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作家與比較文學結緣的，魯迅是極為重要的一人，受西方哲學、文學的影響，他不但從中外文化比較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而且始終以比較的眼光看待各種文化現象以及自己所從事的各種文化活動如創作、翻譯、批評與研究等。

1、西方哲學對魯迅的影響

1902年，魯迅留學日本，作為“西學東漸”的中轉站，日本也是中國有志之士探求救國救民真理，開展進步革命活動的“自由港”。日本的七年求學生活使魯迅廣泛接觸西方的哲學與文學，形成了他以文學救國的思想。對于西方文化魯迅奉行的是著名的“拿來主義”原則，在進化論中他接受了歷史發展的觀點，而摒棄了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從而保持了一個思想家的自主與獨立。更重要的是魯迅將自己接受的哲學思想轉化為實踐，在進化論“青年必勝過老年”的觀點影響下，幾十年如一日的支持青年的進步，真正做到了“俯首甘為孺子牛”。可以說進化論對魯迅的影響是任何一種思想學說都無法比擬的，它不僅成為魯迅世界觀的基礎，而且為他的中外文化比較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

2、西方文學對魯迅創作的影響

魯迅非常重視文學比較，對世界文學的介紹、攝取與融化，是魯迅文學活動的重要內容，也是形成魯迅獨特的思想、文化素質的重要因素。《摩羅詩力說》與《文化偏至論》是魯迅介紹、評價外國文學作家、作品的重要論文，也是中國近代比較系統的評價西方文藝思潮的論著，他認為“國民精神之發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一個民族能否獲得文化上的自覺，關鍵在于能否與其他民族文化進行比較，通過比較反觀自身。地域的阻隔，農業文明造就的封閉環境使中國人一直以文明古國而自詡，在對西方文明缺乏了解的情況下，盲目自大；在被西方列強的槍炮攻破了國門之后又一味的妄自菲薄。魯迅認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在總體上是一個普遍進化的過程，也是各種文化競爭、優勝劣汰的過程，近代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失敗不僅僅是軍事、政治、經濟的失敗，也是文化競爭的失敗。它表明中國文化本身存在著某些缺陷，不僅僅是器物制度上的，更主要是在人的精神層面，即國民精神。據許壽裳回憶，1902年魯迅在日本弘文書院讀書時，就常常與他討論“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原因何在？”等問題。他們一致認為中國人缺乏的是“誠”和“愛”，后來又將劣根性歸結為“瞞和騙”“卑怯”。認為“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徐旭生與魯迅討論時認為中國人最大的毛病是聽天由命與中庸，大約是惰性的緣故。魯迅回答說“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自我安慰。倘他有了權力別人奈何他不得時，則兇殘橫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對國民性的批判在創作中是揭示了國人精神的貧弱、人格的萎縮，最顯著的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阿Q正傳》是最早被介紹到世界去的中國現代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自立于世界文學之林的偉大代表。

同時中國國民的愚昧、麻木需要“別求新聲于異邦”，把那些能夠真正糾正中國文化本體偏枯，激發個體精神力量的東西引進來。新文化運動本質上是企求中國現代化的思想啟蒙運動。陳獨秀在《新青年》發刊詞中提出“人權、平等、自由”的思想，大力倡導民主和科學精神，而各種報刊和雜志爭相譯介西方近代的各種文藝理論特別是人道主義，進化論和社會主義思潮，由此刷新了中國舊文化的面貌。魯迅認為西方文明的根底在于人的個性與精神，中國要與列強競爭，關鍵是立人。“是故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從“人的精神”層面揭示中外文化的本質區別，主張中國人應該在繼承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學習世界先進文化，“五四”新文學基于啟蒙精神，呼喚人的覺醒，追求個性解放，對國民的愚弱狀態進行深刻剖露，魯迅是其中最重要的奠基人和最杰出的代表。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被當時的青年認為是勇敢的反抗，魯迅對這種反抗無疑是贊美與支持的，“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傷逝》中子君的話曾經風靡一時。魯迅的深刻在于他不僅寫出個性主義的可貴，而且指出了個性主義的脆弱。1923年12月26日魯迅在為女子師范學校學生做演講《娜拉走后怎樣》時說：“錢，高雅的說吧，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傷逝》中的子君就是中國版的娜拉，她的命運形象地回答了出走的結局，批評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個性解放的不徹底，魯迅對于小資產階級婦女的命運思考比易卜生來得更實際更深刻。作為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化巨人，魯迅創造了融民族性與世界性于一體的具有獨特個人風格的文學。貫通古今，學貫中西的深刻學養使魯迅的作品取得極高的藝術成就，受果戈里、契訶夫、安特萊夫、拜倫的影響，他將現實主義與象征主義、浪漫主義手法交互使用，形成了一種融描寫、敘述、抒情、諷刺、議論于一體的藝術風格，因此成為現代文學“散文體小說”“抒情詩體小說”的開創者。在小說結構方面，也表現出中西皆用的態度，在《吶喊》與《彷徨》中近代西方小說的“橫切式結構”約占三分之二，而古典小說的“直綴式結構”則不到三分之一，可以說魯迅的創作是深受外國文學影響又完全具有民族特點的創作。

在全球化時代，民族文學走出封閉奏響世界文學華彩樂章的歷史背景下，重溫魯迅對于比較文學研究的貢獻具有著現實的意義。通過對現代文學史上中外文學交流歷史的回望，我們不僅了解了中國現代文學之路的泥濘與艱辛，而且重新認識了西方文化與文學影響下的民族作家與作品，從而為比較文學在中國的進一步研究與發展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