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丘是商人、商業、商文化和商朝的發祥地

商王朝的始祖契生活在商丘一帶。當時這一帶是夏王朝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到王亥時商部落開始強大。“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說明商族的圖騰崇拜是玄鳥。據郭沫若、聞一多等學者考證,玄鳥即鳳鳥。商丘一帶的漢畫像石墓中鳳鳥的圖像很多,而且常常刻于墓門外側,為祥瑞安寧之象征,說明直到漢代豫東一帶仍將鳳鳥視為神鳥而崇拜[2]。王亥生活在夏王朝中期,是商王朝開國帝王成湯的七世祖,是先商十四個部落首領中的一個重要人物。據范文瀾、郭沫若等人研究,商部落活動的中心在商丘。王亥是商契的第六世孫,甲骨卜辭中稱之為“高且(祖)亥”、“王亥”、“高且(祖)王亥”,《山海經•大荒東經》中也作“王亥”,《竹書紀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楚辭•天問》作“該”或“眩”。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王考》一文中說:“卜辭作王亥,正與《山海經》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則亥乃其正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記》作振,則因與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訛。”在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湯四位。王亥是卜辭中所稱的三位高祖之一。在商朝的發展史上,契是商部落最早的首領,成湯是商王朝的建立者,而王亥、上甲微父子則是先商時期商族強大過程中的關鍵人物。《爾雅•釋古》說:“王,君也。”《說文》說:“王,天下所歸往也。”這也就是說,商后代稱亥為王亥,卜辭中多次稱亥為高祖或高祖亥,說明了王亥為首領時所開創的事業及活動值得后人紀念,對商族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一點從甲骨文中多次出現“王亥崇我”的記載也可證明。

當時,商朝人祭祀王亥所用的牲畜多達三十牛、四十牛,甚至五十牛、三百牛,有時還用祭天的禮節來祭祀王亥。王亥為什么被殷商后人如此重視呢?這要從王亥所生活的時代及所從事的事業談起。王亥生活的時代大約與少康同時。當時,夏朝正處于奴隸制社會階段,奴隸制的生產關系已逐步確立,社會生產力得到較快的發展。商部落的經濟在夏王朝時期應該是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郭沫若在《中國史稿》中說:傳說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也就是馴養牛馬,作為運載的工具。《管子•輕重戊》記載:“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誤)牢,服牛馬,以為民利。”“皂”以養馬,“牢”以養牛。這說明,到王亥時代,商人已經馴用馬牛。但王亥所處的時代還是奴隸制初期,農業生產水平雖有進步,但還比較低下,飼養家畜無疑是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商部落畜牧業的興起,不僅提高了商族的生活水平,同時還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因此,胡厚宣等人在《殷商史》中認為“王亥是中國畜牧業的創始人”[3]。在夏王朝中期時的商丘環境優美,水清木秀,非常適宜動植物的生長,所以王亥就首先發明了畜牧業。隨著農業與畜牧業的發展,隨之而來的就是商業的產生。隨著商部落經濟實力的增強與剩余農產品及畜牧產品數量的增加,王亥便開始了一項前所未有的事業,這就是開始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王亥作為商部落的首領,他率領部落成員同其他部落進行的貿易已不是簡單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換,而是有一定規模的部落與部落之間的貿易活動[4]。王亥率領商部落,趕著牛羊到外部落進行交易,外部落的人把他們稱為“商人”。

王亥一生中應該說會有很多次規模大小不等的商業貿易活動。王亥最后一次貿易是與黃河以北的有易氏。《山海經•大荒東經》記載:“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山海經•大荒東經》注引《竹書紀年》記載:帝泄,“十二年,殷侯王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還說“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這就是說王亥由于在貿易時在有易居住時間過長,引起對方不滿,被對方殺死。在當時商族日益強大的情況下,王亥的這些商業貿易行為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王亥被殺除了商業貿易中雙方發生分歧之外,也不排除政治方面的因素。但王亥被殺并未影響商部落的強大,商人所從事的貿易活動也并未因此停止。王亥死后其子上甲微借助于河伯的武力,打敗有易氏,殺了有易氏國君綿臣,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勢力。商只所以能夠取代夏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商人所從事的商業貿易使其日益強大可以說是不爭的事實,商人的商業貿易活動為商滅夏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中就說:“湯滅夏以前,商已是一個興旺的小國。

