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像化教學方法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教學中的優越性

當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圖像沖擊無處不在。以語言為中心向以影像為中心轉變。在視覺文化的影響下，多媒體廣泛應用在大學各個學科的教學中。對于文學類課程的教學來說，多媒體技術把文本、圖像、視頻、動畫和聲音等信息媒體集成在一起，向學生快速提供豐富的信息。“視聽取代思考，聲像挑戰文字，影視取代小說，已經成為當代審美文化的一個重要趨勢”［2］。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課程的傳統教學方法，是結合文學史知識，以學生閱讀理解作品和教師課堂分析講解為主，而現代的視覺文化背景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教學則更多地借助視覺化、圖像化手段來實現教學目的。首先，利用視覺、圖像的直觀性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從而使學生對文學作品有初步的視覺印象1843年費爾巴哈就說過，人們喜愛圖像勝于真實事物，喜愛復制勝過原創，喜愛表象勝過現實，喜愛外貌勝過存在。［3］圖像影音對于當代學生的吸引力遠遠勝于文字。傳統課堂上教師講授式或討論式教學模式既不能滿足學生的需求又不能適應形勢。于是，教師利用多媒體等手段把作品的背景知識如作家肖像、作品版本或插圖、漫畫，以及由作品改編的影視、動畫片段等圖片資料應用在課堂教學之中，極大地吸引了學生的注意力。圖像媒介為學生提供了最直觀最迅捷地了解作品的途徑，使其更加客觀、清晰、生動和及時。例如插圖，中國現代文學尤其是小說在其產生初期，往往從兩個方面來吸引讀者，一是進行白話創作，其次就是利用插圖。當時的小說往往附有大量的插圖，主要有情節插圖和封面插圖。把這些插圖在課堂上提供給學生觀看，勢必形成圖文并茂的教學效果。

另外，很多小說篇目都被改編成了電影，而電影能在短時間中，通過畫面濃縮時間跨度很大、牽涉面多的主題和事件，把原著中歷時的故事轉變成共時的沖突，把時間上的緩慢轉變成緊湊的蒙太奇情節。這樣既能強化故事邏輯，又可以節約時間，在相同的單位時間內讓學生獲得更多的信息量。因為，電影畫面“通過光，影，聲，畫等手段體現了一種視覺審美，同時多重‘能指’的影像展示既滿足了影像的可看性，也拓展了畫面的想像空間”。［4］可以說電影使接受者有了輕松享受文學作品的光輝燭照和精神滋養的可能，更易獲取生命體驗，心靈慰籍，感官享受，本能釋放，這些人的原始精神需求，使接受者各種欲望和需要得到滿足，各種情緒得到宣泄，成為另具魅力的文本形式。這在一些情節緊湊的戲劇作品中表現明顯，如曹禺《雷雨》等，學生通過觀看根據同名戲劇改編的電影，可以直接感受到劇本的藝術魅力。當然，一些浪漫舒緩的散文化小說通過視覺化的教學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例如，要分析沈從文的小說《邊城》，首先利用多媒體把原版封面和插圖放映給學生看，使其對小說的時代、社會背景有所了解。然后，放映電影片段，使學生對小說人物和優美的環境有一個大致的印象。與此同時，教師適時地穿插引導，分析作品的整體風格和作家的創作理念，并進一步讓學生參與課堂討論作品的審美價值。

這樣，使形象的、感性的認識與深度的理性思考相互結合，既培養了學生的審美意識，又提高教學效果。中國當代很多文學作品被改編成影視作品，特別是上世紀80、90年代出現的一些小說作品之所以能夠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很大程度上與影視改編相關。例如，余華《活著》、莫言《紅高粱》、阿萊《塵埃落定》、王安憶《長恨歌》等等。那么，我們在分析這些作品時，結合這些影視圖像成果，能更好地激發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豐富的信息，并有助于提高學生對小說原文的閱讀興趣。其次，影像化、圖像化的解讀方式為學生理解作品提供了多條途徑，在一定程度上為培養學生多維的閱讀思考習慣奠定了基礎，并開闊了視野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影視劇改編中。文學原著的改編就是要把原作中通過文學構造的藝術世界與藝術神韻，以“影視化”的方式轉換成具有藝術感染力的、具體的動態時空。當今，“電影改編不再是僅僅發揮其普及經典闡釋文學原著的功能，也不再僅僅是選‘兼具電影性和文學性的小說’或‘能夠充分電影化的作品’來改編，它的外延與內涵都擴大了。”［5］

