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較文學就是“文學比較”

比較文學初興時，在法、英、德、意、俄等歐洲諸語種中，都名不副實:比較文學并非文學比較，法國學者巴登斯貝格說是:“‘有人說“比較文學!”文學比較!這是毫無意義又毫無價值的吵鬧……’不消說，一種被人們這樣理解的比較文學，看來是不值得有一套獨立的方法的。”［4］32到了美國，文學與相關學科比較作為新興的研究領域，也不叫文學的跨學科比較，而稱為科際整合。自稱“中國學派”方法的單邊主義闡發法，雖經修正，更名為雙邊主義的闡發研究，文學比較意識依舊成為缺失。總之，比較文學與比較無關，已經成為一代又一代，國內又國外的許許多多的比較文學學者的口頭禪。然而，比較文學百年史表明，比較文學就是文學比較。這是我早已在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六屆年會(成都1999年)上提出的觀點［5］。其實我說不孤:不僅是我所提出的“打通研究”之說為隨后出版的陳惇、劉象愚先生的《比較文學》所印證:“比較文學……是一種跨越和打通各種既定界限，具有宏觀視野和開放性特征的文學研究。”［6］12而且是“比較文學就是文學比較”之說，也再次與法國學者布呂奈爾等著《什么是比較文學》的觀點形成異域共鳴。《什么是比較文學》再三申辯:比較文學就是文學比較，只不過是由于歐美比較文學界如同中國比較文學界，未能對比較概念的內涵予以提升與明確，使其失之模棱兩可而顯得不那么自信。其開篇《引論》指出:“1951年，我們對一種對比較的否定初次感到驚訝”，那就是當時無可爭議的比較文學大師卡雷為基亞《比較文學》初版所寫的序言。“奇特的比較文學竟是不進行比較的!教條無疑是很束縛人的。假如像艾瓊伯他1963年的一本著名的小冊子(1977年再版)所號召的那樣，‘比較不是理由’，假如甚至比較不是比較文學存在的理由，起碼它提供了一種應該恰如其分地使用的材料。在很多虛假的比較中，其中必然存在著導致發現一種影響或照耀想象的領域的一種比較。

比較在比較文學中起著一種啟發的作用。……比較文學還是文學，它并不禁止進行比較。這是兩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是兩個盡人皆知然而有必要提一提的真理。因為，一旦迷惑于這種矛盾便可能會把它遺忘。”［7］3－5結尾《接近一個定義》與《引論》呼應:“那么，比較文學是否有一種方法的專利呢?歷史學方法，遺傳學方法，社會學方法，統計學方法，文類學方法，比較方法，它根據需要，每一種都使用。總的說來，比較方法無疑應該是它的專長。不過這也是在國際間文學關系中的運用最感困難的方法，除了涉及到翻譯作品的時候以外。在忽略對這種方法加以完善的同時，比較學者維持了他們標簽的模棱兩可的狀況，并且最終背離了要使比較文學成為一個專門學科，而遠不是作為文學批評的一個單純的分支的精神。不過我們仍然相信，如果處理得當，比較一定能在比較文學中恢復自己的權力。”［7］227顯然，布呂奈爾等所說的“在很多虛假的比較中，其中必然存在著導致發現一種影響或照耀想象的領域的一種比較”等，就是指潛在的“陰比”。如今，當我們有了文學比較的“陰比”與“陽比”、暗比與明比、直接比較與間接比較的觀念之后，再回過頭來重讀法國學者梵•第根的《比較文學論》，不難發現，關于異同比類關系的“陽比”與傳受變異關系的“陰比”相反相成的思想，早在其中:“那對于用不相同的語言文學寫的兩種或許多種書籍，場面，主題，或文章等所有的同點和異點的考察，只是那可以使我們發現一種影響，一種假借，以及其它等等，并因而使我們局部地用一個作品解釋另一個作品的必然的出發點而已。”［8］57意思不正是說，顯在的求同存異有助于發現潛在的影響、假借等傳受變異關系，從而成為傳受變異研究必然的出發點嗎?隨之而來的是，“如果他要知道在《冒失鬼》《唐•璜》或《怪吝人》諸劇中，莫里哀的獨創之處，那么他便不得不先知道莫里在倍爾特拉麥，莫利拿或西高尼尼，柏魯特等諸外國作家中所獲得的是什么，并貼近地研究他們的類似之點和不同之處”［8］53。意思不正是說，潛在的傳受變異關系確定之后，仍然需要借助顯在的異同比類關系研究來考查其類似點和不同處，將其傳受變異研究推向深入嗎?

