展歷程。中國各時代的文學現象在比較文學中具有無可替代的獨特功能，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應該多以中外文學交流或中外文化關系為例子展開論述分析。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時間和情感上拉近比較文學與中國學生知識視野的距離，從而引發學生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反思與前瞻。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立足學生熟悉的文化傳統與文學背景，通過與異質文化的對比參照來認識中國文學與文論的民族特色，進一步地尋求跨文化的對話和溝通，在中外文化與文學的互證、互補、互識的基礎上，達成對當代大學生的世界文學意識與包容文化觀念的建構，最終形成一種文化自覺。

（二）教學內容側重東方文學與民族文學的比較

比較文學是一門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的開放性學科。在教研過程中，要求研習者對古今中外文化與文學的歷史發展與精神內涵融會貫通。但實際上，本科教學階段很難有學生達到此種暢達古今學貫東西的理想境界。如果教師在課堂上生硬按照統一教材進行宣講，常常顯得捉襟見肘，會面臨教學內容與對象錯位的尷尬，最終造成學科主旨與教學效果的明顯落差。因此，民族地區高校的比較文學課程應該對教學內容進行相應調整。比較文學的學科起源來自西方的定義，但作為一種文化觀念和學術理念而言，其在東方文化也有著深遠淵源。除了博大精深的古代東方文化，近現代兩三百年間的東方文學，也因西方入侵帶來的外來文化沖擊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而體現出復雜多元的文化內涵和社會變遷。因此，各個歷史時期的東方文學都具有深邃的精神內涵和獨特的審美趣味。如果能夠將中國文學發展置放在東方文化這一大語境中進行參照與反思，以此來觀照中國民族的歷史命運及其發展，這樣的比較文學課程會更具有現實意義與啟迪價值。比較文學濫觴于歐洲學者對民族文學和民間文學的關注，比較文學實踐研究是建構在不同民族間文化與文學交流互動的基礎之上。所以雙邊或者多邊的民族文學比較研究是比較文學的基石。比較文學學者嚴紹璗在紀念《中國比較文學》出版６０期時撰文提出“把比較文學做到民族文學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學的研究中拓展比較文學的空間”這樣的學術構想。同時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樂黛云也在１７屆國際比較文學年會上的發表文章《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中國視野》中強調“（中國比較文學）的產生是與中國人振興國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發展本民族文學的志向分不開的。”［６］２００８年１１月還在陜西師范大學召開了主題為“東西方民族文學與比較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所以在全球多元的文化語境中，在我國“多元一體”民族文化的和諧背景下，從比較視野對世界各國及國內各民族文學進行歷史和美學的深入研究，對中國比較文學學科體系建設頗具價值。我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其西南邊疆民族地區與東南亞山水相連，因而存在多種異質文化的變化。因此，在民族地區高校的比較文學課程中應側重對東方各國文學、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文學、中國南方民族與東南亞各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及其成果進行介紹與討論。

（三）教學重點轉向學科前沿領域

中國與周邊亞洲鄰國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學比較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前沿領域。民族地區高校應調整教學的重點，將比較文學的內容從文化中心、傳統經典轉向區域特性與民族特色。在教學與研習過程中，學科史的發展可以作為背景和鋪墊，在中外文學與文化比較的大框架下重點引領學生探討立足學科前沿與凸顯區域特色的問題，例如“東方民族民間文學研究”“新世紀外國對中國文學的譯介與研究國情報告”“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中外民族戲劇學研究”和民族文學經典的文化翻譯與傳播等這些新的研究問題。對實際問題的思考與解決，會使學生腳踏實地領悟到比較文學的學科宗旨，并在此基礎上深入理解與正確運用相關的理論與方法，而不是一開始就疲于應付各種理論思潮的狂轟濫炸。而且，這些學科前沿所探討的問題更具有時代氣息和現實意義，除了培養學生學術思維的邏輯性外，還能夠增強學生對社會思考的敏銳度與深刻度。

