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農村人力資本現狀

（一）農村人力資源數量多，但人力資本存量嚴重不足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70%以上，但是以知識和技能為基礎的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嚴重不足。我國農村人力資本積累起點低，受教育年限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據統計，2003年我國農村人均受教育程度7.6年，全國92%以上的文盲、半文盲生活在農村[2]。而目前發達國家農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2~14年。法國7%以上的農民具有大專文憑，60%的青年具有中專水平；日本農民大學畢業的5.9%，高中畢業的74.7%[3]。我國農村人力資源受教育程度的低下阻礙了其作為教育投資主體的積極性。政府投資方向的失靈、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的不確定性更使得后續的人力資本積累嚴重受阻，其最終結果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以及“三農”建設的進程。

（二）農村人力資本的結構層次不明顯，勞動力的使用方向趨于相同

人力資本的投資主要取決于教育投資，因此，人力資本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由教育投資的結構決定的。然而長期以來受城鄉二元制的影響，政府往往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城市。據統計，我國中央教育撥款的82%用在占人口不到30%的城市，而占人口達70%的農村只得到了18%的財政支持，農村學生人均教育經費只是城市學生的1/4[4]94。在農村，政府的教育主體作用并未充分發揮，而農民這一教育的最終受益主體又往往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小學、初中階段的基礎教育中。就高等教育的投資而言，農民往往根據自己的收益預期做出投資與否的抉擇，其機動性比較大。因此農村絕大多數勞動者的文化知識水平都處在較低水平上，在以后的務農生涯中又缺乏自學的環境與條件，若干年后他們就淪入文盲、半文盲的行列中，從而使得農村體力型人力資本過剩，“三農”建設所需要的高素質、善經營、會管理的人力資本少之又少。體力型人力資本的大量過剩使得其就業方向僅限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嚴重阻礙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及農業產業化、現代化的進程。

（三）農村人力資源缺乏專業技能與職業培訓，人力資本積累后勁不足

培訓可以使農民獲得科技知識和農業實用技術，提高農民的專業性技能，提高農業集約化程度和農業科技貢獻率[5]。培訓在農村主要指職業教育培訓與成人教育培訓兩個方面。由于農村教育結構的不合理，職業教育及成人教育培訓機構五花八門：農業部門屬下的農業技術推廣站、農業廣播電視培訓學校在一些農村形同虛設；黨委和政府的其他部門在農村通過建立各種基地，采取聯合或其他形式對農民實施科技教育。但由于政府各部門各行其是、多頭教育，因而農民培訓缺乏統一的規劃與組織安排，經費上也難以做到專款專用、落實到人。而農民思想觀念落后，他們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對培訓投資的收益做出科學的預測，致使參與培訓的積極性不高。再加之農村職業教育及成人教育師資隊伍力量薄弱，教師職稱結構、學緣結構、學歷結構不合理，使得培訓內容及課程設置嚴重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以上這些因素阻礙了農村職業教育及成人教育培訓的實效性。據資料統計，在農村勞動力中，沒有接受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高達76.4％，接受過初級職業技術培訓的約3.4％，接受過中等職業技術培訓僅占0.13％[4]96。農村人力資源培訓方面的欠缺，使得農村人力資本積累后勁不足，巨大的農村勞動力無法轉化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

（四）農村人力資本溢出嚴重，其外部效應高于內部效應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指出，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在于人力資本的不斷增長，而人力資本投資收益具有溢出效應。人力資本溢出效應是其外部效應的一部分，是由于知識溢出即知識特性所帶來的外部效應[6]。我國農村人力資本具有明顯的單向外溢效應。外溢人群主要由兩部分組成：升學人員及農村素質相對較高的勞動力。就農村升學人員而言，農村子女在享受家庭投資帶來收益的同時，社會也部分地獲得了私人教育投資所帶來的益處。但是這些農村子女在向城市內溢的過程中客觀上帶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而對于其來自的農村內溢效應不明顯。再者，農村素質相對較高的勞動力在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農村向城市的龐大價值轉移。無論是升學人員還是勞動力的轉移，其最終結果表現在城市區域的內溢性，而對農村發展則難以形成有效的支持。由于高素質勞動力的外流，廣大農村僅剩下了老、少、婦女、多病者，長此以往，農村人力資本積累惡性循環，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這在客觀上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高等農業教育致力于農村人力資本開發的路徑選擇

