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鄉村教育運動促進了高等農業教育的勃興和農業學科調整

教育與經濟社會的關系決定了教育必然反映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并體現教育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職能。為適應鄉村教育運動的需要,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全國各地相繼成立了一批農村教育或建設學院,有些綜合性大學還設置了為農村培養人才的涉農學科。據不完全統計,當時成立的鄉村教育學院有河南村治學院、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四川鄉村建設學院、安徽農村合作研究訓練院、河北定縣中華平民教育總會專科學校、上海農村服務專修科等多所,[1]這些學校都帶有農業教育或農村教育的內容,聘請農科大學的教師前去任教。一批學校增設了涉農專業或農業學院增設了服務農村的學科。1933年后,教育部曾指定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武漢大學分別辦理農藝、園藝、機械等職業師資科,如1939年金陵大學農學院奉命令舉辦園藝職業師資科;1934年燕京大學正式成立農村建設科,1930年成立的江蘇教育學院附設了農事教育專修科。一些大學還設置了農業教育系。如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教育系、四川省立教育學院農業教育系、福建協和大學農業教育系、國立青島大學教育學院鄉村教育系、湖北教育學院農業教育系等,根據教育部1939年的規定,一些大學設立的與農業培訓有關的農業專修科、鄉村教育科等統一改為農業教育系。農業教育系中開設了鄉村社會學、農業合作、農村教育概論、農業推廣學等貼近農村實際的課程。在鄉村教育運動的影響下,加之教育行政力量的推動,許多教育家關注農村教育和建設問題,創辦了一批農村教育學院,綜合大學增設了農業教育學科,使得近代農業教育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涉農學校、涉農學科快速增加,而且創造了許多更快、更有效地為農村服務的教育培訓形式,培養了一大批農業教育、鄉村教育人才。

二、鄉村教育運動帶動了知識分子走向農村

鄉村教育運動的發起者和參與者以大批洋博士、洋碩士和高校的教授學者為主體,他們以其拳拳報國之心,走出高樓深院的象牙之塔,離開繁華的大都市,走向農村,到鄉村施展自己的抱負,與農民為伍,為農民服務,成為鄉村教育運動中的靚麗景觀。1926年底,陶行知先生聯合趙叔愚教授在南京近郊籌辦鄉村實驗師范學校,1927年3月15日該校正式開學,標志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下鄉的開始。1929年后,以晏陽初為代表的定縣實驗,更是延攬了相當數量的一流知識分子。在各鄉村教育流派和各建設試驗區中,都有一批高層次的知識分子參與其中。如在農業和鄉村教育方面,有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馮銳,衣阿華大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農業工程專家劉拓,康乃爾大學鄉村教育博士傅葆琛;在衛生教育方面,有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的陸志潛;在鄉村文化教育方面,有曾留學日本的原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校長鄭錦,留法歸來的原北京大學教授、北京《晨報》副主編孫伏國,哈佛大學教育學博士、曾擔任政法大學教授兼教務長的矍菊農等等。中國農村社會學的開拓者之一、留美博士楊開道教授,康乃爾大學教育碩士、金陵大學農學院院長章之汶教授,金陵大學農學院主任章元瑋教授等等均參加了鄉村建設實驗;還有一批農業專家被鄉村建設學院聘請講課。這些參與鄉村教育運動的博士人數,已很難統計準確,它以定縣、南京曉莊和山東的鄒平為中心,形成了波及全國的博士下鄉運動。他們積極參與鄉村教育改造,“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為鄉村教育與建設盡心盡力。以洋博士為代表的近代知識分子對廣大農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懷著振興農村與改造社會的美好愿望,從城市走向農村,以埋頭苦干的精神,把做學問與做社會服務結合起來,走知識分子與民眾相結合的道路,并在不同程度上做了大量有益于“三農”的工作,尤其在改良農業生產技術,推廣農業科學知識,改造鄉村衛生條件,推進掃盲運動,普及文化科學知識,提高農民的道德水平和改善農民精神面貌上,取得的明顯的成績。鄉村教育運動對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高度關注以及他們那種敢于走出城市,走出書齋,走到鄉村與農民結合的精神,不僅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鄉村教育運動實踐,探索出了高等院校和知識分子如何與農村發展相結合、如何為農民大眾服務的途徑。他們走向鄉村獻身鄉村教育的精神值得進一步倡導,他們的行動為今日知識分子走向農村、建設農村做出了榜樣。