三、從空中樓閣到高屋建瓴：民族地區高校比較文學的實踐意義　

　（一）“宏觀比較文學”理念與應用型人才

民族地區高校的人文學科培養目標是應用型人才，其面對的教學對象是以本科生為主（包括中文系、外語系和綜合文科），兼及專科和高職等層次學生。這些學生除了極少數畢業后進入碩士階段繼續深造，極大部分還是在畢業后即走向社會，他們的職業多是地方中小學教師、基層農村干部、政府機關公務員以及一些發達城市的各類公司企業的初級管理人員等。那么，比較文學教學與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契合點是什么呢？比較文學學科在１９９８年重新被納入我國高等教育學科體系，成為文學專業本科生的專業基礎必修課。中國高校按性質可劃分為科研性、教學性與綜合性等類別，其中一些屬于綜合性院校的民族地區高校培養人才的模式是以應用型為主的。文學專業的應用型人才，不是僅僅針對技術的掌握與操作，而是要從所學的專業知識中汲取人文精神資源，來培養健全的人格、寬厚的文化素養以及成熟的思維能力。鑒于此，民族地區高校比較文學課程教授與研習的重點不應該落點在學科史的梳理、學科理論的掌握和研究方法的運用，而應該是以人文素質教育為導向，培養學生世界文學意識和大文化觀念，在熟悉本土文化的基礎上，樹立民族文化自信與世界文學意識，形成視野廣闊與胸懷包容的文化觀念。正如我國比較文學學者王向遠所倡導的，在本科階段比較文學教學中，“應該把中外文學知識的系統化、貫通化、整合化作為主要的宗旨和目的”［７］（前言）。也就是說，民族文化自信與世界文學意識是比較文學與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契合點。由此，我們在進行比較文學教學實踐中，應該倡導“宏觀比較文學”的新理念。“宏觀比較文學”具體是指“各民族文學、各區域文學乃至世界文學之間的差異性與相通性的研究，是一門描述和揭示各民族文學、區域文學、世界文學形成、發展規律的科學”［７］（前言）。

正因為比較文學是一門集概括性、理論性、前沿性于一身的課程，其主要目的不在直接向學生教授如何進行具體的比較文學研究，而是教會學生如何宏觀地認識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復雜關系，如何辯證地分析判斷有全球意義的重大文學現象。一言蔽之，中國比較文學汲取了土壤深處文化傳統的滋養，也接受異域文化的和風吹拂與世界文學的陽光普照，是一門高屋建瓴的文學與理論課程。而民族地區高校的比較文學也不是虛無縹緲不著邊際的空中樓閣，而是扎根在民族傳統與地方文化土壤上的一棵參天大樹。比較文學課程可以讓學生通過全面觀察和客觀比較來看待社會現實與文化發展，對古今中外文學的起源、發展、面貌、特征與趨勢有清晰把脈。這是在文化孤立和自我本位狀態下所無法擁有的視野和胸懷。也就是說，比較文學作為一種文化觀念和學術視閾，能夠讓我們的學生在全球化背景中，既樹立了對自我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克服了文化狹隘心理與井底之蛙的淺見，學生在思路豁然開朗的同時獲得思維創新。例如筆者在指導２０１２屆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過程中，就引導學生用比較文學的學術理念來思考和探究中西文學與文化交流互動的問題。其中《比較于連與高加林不同的命運走向及其文化內涵》《人文主義視野下的“國民性”探討———比較〈阿Ｑ正傳〉與〈堂吉訶德〉》較具有典型意義。前者通過探究于連和高加林個人奮斗及其最終命運走向不同，指出高加林的命運歸宿是中國儒家道德觀念與西北農民土地情結的合力推動，體現出一種與西方反叛性和顛覆性不同的圓融的生命觀，這對我們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異與融合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后者通過比較阿Ｑ的“奴性”與堂吉訶德的斗爭與自由，從堂吉訶德“立人”精神啟迪引發我們對魯迅創作精神及“國民性”的深入探討。這兩篇論文都避免了“Ｘ＋Ｙ”的拉郎配式的生硬比較，而是在可比性基礎上選取一個切入點，在文學比較中探討深層文化的不同，從而獲得對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觀照以及對自我民族文化的清醒反思。以上事實證明，比較文學課程對“應用型”人才培養與人文素質和綜合能力提升有積極意義。學生在論文思考與寫作過程中，不僅思維邏輯和寫作水準得以提升，還獲得了一種高屋建瓴的理論切入點，使得古今中外的文學史的知識能夠煥發出新的時代氣息和現實意義，也開拓了學生的學術視野及其對民族文化的思考。