《詩經•商頌•玄鳥》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也說明了當時的商國已是房屋成片、人口眾多的狀況。隨著商業的發展,交易的貨物必需增加其數量,夏后期早已利用奴隸,商應有更多的奴隸從事生產。商國的農業、手工業、商業都比夏朝進步。因此造成代替興起的形勢,開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經濟革命。”[4]雖然王亥為他所開創的商業活動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但這并不影響歷史的進程。正是王亥所開創的商業活動,增強了商部落的經濟基礎,并掀起了一場推翻夏王朝的革命。在中國商業史上,殷人“肇牽車牛遠服賈”和王亥從事商業貿易并因此被殺害的記載是中國古代文獻關于商業和貿易行為的最早記載,王亥又是當時商部落的首領,所以,王亥可謂是中國商業第一人,即中國商業的鼻祖。因此,王亥受到殷商后代的隆重祭祀就決非偶然。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說:“然則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為先祖。”在《殷墟卜辭綜類》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辭,就多達96條。殷人有時用祭天的禮節來祭祀王亥,可見王亥在商朝人心中具有極高的威信。正是王亥所開創的畜牧業和所開始的商業貿易活動給當時的商部落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商部落迅速壯大起來。《管子•輕重甲》記載,商湯時,夏王朝的統治者驕奢淫逸,揮霍無度,夏桀僅女樂就有三萬人,而且“無不服文繡衣裳”。商湯則采用宰相伊尹的策略,命令自己部落的婦女趕織“文繡纂組”,換取夏朝大量的糧食,通過這些商業貿易活動,為滅夏準備物質基礎。由此也可推斷,商國的強大應是從王亥所進行的商業貿易這場經濟革命開始的。通過持續不斷的商業活動,使商族的糧食日益增加,國力日漸強盛,商國終于在湯時取代夏朝,建立起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商王朝[4]。商朝取代夏朝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奴隸制王朝,并且成為對中國歷史進程中有重要影響的王朝,商朝時的商丘無論經濟上和文化上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二、商丘歷史源遠流長,古商文化幾度輝煌

商丘歷史悠久,文化底蘊非常厚重,是商部族的起源和聚居地,商人商業的發源地,商朝開國帝王商湯滅夏后的建都地。因此,商丘的商有三重含義:一是指商部族的“商”;二是指商人商業的“商”;三是指商朝的“商”。先商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源頭,更是商丘文化的源頭,正是有先商時期豐厚的文化積累,才使商丘這塊土地孕育出了光輝燦爛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商丘文化,即商丘成為了當時百家爭鳴的文化中心,成為中國兩千多年來文化的策源地。儒家創始人孔子祖籍商丘[5],后又長期在商丘及周邊地區講學傳道,招收弟子。孔子之所以能創立儒家學派,可以說與其先祖所居的商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商丘成為孔子實踐儒家思想和傳授儒學的重要地區之一。

莊子是商丘人,是戰國時期道家的重要人物,其思想繼承老子又有所發展,《莊子》亦稱《南華經》,是道家主要經典之一。他認為“道”是宇宙本體,“自本自根”,“無為無形”,“莫知其始,莫知所終”。以此出發,他認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合一”,主張齊物我、齊是非、齊大小、齊生死、齊貴賤,“萬物皆一”。《莊子》一書中有著樸素的辯證因素,而且常借寓言故事講述抽象道理,想像豐富,語言生動,既是一部哲學著作,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兩千多年來莊子的思想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一座思想的豐碑。道家創始人老子家居鹿邑,距商丘只有幾十里,鹿邑雖然屬楚國,但其遠離楚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實際屬于古代商丘的文化圈內,老莊的道家文化融為一體,其思想根植于古代商丘深厚的文化土壤。墨家是興起于春秋戰國之際的中國古代重要思想學派,創始人墨翟也是商丘人,他當時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的政治主張,墨家初始即以與儒家對立的姿態出現,在一系列政治與學術問題上與儒家展開論爭。戰國末期,墨子后學克服了墨家學說中的宗教迷信成分,增加了邏輯學和自然科學的內容。“兼愛”、“非攻”等許多思想獨樹一幟,墨家認為一切罪惡的根源是“不相愛”,因而提倡“兼愛”、“非攻”,反對征伐攻戰;提倡“節用”、“節葬”,反對奢侈享受,以減輕庶民負擔;提倡“尚賢”、“尚同”,反對宿命的尊卑觀念和等級制度。

特別是墨家對科學的認識成為中國古代科技史上的豐碑。百家爭鳴中的名家惠施是商丘人,惠施的哲學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當時的諸子百家或萌發于商丘,或成長于商丘,或光大于商丘,他們聚集在商丘這塊先商文化潤育的熱土上,高談闊論,激揚文字,切磋學術,交流思想,開放出了一朵朵美麗的思想之花、智慧之花,給后人留下了無限的思索和深深的向往。諸子所留下的著作更是一座座文化的“金字塔”,兩千多年來一直在向后人展示著其光芒和神秘。這段歷史是中國歷史上更是商丘歷史上一段最美好的一頁。在漢代前期和中期,商丘歷史再度進入一個非常繁榮的時期。在劉武被封為梁王并把封國都城定在商丘之后,商丘的經濟文化在漢代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居全國之首,許多文人墨客、天下名士聚集商丘,研究經典,撰文作賦。商丘人戴德、戴圣編篡《禮記》,對儒家經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學者丁寬、焦延燾和橋玄對《易經》的研究,亦有較大進展。著名文人賈誼、枚乘、鄒陽、司馬相如等相聚商丘,談古論今,飲酒賦詩,留下了許多千古佳話、絕世佳作,聲譽滿于華夏。魏晉時期,雖戰火不斷,但商丘文化仍然繼承了前代文化的脈絡,出現了著名思想家楊泉,他提出了世界是物質的初步概念,這是對中國古代唯物主義的重大發展。文學大家江淹、江總文才溢于海內,為當時一代文豪。唐代商丘是我國東方絲織業交易中心,其經濟在全國居于領先地位。當時的商丘文化亦十分發達。在唐代詩壇活躍的商丘詩人有陳希烈、劉憲、劉熙古、崔日署等。宋代是商丘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又一高峰。北宋時定商丘為南京,商丘成為陪都。