二、塞翁失馬，漢語“比較文學”名正言順

“比較”概念在有關現代漢語辭書中被詮釋為:“確定事物異同關系的思維過程和方法。根據一定的標準，把彼此有某種聯系的事物加以對照，從而確定其相同與相異之點，便可以對事物作初步的分類。但只有在對各個事物的內部矛盾的各個方面進行比較后，才能把握事物間的內在聯系，認識事物的本質。”［9］3543顯然屬于對由非我的一元暨中心的西方文化語境生成的“比較”概念的傳譯，與生成于一元暨多元的中國文化語境的傳統漢語“比較”，“官府對差限期完成差事，到期查驗。如逾期未能完成，即加杖責，稱比較，也叫比卯”［10］917，有著較大的出入。傳統漢語根源于印度因明學，由因及果，由果推因的“比量”，似乎與強調邏輯關聯的西語“比較”的意義更加接近:比量即比較。如《顏氏家訓•勉學》:“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鞘強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順逆，鑒達興亡之妙也。”比量與現量相對:現量相當于直覺，例如對音、色、味、煩躁、清爽的感覺與寒熱、堅柔的觸覺;比量相當于推理，例如見煙思火，由山上之煙推知山上有火。《文心雕龍•論說》:“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追于無形，跡堅求通，鉤沉取極;乃百慮之答蹄，萬事之權衡也。”有數的現量對無形的比量，對現量的有數的感覺要“跡堅求通”，對比量的無形的推理要“鉤深取極”，而無論是直覺還是推理，都要透過表象而悟入，故為“百慮之筌蹄”。“辨正然否”又涉及真現量與真比量、似現量與似比量的分別，比量本身又有他比量與自比量之分。比量正是《文心雕龍》所強調的論說文體的方法，也正是《文心雕龍》實現其體系建構“體大而慮周”的方法。如果不是早期譯者為反傳統而反傳統，為創新而創新，變漢語以單字為語義單位為以多字合成詞為語義單位，將法語littératurecomparée與英語comparativeliterature譯作“比”而非“比較”，那么，雖不能將西語“比較”的各種意義囊括其中，也足以將比較文學之“比較”的意義囊括其中。“比”為會意字。甲骨文從二匕(取象婦女跪拜)相并，會夫婦比肩親近之意;金文相同;篆文使之整齊化;隸變后楷書寫作比。

《說文解字•比部》:“比，密也。二人為從，反從為比。”“比”與“從”都從二人，“從”為二立人，表示跟隨;“比”為二跪拜之人，為夫婦比肩之象，有匹合之義。故本義為匹合。進而引申為:和順、親和;相近、親近;并列、緊靠、密列;勾結;比擬、類似;比量、考校;參照、按照;追征;六藝之一:指物譬喻，比物連類;六十四卦之一，坤下坎上等。與“比”字上述義項有關的詞匯，除“比量”之外，又例如:比順，同順比:親和;比和:一心一德;比周:一謂結黨營私;比方:一謂比較;比肩:一謂并肩;比類:一謂合乎舊例;《比雅》:清馮亮吉撰;比倫、倫比:比擬、類比;連類比物，比物連類;比目、比翼:相反相成。總之，“比”的意義完全涵蓋了比較文學的比較、參照、比物連類、求同存異、相互闡釋、彼此發明、包容、認同、親和、和順、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相反相成等所有意義。“較”為形聲字。篆體作車爻，從車從爻;隸變后楷書寫作車爻;俗作較，改為交聲。《說文解字•車部》:段玉裁注:“車爻，車輢(車廂兩旁可憑倚的木板)上曲鉤也。從車，爻聲。”本義為古代車廂兩旁可憑倚的木板上用作扶手的曲木或曲銅鉤，讀juè。引申作車廂;通“角”，表示競逐;又通“校”，表示比較;或相當于比。顯然，現代漢語“比較”一詞極大地損害了“比”字的外延與內涵。