可以說，改編后的影視作品不僅是對作家的文學原著的再現，而且更滲透著改編者本人的個性化解讀，是改編者與作品作者的共同創作。這樣，就為觀眾打開了解讀原作的不同途徑和視角。學生利用課余時間觀看影視作品，并進行思考，然后在課堂上以討論的方式加深對作品的理解和領悟，并進一步引發學生對原作的閱讀興趣。很多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都是由于影視改編的成功而吸引觀者在觀影后找到原著進行閱讀的。例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很多學生都是看了電視劇后才找來張恨水的原著進行細致閱讀，在課堂討論時也能有個人見解。劉恒的小說《伏羲伏羲》被著名導演張藝謀改編成電影《菊豆》，可以說，無論是原著還是電影都非常精湛，二者的闡釋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為解讀打開了視野。學生通過觀影和閱讀的雙重體會，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作品所要探尋的人性問題、作家的個性色彩，以及作品在整個時代文學思潮中的歷史價值，從而掌握新歷史主義小說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第三，文學作品圖像化、影像化的教學方法適應了當代大學生的成長特點和閱讀心理當代的大學生是在20世紀80、90年代以后出生的。

他們是在視覺文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觀看影視、圖畫、網絡視頻是他們重要的精神文化生活。大學教學能夠融入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影像文化，是他們普遍歡迎并感興趣的。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教學中，文學的圖像化、影像化要求引進視覺思維的教學理念，教師利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在教學中展示各種與作品相關的圖像和視頻，進行比較和分析討論。教師不再做脫離作品的空談和玄談，師生在視覺平臺上，面對共同的視覺對象，積極互動，教學相長。圖像化、影像化手段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教學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教學效果，能夠很好地輔助教師進行課堂教學和討論，從而使作品選課程教學更加有深度和廣度、獨創性和個性化。同時也相應地引發了學生的閱讀興趣和欣賞水平，豐富了學生閱讀作品的數量，提高了閱讀質量。但是，視覺文化時代也為中國現當代作品選教學帶來了很多尷尬的處境，甚至困境。

二、視覺文化時代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首先，視覺化的直觀、體驗性特征在某些情況下消解了文學原著的思想深度，易于使學生對作品的理解淺層化圖像、影像的大量運用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學生喪失對文學文本的獨特思考。尤其是一些世俗化的影像敘事因其形象、表層而缺乏深刻性，使現代消費社會符號化、簡單化，限制了受眾的想象力發揮，同時也禁錮了他們的思維活躍性和創造性。尤其是很多依據小說文本改編的側重故事情節性的影視劇，把間接的，抽象的，多義的文學形象變成直接的，具體的，單一的熒幕形象。文學作品理解的空間縮小，圖像替代了想象，弱化了語言文字媒介的魅力，文學作品無窮的想象力大大縮水。影視劇的改編將文學描寫中復雜的心理過程展示拉直了，畫面化了，單一化了，人物微妙的心理變化、內心激烈的搏斗撞擊無法實現，學生參與的主動性、創造性就會喪失。這一點在中國現代作家的小說作品中表現很明顯。例如一些以語言書寫見長的作家如錢鐘書、莫言等，以心理描寫見長的作家如郁達夫、巴金、老舍等，還有一些以思想深度見長的作家如魯迅、余華、蘇童等，他們的小說影視化后勢必弱化原作某一方面的魅力。以《駱駝祥子》為例，原著在對祥子買車賣車三起三落的人生轉折的敘述過程中，總是伴隨著作者對祥子內心的詳細剖白，學生通過這些人物心理方面的描寫能夠準確體會祥子性格由進取走向墮落的內在原因。

而電影中人物往往不可能直陳心跡，需要通過場面、特寫、人物神態等鏡頭來曲折表達。這樣，學生如果不讀原著，那么對人物以及作家的社會反思就不能深入地理解，達不到預期的教學效果。其次，文學作品經過影視改編后，往往帶有改編者和導演濃厚的個人色彩，其所傳達出的精神主旨有時會與原作形成很大的出入與文學創作的個體性特征不同，電影的蒙太奇主要是通過導演、攝影師和剪輯師的再創造來實現的。在影視劇的制作過程中，導演按照文學原著改編后的劇本主題，分別拍成許多鏡頭，然后再按原定的創作構思，把這些不同的鏡頭有機地、藝術地組接、剪輯在一起，使之產生連貫、對比、聯想、襯托懸念等效果以及快慢不同的節奏，從而有選擇地組成一部反映一定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影片。這種蒙太奇手法“把無論兩個什么鏡頭對列在一起，它們就必然會聯結成一種從這個對列中作為新的質而產生的新的表象。”［6］

由此可見，文學作品改編電影實際上是一種二度創作，帶有很強烈的個人色彩。所以從這一方面講，影像化敘事主觀性很強，往往導致影視劇偏離了原作精神，這樣就會導致學生對小說原文的理解產生偏差。例如，這兩年改編成電視劇熱播的張愛玲的小說《傾城之戀》，原作更多地表達出張愛玲小說慣有的“冷眼看人生世態炎涼”的基調，是作家對人生的獨特解讀;而改編后的電視劇則明顯帶有導演、劇本改編者的觀念，因而電視劇版《傾城之戀》著力表達的是范柳原與白流蘇之間的愛情，是對愛情的頌揚。這樣，二者就有很大的出入。學生在同時觀看和閱讀之后，在內心中產生理解的矛盾就可想而知了。第三，視覺的形象、感性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作品選課程的理論性作品選課程雖然屬于鑒賞性的課程，但其教學目標不能僅僅停留在感性的鑒賞層面，依然需要以文學鑒賞和批評為基礎來實現對基本文學理論的思考和認識。