（一）堅持科學發展觀指導方針，樹立農村人力資本優先開發觀念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基于農村人力資本開發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及我國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嚴重不足的現狀，高等農業教育應堅持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方針，樹立農村人力資本優先開發的戰略觀念。高等農業院校的辦學定位、人才觀、就業觀等都應與此相適應，“以農為本，育才興農”，保證培育出的人才不論從事何種行業都有重農思想和為農服務的意識。不同層次的高等農業院校應根據自身的特性確立不同的定位與發展目標：國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點建設的高等農業院校主要發揮其在高素質人才培養及農業科技創新方面的作用，抓住建設“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的契機，在產業和行業技術體系的上游和高端作好技術服務工作。而地方高等農業院校則應與區域經濟發展緊密結合，探索多種模式的農業科技創新推廣服務，培養大量的現代農技人才[7]。高等農業教育戰略觀念上的轉變對于加強農村人力資本投資，順利破解“三農”問題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意義。

（二）開展多種形式的職業培訓與科技推廣服務，增強農村人力資本的科技素質

鑒于農村人力資源缺乏專業技能與職業培訓，高等農業院校應在整合自身教育資源的基礎上，探索多樣化的培訓方式，適當拓寬農村職業教育及成人教育的知識領域。高等農業院校可以通過舉辦各種形式的實用新技術培訓班，由知名專家、學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對農技人員、科技示范戶進行培訓，使科學技術在較短的時期內轉化為生產力。科技示范園也是高等農業教育致力于農村人力資本開發的又一中介。山東農業大學與山東省17個地市建立了86個相對穩定的科技園和農業實踐基地。在校、地雙方共建實踐基地基礎之上，區域學生或農民接受免費的實驗實習教育，積累了相關的農業技能和經驗，其學習能力大大提高。另外，高等農業院校也可建立科技下鄉服務中心，組織教師、學生開展送科技下鄉活動以推廣普通農業科技。例如，南京農業大學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大篷車”模式，“大篷車”足跡遍及江蘇、江西、安徽等地60多個縣市、1000多個鄉村，進行農業技術開發與推廣。通過職業培訓與科技“大篷車”等形式的科技下鄉活動，農民的學習能力及科技素質得以提升，農村人力資本存量水平整體上得到了改進，從而促進了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及農村社會的健康和諧。

（三）貫徹落實農科大學生服務農村的計劃，保障后續農村人力資本積累

農村人力資本外溢現象嚴重，因而有選擇、有重點地引進農科大學生到農村就業是解決農村人力資本外溢問題，豐富農村科技與人力資源的重要途徑。農科大學生具有較高的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術，具有一定的發展思路與經營理念。將這些新生力量充實到農村，有助于發揮其知識、才能優勢，有計劃、有組織地向農村基層干部及農民進行生產、管理方面的培訓，引導人才、科技、文化、信息向農村的涌流，進而從多方面改善農村人才結構，保障后續農村人力資本積累。農科大學生到基層就業、服務于新農村建設關系到國計民生，是一個涉及全局的重大問題。為促進大學生到農村就業、創業，國外實行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德國政府規定：農業大學畢業生有權買地或租地，申請建立自己的農業企業和經營農場；創辦農場的第一年，可以得到政府的資助和補貼。法國政府對到農村進行農業經營、安家落戶的大學生提供安置費，到平原地區、落后地區以及山區落戶的最高可分別獲得1.73萬歐元、2.24萬歐元和3.59萬歐元的支助[8]。

以國外鼓勵農科大學生服務農村相關經驗為鑒，我國應在全面開展新農村建設的形勢下，為農科大學生服務農村建立長效機制。就農業高校而言，應堅持“知農愛農”的人才培養本位，鼓勵、支持有抱負、有能力的青年報考農科高校，樹立服務新農村建設的信心；認真貫徹落實農科大學生到農村支教、支農、扶貧等具體政策；提供一定的條件幫助農科大學生進行創業教育，成為新興的農業從業者。貫徹落實農科大學生服務農村的計劃，不僅有助于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客觀上也促進了具有正向效應的農村人力資本累積機制的建立，是新農村建設中增加農村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