三、鄉村教育運動促進了高等農業教育與農村建設相結合

“教育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的無形的手”,[2]正因為如此,鄉村教育家們認為“改造中國必先改造鄉村,改造鄉村的關鍵是重視鄉村教育”。正是基于這一共識,鄉村教育派才全身心地投入到鄉村教育運動。在鄉村教育和鄉村建設試驗中,盡管各派的教育理念和實踐方式不盡相同,但綜合不同鄉村教育流派的觀點和實踐,“培養鄉村教育人才、改進農業、改良鄉村生活”是三條途徑是共同的,因此,農民教育、農業教育和農事推廣工作,成為鄉村教育與建設運動中的重要內容。正如黃炎培所說:“我們要以新農業推行到普及到農村,而農村經濟農村自治也都是相連不可分的。于是我們的職業教育中農業教育就變成到農村去作一種整個農村改進運動了。”[3]鄉村教育運動的特點決定了高等農業院校和農業專家在這場運動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鄉村教育和建設運動中,高等農業院校、綜合大學農學院和一大批留學歸國的洋博士、農業科學家紛紛走向農村,加入到鄉村建設的洪流中,他們不但參與了各種教育團體建立的鄉村試驗區,成為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而且許多農科高校、大學農學院利用農業學科和技術優勢,以農業教育、農業推廣為基礎,創建了各具特色的鄉村建設試驗區,開展綜合性的鄉村建設試驗,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促進了高等農業教育與農村建設的緊密結合。以晏陽初為代表的定縣實驗區,由南京東南大學農科教授馮銳擔任其農業教育部主任,傅葆琛教授擔任鄉村教育部主任,農業工程專家劉拓也參加了農業和鄉村教育工作。[4]中華職業教育社與中華教育改進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東南大學農科和教育科等單位,在1926年共同開辟了江蘇昆山徐公橋實驗區,由職業教育家黃炎培負責,成立鄉村改進會,建立農藝實驗場,推廣金陵大學農科的改良品種,進行農業新品種的實驗、農業技術和農機具的推廣、組織合作社等。1931年,梁漱溟在鄒平縣創辦的鄉村建設研究學院也匯集了一些農業教育專家,并與山東大學在濟南合辦實驗場以改良農業生產。農業大學或綜合性大學農學院在鄉村教育中的活動也各具特色。如北京大學農學院在京郊羅道莊建立“農村建設實驗區”,其組織辦法大綱中規定:農業推廣教育業務既包括教育事業,也包括社會事業。教育事業包括農村成人補習學校、婦女補習學校、兒童簡易學校,社會事業包括農業科學之推廣、農民知識之提高、農民自治之提倡、農民生活之改良、農民健康之促進。可見,鄉村建設實驗不僅僅局限于農業技術的推廣、生產生活的改善,也注意到了農村整體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全方位的農村建設試驗。而金陵大學農學院在農村建設中成績斐然,贏得了國內外關注。自金大農科創辦以來,就采用美國農科大學的教學、科研、推廣三位一體的制度,十分重視社會服務。先后建立了江寧農業推廣示范縣和烏江試驗推廣區,其中烏江試驗推廣區是1930年與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合作創辦,其宗旨是:(1)從農業生產、農村經濟、農村教育、農村衛生、農村組織及地方自治等方面,推進試驗區的鄉村建設。(2)作為金大農學院農業推廣工作試驗地,將大學研究成果推廣到該區農民。(3)作為金大農學院學生及其他機關研究鄉村問題的實習地。試驗區成立以后,成績卓著,名聲在外,許多機關團體相繼前去參觀和考察,認為烏江“講求實際干的很好”,所進行的事業,使農民獲得了利益,無論是農業技術的推廣、經濟生產上的合作事業,還是提高農民文化水平與素質的各種教育、改良農民生活狀況的社會活動,都對農民的生產方式、生活習慣、思想觀念等產生積極的作用。而且,試驗區成為了金大農學院的實驗實習場所,幫助了農學院的科學研究和學生培養,形成了雙方良性互動。

四、啟示

1.高等農業教育的目的需進一步明確。雖然我國高等農業教育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其教育目的仍需要進一步明確。盡管傳統的觀念認為,大學從事知識的普及與推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唐事,是不必要降低自己的身份,使自己庸俗化和機械化”。[5]但自從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在1904年發端于威斯康星大學后,不僅為當時美國其他州立大學所接受,而且逐漸影響到美國乃至世界各國大學成為大學的重要職能之一,從此為社會服務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不可逆轉的潮流。近代農業教育家過探先認為,農業教育的目的“是要造就一般有知識的人,為現在的農業謀發展、為現在的農業謀福利罷了”。[6]他用一句話概括了他的農業教育思想,“農業教育的宗旨,在輔助農民,改良農業,發展農村”。[7]高等農業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為改良農業、改變農民、發展農業服務。只有高等農業教育通向農村,才能使農業人才、知識、技術通往農村,使其在農村建設中發揮作用,實現其教育的最終目的。

2.高等農業教育與農村建設的結合仍需加強。高等農業教育與農村建設緊密結合,才能促進教育與經濟的和諧發展,互動提高。高等教育為農村服務的前提是要適應農村的實際需要,符合農村的生產、生活實際,符合農民的文化知識水平。學院式的研究,往往容易脫離實際,研究成果束之高閣,不能為實際所用和被實踐檢驗。鄉村教育運動的實踐證明,專家走出書齋,深入農村,就會使高等教育和農村生活打成一片,從中不斷修改研究課題和研究計劃并獲得新的研究課題。這不僅可以使農村的發展直接得益于高等農業院校的科研成果,而且也使高等農業院校的教學水平和科研質量不斷提高,達到“和諧發展,互利雙贏”之目的。

3.農民素質的提高仍是農村建設的關鍵。在鄉村教育運動中,盡管各教育家所關注的重點不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重視農民的教育。如中華職業教育社在上海漕河涇創辦的“農村服務專修科”,晏陽初在定縣創辦的“平民學校”、“平民職業學校”、“平民教育講習所”,陶行知的“鄉村工學團”,梁漱溟的“鄉村服務人員培訓部”等等,都是通過教育培訓來提高農民知識水平。而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和人力資本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決定性要素,農民的素質更決定了農村的進步和可持續發展。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農村興,則中國興;農村富,則中國富。而農村的興與富,最終依靠的是大批有知識文化的新型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