其實，漢語“比較”本為并列詞，既“比”且“較”。換句話說，如果說漢語比較文學的“比較”詞不達意，問題也是出在遵照西方語言學而建構的現代漢語規范及其應用上。現代漢語的“文學”被詮釋為“社會意識形態之一”，“專指用語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會生活，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語言藝術。同樣成為西方現代“文學”概念的轉譯。雖說中外古代許多語言都曾將所有用文字書寫的書籍文獻統稱為文學，法語的文學(Littérature)與英語的文學(Literature)至今仍然保留著文獻之義，但是生成于一元暨多元的中國文化語境的古漢語“文學”，也較生成于一元暨中心的西方文化語境的古代歐美“文學”概念，更貼近比較文學的意義:因為前者具有“一種學問”與“一門學科”的意義。“文”為象形字。甲骨文像胸部有刺畫的花紋形，為古代紋身的寫照;金文稍繁;篆文省簡;隸變后楷書寫作文。《說文解字•文部》:“文，錯畫也。象交文。”所釋為引申義，本義為紋身。《禮記•王制》:“東方曰夷，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也。”又用作花紋、紋路;象形文字、漢字、甲骨文;文辭、文章;書籍、文獻;自然與社會具有規律性的現象;由禮樂制度等構成的文化;華麗而有文采，文質彬彬;柔和、不猛烈，溫文爾雅;掩飾，文過飾非;法令、條文，舞文弄墨。“學”為會意字。與“教”同源。甲骨文為雙手擺布算籌形，表示學習計算;金文加子，表示教孩子進行計算;又加攴(手持棍形)，強調督導之意;篆文承金文，也分為二體;隸變后楷書分別寫作“學”與“斆”，后二字表義有了分工;今簡化為“學”與“敩”。《說文解字•斆部》:“斆，覺悟也。從教從冖。冖，尚蒙也。臼聲。學，篆文斆省。”本義為對孩子進行啟蒙教育，使之覺悟，包括教與學兩方面。讀xiào，表示教導，使之覺悟。此義后來專用“斆”來表示，如今則用教來表示。讀xùe，表示學習，接受教育。進而引申為模仿;由學的成果引申為學問;再引申指學科、學派;又由學習的地方引申指學校。由此可見，“文學”即關于文章的學問，或關于詩文的學科，具有學問與學科的意義。即使是南北朝時宋文帝設立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館，梁昭明太子蕭統編《文選》，令文學獨立于經、史、子之外，也同樣視文學為學問與學科。同時，也具有文教的意義，以及文獻與經典的意義，后來也泛指文才或文藝作品。

總之，漢語“文學”不僅強調文、經、子、史兼容并包，而且強調通過各種知識的會通，修煉學養，開闊視野，提高認識，形成境界。漢語“文學”概念應用于比較文學，最大的貢獻就是令其成為一門會通各種知識的學科。顯然，現代漢語“文學”一詞使傳統的“文學”概念的上述意義損失殆盡。由此看來，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高喊傳統漢語、漢字為死語言、死文字者成事不足的類似行為，將傳統漢語、漢字變成了死語言、死文字。其實，基于“說話”、“話本”、“詩話”、“詞話”、“曲話”等現成概念，將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的藝術集合名之為“詩文話”，再恰當不過了。就算是為了簡便，也不妨無為而無不為，依照古人，繼續稱其為有韻之詩與無韻之文的共同體“詩文”。綜上所述，如果取中國文化傳統之義，將法語LittératureComparée與英語ComparativeLiterature譯作“比文學”，那是再貼切不過的了。即使為了與時俱進，與西語對應，也未嘗不可以譯作“比較文學”，只要我們不去邯鄲學步，拿現代西語“比較”與“文學”的意義作為漢語的意義，甚至省去文學概念的文獻意義，便不會有今天的聰明反被聰明誤:只須將“比較”理解為既“比”且“較”，并保持“文學”的傳統意義足矣。遺憾的是，當年胡適、傅東華等在賤中學而貴西學，一心洋為中用，改造中國的時代大潮之下，直譯法語LittératureComparée與英語ComparativeLiterature為比較文學，不敢越雷池一步，求忠實而淪為叛逆。當然，塞翁失馬，隨著中國文化傳統的回歸，漢語比較文學反而成為世界各語種中最為貼切的概念。

三、比較文學的文學比較，就是“會通研究”