商丘除了繼承著唐代東方經濟中心的地位外,文化較唐代又有較大的發展,全國四大書院之一的應天書院就設在商丘,為宋朝培養了大批杰出人才,戚同文、石延年、王洙、王堯臣、張方平、趙概等都是應天書院培養的杰出學生,分別成為宋代政壇和文壇上的重要人物。明清時期,是商丘古文化發展的又一高峰期。當時的商丘經濟繁榮,文化發達,人才輩出。位居大學士者有沈鯉、宋權、李天馥;位居九卿者有呂坤、宋纟熏、楊東明、侯恂、練國事、湯斌、宋犖等十余人。他們都是當時中國政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呂坤、楊東明還是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湯斌、竇克勤則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大家,侯方域更是以一代風流才子千古垂名,李子金、杜知耕成為當時國內著名的數學家。明清時期商丘經濟與文化的繁榮再次證明了古代商丘豐厚的文化底蘊和積累,也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商丘人的聰明和才智。滄桑變遷,斗轉星移,100多年的中國近代史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商丘自不能免,以致于在發展的進程中放慢了腳步。今天我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給古老商丘再次煥發生機提供了絕好的機遇和挑戰。

三、打造“華商之都”,建設和諧商丘

著名歷史學家、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于2004年6月來商丘考察后,欣然題詞:商人、商業源于商丘[6]。商丘的“三商文化”,不僅內涵豐富,而且擁有大量的古代文獻和實物資料支撐,應成為商丘城市品牌的核心內容,繼承、弘揚、挖掘和宣傳“三商文化”,進而打造“華商之都”城市品牌,必將對提高商丘知名度和競爭力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2]。我們今天的時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是一個改革的時代,是一個創新的時代,是一個可以創造奇跡的時代。在這么一個絕好機遇中,有著創新傳統的商丘人民,生活在我們祖先留下的這塊具有豐富歷史文化遺產土地上的每一位商丘人,有責任和義務承擔起打造“華商之都”、建設和諧商丘的偉大歷史使命。

2007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大通過了《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的報告,全文12個部分雖各有側重點,但歸根到底都是為了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與建立和諧社會已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商丘地處中原腹地,在地理位置上處于豫、皖、蘇、魯四省接合部,在交通上被稱為“四省通衢”之地,隴海鐵路與京九鐵路在商丘市區中心交會,105國道與310國道亦在商丘市中心交會,這里已成為中西部結合部最重要的交通樞紐和南北及東西經濟文化交流交匯的中心地區。因此,商丘已具有的區域性商貿中心和旅游中心的地位是打造“華商之都”的基礎,優越的地理位置與良好的交通條件所構成的地緣關系,為商丘打造“華商之都”提供了較好的外部條件。打造“華商之都”,實現商丘的和諧社會建設對全國的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每一位商丘人都有責任和有義務在推進商丘“華商之都”與和諧社會建設中貢獻一份力量。歷史文化只有融入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之中,才能煥發出新的文化光芒和巨大的精神力量。

弘揚華商文化精神,就要廣泛討論、深入認識華商文化的內涵和蘊含的精神力量,把華商文化與商丘的現實緊密地結合起來,在實踐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在發展中實現華商文化精神的弘揚。從文化傳承性說,華商文化創業精神實質和特征具有現實意義[7]。在當前我市開展的“思想大解放、經濟大開放、全民大創業”的活動中,我們應該大力弘揚華商文化精神,使精神變物質。要樹立較高的創業境界、較大的創業膽略、較好的創業品格,發揚尊商、親商、富商的華商文化傳統,樹立為商天下的思想觀念。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商人、商業源于商丘這一影響和價值已遠遠超越了商丘的地域概念,為全國和全球華人所共有。這一歷史事實亟需盡快從歷史典籍中走出來,走出商丘,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商丘舉辦的“國際華商文化節”有利于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商業傳統文化,吸收借鑒世界各地先進的現代商業文明成果,進一步挖掘商業文化的內涵,推進商業誠信和商業道德體系建設。團結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華商,增強華商的凝聚力,吸引更多的華商認識商丘,了解商丘,關注商丘,加強河南、商丘同世界各地華商的聯系與合作,促進招商引資和經濟社會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也有助于把歷史文化資源優勢整合轉化為歷史文化產業優勢,充分釋放文化所蘊含的巨大經濟潛力,為河南和商丘的發展帶來更多、更好的機遇。同時,對宣傳河南和商丘,進一步擴大河南和商丘在國際上的影響,樹立河南和商丘的外部形象將起到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