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較文學在西方的發展

(一)比較文學思維的發展

從早期的希臘文化中，人們可以發現大量的用比較的方法研究文學，但這時的比較方法具有盲目性和膚淺性，還沒有形成體系，同時，還具有相當的哲學印記。在古希臘早期的畢達哥拉斯學派所提出的“和諧”觀點，就包含了豐富的比較思想，他認為“和諧是許多混雜要素的統一，是不同要素的相互一致”［1］，對于和諧音樂規律的發現，尤其體現了這一點。據說有一次，畢達哥拉斯路過一個鐵匠爐，聽到打鐵時發出的各種聲音非常悅耳，于是，他對鐵錘的重量加以比較，發現不同重量的鐵錘會發出不同的聲音，他由此受到啟發，創建了音程的數學原理。辯證法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的美的相對性的問題也體現了比較思想，作為例證，他把人與神相比較，認為人在智慧、美麗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而“最美麗的猴子與人類比起來也是丑陋的”［1］。亞里士多德在論述詩與史的關系時，明顯采用了比較的方法，認為詩比史更真實，因為詩“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2］，詩與史的區別在于“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一敘述已發生的事”;“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并得出結論:“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2］。從這里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的論述帶有明顯的比較的思維痕跡。到了啟蒙運動時期，萊辛在《拉奧孔》中詳細闡述了詩和畫的區別，并對他們進行了比較。他認為，詩和畫的區別主要有三點:第一，媒介不同;第二，題材不同;第三，感受的途徑不同。同時，萊辛不但看到了詩和畫的區別，還看到了二者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融合，可以化靜為動，化動為靜，詩可以轉化為畫，畫可以轉化為詩。理查德•赫德在《論詩的模仿》中，運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了中國的《趙氏孤兒》和古希臘的悲劇《厄勒克拉特》的相似之處。

(二)比較文學的正式提出

在經歷了比較思維的不斷發展和成熟之后，比較文學逐漸開始以一門獨立的學科登上文學的舞臺。據趙小琪在《比較文學教程》考證，最早使用“比較文學(ComparativeLiterature)”這一詞語的是法國兩位中學教師諾埃爾(FrancoisNoel)和拉普拉斯(E．Laplace)［3］。他們在1816年編輯出版了一本文學作品選集《比較文學教程》，但該作品并未對比較文學作理論探討。1829年法國學者維爾曼(Vil-lemain)出版《比較文學教程》一書，1830年另一名法國學者安貝爾(Ampere)開設了名為“各國文學的比較史”的講座。但這一時期，主要是停留在對作品的羅列和簡單對比上，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比較。到了1886年，英國學者波斯奈特發表了《比較文學》一書，“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較文學的理論著作”［4］。這本書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標志著比較文學一門獨立的學科登上歷史舞臺。這是因為在這本書里，作者對文學的本質和比較研究作了理論上的詳細的論述，還對東西方文學進行了全面的比較。此后，比較文學的論著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世界各地的大學相繼開設比較文學的講座或課程。同時，針對比較文學的定義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先后出現了法國學派、德國學派、英國學派、俄蘇學派等等不同的派系。比較文學這門學科開始在西方蓬勃地發展起來。

二、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發展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在中國的興起要比西方晚，但就比較思維而言，如果從中國文學理論中尋找，總會發現很多有關比較思維和比較法的記載。

(一)比較思維的發展

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在《論語》中就有有關比較思維的記載，在《述而篇第七》中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句話就體現了豐富的比較思想。南北朝時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中寫道:“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干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這段話將個人的性格氣質與所寫文章風格作一比較，“觸類以推”，認為“表里必符”。與《文心雕龍》并稱的鐘嶸《詩品》更是大量的運用了比較手法，在其各章中，鐘嶸首先便判斷每個作者寫作的來源，如在品鑒漢都尉李陵時，鐘嶸寫道“其源出于《楚辭》”，在品鑒晉平原相陸機時說“其源出于陳思”，等等。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其實這就是一種比較。唐代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在論述每種文體風格時采用種種較為具體的意象作比，在比較中得出其共同點，即構成題目的風格，例如在說明“洗煉”時，寫道“如礦出金，如鉛出銀。超心煉冶，絕愛緇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種種意象放在一起加以比較，以其特征的共同性得出“洗煉”的內涵。鴉片戰爭以后，西學東漸，東西文化得以溝通，一大批通曉古今、學貫中西的學者成了中西比較文學的先驅，如嚴復、王國維和林紓等人。他們翻譯外國作品，著書立說，敲開了中國比較文學的大門。王國維就曾用叔本華的哲學研究《紅樓夢》，寫出《紅樓夢評論》，林紓將《老古玩店》和《紅樓夢》作了比較，在這一時期，我國的比較文學主要集中在中西個別作品的比較和對西方作品的翻譯上，還有一些用西方的文學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解放后，由于當時特定的國情，我國在比較文學方面主要是中蘇文學關系的論文，直至70年代末，在這期間，雖然出現了像錢鐘書的《管錐篇》這樣的優秀著作，但從整體上看，取得的進步很是緩慢。

(二)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發展

我國比較文學真正的興起是從改革開放以后，這一時期，我國的比較文學事業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學派的形成。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最早見諸于文字是在1976年由臺灣學者古添洪、陳慧樺編著的《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一書的序言中提出的。他們認為“援用西方文學理論與方法并加以考驗、調整以用之于中國文學的研究，是比較文學中的中國學派”［5］。這一定義，其實只是延續了以往對西方比較文學理論的引進，并沒有自己任何創新的東西。1983年，第一次全國性的比較文學學術會議在天津召開，這次會議著重討論了中國學派的建設問題，提出建設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不能從國外現有的定義出發，必須依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因而這次會議在中國比較文學史上是一次具有質的飛躍的轉折點，為中國的比較文學發展指明了方向。在此之后，中國的比較文學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各種優秀著作論文和會議蓬勃出現。樂黛云、曹順慶、孫景堯等比較文學家紛紛著書立說，從理論上構建了新時期的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其中較為著名的代表作有樂黛云的《比較文學原理》、曹順慶的《中西比較詩學》等。比較文學的研究論文也層出不窮，他們以不同的方面補充著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發展，如李鑫所撰寫的《葉公超比較文學視野下的艾略特評介》采用了平行研究和影響研究兩種比較文學的方法，研究了葉公超對艾略特詩學觀念的評價和介紹［6］。金鋼所撰寫的《科爾沁旗草原上的聶赫留朵夫———論“丁寧”形象塑造對“聶赫留朵夫”的原型借鑒》運用影響研究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探討了“丁寧”形象與“聶赫留朵夫”的原型的相似點和相異點，以及造成這些相似點和相異點的原因［7］。這些著作和論文極大地豐富了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使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朝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比較文學在中西方各自經歷了萌芽發展階段后，得到了長足的進步，隨著比較文學的發展，理論化傾向越來越明顯，研究的模式越來越以系統性呈現。而比較文學是一門邊緣科學，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和無限的擴展性，因而，中西方比較文學應相互借鑒，并以其各自的特點向縱深層次發展，并不斷尋找新的思路來拓展比較文學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