至此有兩點已經明確:一是比較文學的“比較”，是一種比較、參照，一種強調跨越、會通異質文化與學科的比較、參照;二是只有比較文學才以“比較”作為根本方法，并將所有的方法都織入比較、參照、跨越、會通的比較方法譜系，并由此形成無用之用的學科特性［3］。據此，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方法，我們將比較文學的“比較”名之為“會通研究”。反過來講，比較文學的“會通”，實質上就是指比較、參照、跨越、會通。“會通研究”，就是指在認可的前提下，跨越而非解構異質文明民族文學的界限，文學與相關學科的界限，文學與文化的界限，使之融會貫通。“會”為會意字。甲骨文下邊是倉體，上邊是倉頂，中間是倉門，用儲存谷物的糧倉來表示，聚匯之意;金文在倉中加出小點，聚合儲糧之意更加明確;篆體將倉體訛為θ;隸變后楷書寫作會。《說文解字•會部》:“會，合也。從亼，從曾省。曾，益也。”本義為聚合。具有聚合、會合、青銅器名、符合、計算(音kuài)、旗幟(音kuài)等義項;后又發展為巧逢、巧合、機遇、領會、理解、能夠、擅長、精通、應當、可能、組織、集會等諸多義項。“通”為形聲兼會意字。甲骨文從彳(半條街)，從甬(表示桶狀物)，會通達之意，甬也兼表聲;金文大同;篆文另加義符止(腳)，以強調走到之義;隸變后楷書寫作通。《說文解字•辵部》:“辵甬，達也。從辵，甬聲。”本義為通達。后世發展為到達、傳達、(使之)通暢、流通、溝通、連接、交換、陳述、通曉、精通、博識、往來交好、普遍、一般、全部、整體、男女私交等諸多義項。“會通”出自《周易•系辭上》:“圣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意思是會合變通。引伸為隨事處理。

作為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百年比較文學則賦予“會通”以“會合溝通”、“溝通有益”、“會合交流”、“交流有益”、“會合對話”、“對話有益”、“會合博識”、“博識有益”、“普遍領會”、“領會普遍性”、“整體理解”、“理解整體性”、“實現一般性”，賦予“會通研究”以“促進溝通、交流、對話”，“研究溝通、交流、對話及其有益性”的意義。換句話說，會通概念古已有之;作為方法則孕育于古代，生成于現代:孕育于一元暨多元的中國文化語境，生成于現代中國的學術研究，標舉于當下中國比較文學。需要明確的是:雖然打通可實現會通，但會通不是打通，會通研究不是打通研究，二者不可相互替代、混用。一方面，會通追求跨越、整合而非解構，打通則容易令人聯想到結構主義的解構。另一方面，打通作為方法，來自于錢鐘書對《管錐編》等研究方法的自我總結，而《管錐編》的打通，不僅不受跨民族、語言、文明與跨學科的比較參照局限，而且是非跨民族、語言、文明與跨學科的考證傳受、追查變異、求同存異、比物連類、相互闡釋、彼此發明，占據半壁江山，他本人因此極力反對將其《管錐編》《談藝錄》等定位為比較文學研究，反對將其打通方法作為比較文學方法的意義，自在其中。當然，如同雖說《管錐編》《談藝錄》等乃比較文化著作，但比較文學自在其中;雖說比較文學的會通不是打通，但“使之相通”的打通自在其中，或說會通并不排斥作為意動用法“使之相通”的打通。其實，錢鐘書所謂捉置一處的打通也并非傾向解構。再一方面，會通比打通更能涵蓋百年比較文學賦予文學比較的特定意義，例如:會合、巧合、整合、誤會、誤讀、重讀、溝通、交流等。為此，有必要將中國比較文學的方法由打通修正為會通。

雖然有種種證據表明，會通研究已經成為現代中國學術界的一種基本的共同規范與方法，對此，楊義先生的《會通效應通論》有詳細論述［11］［12］［13］，但是，現代中國比較文學卻令其成為本學科的專門方法，并貢獻于國際比較文學。當然，二者同中有異:雖然都表現為融會貫通古今中外的各種門派、各種學科的知識;“可以在學科割裂共生的知識時，還原知識的完整性;在斷代割裂歷史的因革時，疏通其內在的脈絡;在成見遮蔽其事物的真相時，透視其深層的本質。……實質是反割裂，反遮蔽”。但是，后者強調不受語言、民族、國別的限制，強調跨異質文明與跨學科，前者則可以如此，卻并不強調;前者作用于民族或國別文學研究，“對同一命題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觀照”［13］117，后者則謀求不受語言、民族、國別、學科限制的文學溝通、對話、交流，互證互釋，多元共生，致力于相同、類同與相關命題的傳受變異研究、異同比類研究、闡釋發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