（二）民族文化資源與特色教研團隊建設

從教研層面來看，比較文學對教師的學術積累既提出高要求也有積極推進意義。作為有限的個體，要達到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和方法的全面了解與熟練運用是不切實際的。但我們可以立足于區域特色和學科前沿來指導自己的學術思考，在實際教學過程中重點強調可操作性。這就要求教授這門課程的教師通過引導學生對一些發生在自己身邊、自己熟悉的文化傳統中的文學與文化事件進行思考，凸顯出一些有現實意義又切合地方實際的問題意識。筆者現在致力的課題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文學在文化研究和區域文學的視閾中，呈現為國別（中國與越南）文學、民族文學、文學人類學與民俗學的多學科的比較文學研究。比較視閾中的中越跨境民族文學獲得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宏闊視野，形成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學。此外還有很多具有區域特色又位居學術前沿的課題可供思考，例如民族文學的世界性因素、跨文化語境中多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用漢語寫作的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研究以及民族經典的跨文化翻譯與傳播等等。新思維、新方法的刺激必然會凸顯出新的學術思考和問題意識，唯有如此以教學帶動科研，教師才會敏銳準確地在科研上找到自己的根據地與發展空間。比較文學以其學術視野的寬度、歷史發展的深度和總體文學的高度，在世界人文科學中成為一門顯學。比較文學在當代中國中文學科體系中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它與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民間文學甚至語言學等學科有著密切聯系；甚至與民族學、人類學、哲學、美學、心理學、宗教、藝術等學科有著重疊與互動關系。不言而喻，比較文學所倡導的跨學科的研究思路，使我們在研究具體問題時能夠突破學科藩籬，擴大文化視野與深化學術思考，方法也體現出多樣化。因此，各相關學科之間的學者和教師也能夠加強彼此的交流與合作，對問題的探討更為深入多元和富有建設性。在實際教研中，比較文學的學術理念與思維方法，能把文學學科各個分支的學術資源進行重新的整合調配，形成多元并存、學科互動的特色研究團隊。例如，在百色學院就可以通過比較文學課程的開設來拓展文科教學的范疇，除了在中文系的漢語言文學、新聞采編與制作、對外漢語及涉外文秘等專業開設這門課，也可以在外語系的相關專業，如英語語言文學、應用越南語、泰語等專業也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嘗試。值得一提的是，百色學院外語系教師將壯族古代經典《平果壯族嘹歌》進行了英譯。這無疑是比較文學的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觀念的踐行，比較文學的相關觀念、理論與方法也能夠為民族文化的翻譯與傳播提供具有一定學術高度的文化觀念和理論思維。由此可見，在民族文化與地方資源的基礎上，借助民族地區高校為教研平臺，圍繞著“中國南方民族與東南亞各國的文學關系”“中國南方民族與東盟各國的文化關系”等具體問題進行課程設置和學術研究。這一研究思路在時間軸上縱貫古今，在空間軸上橫跨東西，其中還疊合著民族文化的遷徙與流變、衍化與創生等錯綜復雜的文化現象。通過在教研中對比較文學之理論思維與具體案例的研習，積極探討本土文化資源與民族傳統在新的文化語境和時代背景下的繼承與發展，在現實思考中凸顯鮮明的問題意識，能夠有效激發出教師的學術生命力。通過相關專業教師的身體力行和群策群力，“中國南方民族與東南亞文化與文學比較研究”就能夠成為一塊堅實陣地，團結和凝聚整個學校相關學科的教學師資和研究力量，成功打造出具有區域特色又立足學科前沿的教學課程與研究團隊。由此，民族地區高校既能夠在教學和科研上都獲得一定的突破與超越，也能夠為學校的辦學與治學開創出良好的發展空間。總而言之，比較文學在民族地區高校的文科教學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在教學體系和學科發展上都呈現出新思維和新風貌。

四、結語

秉承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悠久傳統到現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多元，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源遠流長與互動共生為中國邊疆民族地區高校提供了獨特的文化資源。在這豐沃的文化土壤中，民族地區高校的比較文學學科發展可謂潛力巨大、前景美好。雖然在教學實踐和科研攻關中還存在具體困難，但切忌因噎廢食，而要迎難而上，為培養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所需的應用型人才拓寬思路、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