換句話說，這門課是通過對文學作品的鑒賞解讀來達到培養學生的文學基本理論素養的目的。而影像化的教學方法由于其立體、直觀性特點，學生通過大屏幕所接收的更多是形象、感性的信息和知識。而且，過多地使用圖像化、影像化的教學法，會使學生產生圖像依賴，不愿稍費力氣進行思考總結，時間久了就形成思考的惰性。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就會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回避較為艱深的理性思考，而只進行表層的、膚淺的感性認知，這樣就達不到作品選課程的最根本的教學目的。例如，在觀看電影《林海雪原》后，學生基本上都被電影中的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和戰斗場面、異域風光所吸引，很少有人去思考小說原著的民間化敘事特點以及這種敘事風格在建國初期如何形成一股創作潮流的社會背景因素。等等。總之，視覺文化時代，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教學變得多姿多彩，但同時也帶來了很多難以避免的缺陷。那么，教學中如何更好地利用視覺化手段和成果，在盡量克服上述問題的同時又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而且，視覺文化時代的作品選課乃至所有文學類課程的教學理論體系建構問題，以及與之相應的實踐運用問題，是當前學術界和教育界急需關注的。

三、視覺文化時代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教學的途徑探索

盡管視覺手段在教學中存在很多缺陷和問題，但毋庸諱言，當前，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課程教學中，使用圖像化、影像化手段已經是必不可少了。在目前實際教學中，我們應該充分挖掘與利用圖像、影像資料所蘊含的文學性與文化性，做到課程內容與文化資源的有機整合，提高教學質量，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使學生具有跨文化的廣闊視野。首先，充分利用視覺文化的直觀性和綜合型特點來實現文學作品的想象性、思想性，從而使圖像文化與文本文化相互結合，嘗試建構新的教學理論體系。小說是敘事藝術(artoftelling)，而影視則是表演藝術(artofenacting)，雖然它們在讀者與觀眾心目中產生的效果和美感是不同的，但二者并不矛盾，可以相互協調。影視作品無法展示人物內心激烈的沖突，但畫面結構，色彩，音響，這些畫面具有的“言說”特點，帶給人的現場強烈的感受是小說不具備的，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文字試圖在文本中構建的想象圖景。

另外，小說改編成影視作品的過程受到當下諸多文化因素的影響，而文學作品所思考和闡釋的文化內涵通過與影像文化的對照，可以使學生領略文化的內在變遷，開闊學生視野。例如，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被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學生通過文本與電影的對照閱讀欣賞，不僅更直接地領會到原作中人物的精神狀態，使學生感到震撼，實現了文本閱讀想象與影像觀看的落實;而且，在講析這部作品時，學生課堂討論中認為，這樣對照使他們更清晰地看到了不同時代的文化差異，理解了社會制度等文化因素是如何間接地扼殺人性的，并由此探討作家在作品中的文化思考。這種影像與文本對照評析的教學方法有待于進一步的理論闡發，構建相應的、有別于傳統模式的新型教學理論體系。其次，基于對視覺文化時代學生的閱讀欣賞心理，在教學中應突破專業限制，突出知識的綜合性、選擇性、靈活性和基礎性，突出其跨學科特點，實現文學與圖像、影像藝術在現當代文學作品選教學中的完美結合。丹尼爾•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中指出:“……影視造成的巨大沖擊力、暈眩力已經成為審美的主導潮流”［7］。

當今時代，單純的、孤立的教學手段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當代大學生的心理特點，學生學習知識也不再是一個被動的接收過程，而是主動參與。興趣是非智力因素，但它是學習的原動力，只有對要掌握的知識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學生的心理、頭腦才會因適宜的刺激而產生靈感，才能獲得事半功倍的學習效果。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課程應該突破專業限制，結合當今數字化時代的特點，充分利用網絡、媒體、影像等多種手段，實現閱讀理解的橫向與縱向交叉，古今中外融會貫通，而不再是象牙塔中的學問和理論，不是孤立地、死板地作品解析。這種突破專業限制的教學方法，首先要求我們把文學與圖像藝術以及其他藝術門類相互結合，讓學生既能有興趣閱讀大量的作品，同時又能在知識儲備與能力培養兩方面開闊學生的思路，提升其文化品味、審美情趣、人文素養和對世界的認知能力。總之，視覺文化時代要求我們每一位高校教師都投身到各個專業的教學改革和實踐中去，通過建構新型的、突破專業限制的教學理論體系，實現學術精神和教學實踐兩個方面的自由發揮，最大限度地挖掘學生的思維潛力，并使教師在教學中更加輕松自如而又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