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聘農學教習

1904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通稱“癸卯學制”)后,各級新式農業學堂紛紛建立。而興辦此類新式學堂面臨兩大困難,“經費巨,一也;教習少,二也”,而“求師之難尤甚于籌費”。[2]這表明師資的匱乏是當時面臨的首要嚴峻問題。怎么辦?《實業學堂通則》中稱:實業(含農業)學堂,“中國現尚無此等合格教員,必須聘用外國教師講授,方有實際。”[3]由此,清政府在《奏定任用教員章程》中規定:“高等實業學堂正教員……暫時除延訪有各科學程度相當之華員充選外,余均擇聘外國教師充選。”[4]那么,聘請何國教習任教最為妥當呢?“查各國農學,首推美國,日本近亦講求,擬請遠聘美國農師一二人,來華教習或酌聘日本人分任其事”。[5]故此,各農業學堂最初聘請的教習,以歐美為主。例如張之洞創辦湖北農務學堂之初,便以高薪聘請了畢業于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農學士白露耳與格羅?D?貝利爾兩位農學專家來華任教。但是,自1904年后,大量日本教習來華,在各級農業學堂的外籍教師中占了絕對多數,并有逐步取代歐美農學教習之勢。奉天農林學堂聘請了三戶章造、富永馬吉郎等五名日本農學教習,山西高等農林學堂則聘請了松下莊作、鳥居信平等七位日本農學教習。[6]更有甚者,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在最初時期就曾一次聘請日本教習多達十余人。(詳見表2)這一時期清政府為何會大量聘請日本教習呢?究其原因有四:1.近代日本先于中國引進西方先進農學,在農業教育方面頗有成績;2.可減少到日本留學人數,既可節省開支,又可減少新思潮在國內的傳播;3.可使新的近代文化的輸入、吸收完全置于清政府控制之下;4.從近鄰日本聘請教師比從歐美聘請費用較省。關于最后一點原因以及其他文化因素,受聘于湖北農務學堂的格羅?D?貝利爾在1899年的一封信中說到,“日本人愿意拿我們三分之一的工資,而且他們和總督(張之洞)很熱絡。”他“不懂得迎合中國人的要求和需要,他不懂中國語文,而且據說為人太呆板,老是頂撞中國雇主,在三年合同期滿前,1900年便被解雇了。”[7]而取代他的正是日本的農業專家美代清彥。清末各農業學堂所聘外籍教習雖也有魚龍混雜之情況,但他們多能夠出于基本的職業道德,在工作中盡心盡力,教學效果亦比較突出。例如,曾擔任江蘇兩級師范學堂總教習、京師大學堂留學生農科大學教習的藤田豐八,就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位。藤田豐八1895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文科,1897年接受羅振玉邀請來到中國上海,受聘為上海農學會農學報館專職日文翻譯,1898年被聘為“東文學社”日文總教習,負責培養日語人才,國學大師王國維此時就曾受教于藤田學習日文。1908年藤田又受聘于京師大學堂農科留學生大學教習。“藤田豐八不僅學識豐富,而且工作認真負責,很受好評,在社會上和政府農業部門中產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于是清末我國的農學團體、農業院校和試驗機構乃紛紛聘請日本學者和技師到中國進行農業教學。”[8]對于藤田的工作,其好友羅振玉就曾發出“藤公熱心為支那……其厚誼尤非今人所及也”[9]的感嘆。又如,就職于湖北農務學堂的美國農學教習白露爾以及日本教習美代清彥等,就曾受湖廣總督張之洞派遣,到大冶和鄂西北等地進行農情考察,他們依據西方農學原理,對改良湖北農業提出了諸多可行性建議。而美代清彥和其他四位日本農業專家在武昌工作到1908年,“對湖北省的農業教育和農業實驗工作有著重大的貢獻”。[10]總之,從整體上來看,外聘農學教習在清末農業教育發展之初,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清政府學習新式農業教育的重要途徑,他們對促進中國培養新式農業專門人才,推動中國農業教育、農業近代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農科留學生

外聘農學教習雖在清末近代農業教育興起之初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應看到聘用外國教習亦有諸多不便、不妥之處。例如,語言隔閡、薪俸較高、對中國農業情況知之甚少,且中國作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長期聘用外國教習亦有喪失教育權的危險,因而此法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對此,1899年,總理衙門遵議出洋學生肆農工商礦各學章程折:“諭旨向來出洋學生,學習水陸武備外,大抵專意語言文字,其余各種學問,均未能涉及,即如農工商及礦務等項,泰西各國,講求有素,夙擅專長,中國風氣未開,絕少精于各種學問之人,嗣后出洋學生,應如何分入各國農工商等學堂,專門肆業,以備回華傳授之處。”[11]1903年,清政府學部又在《奏定實業學堂通則》中,要求各省務于一年內選派一二十名學生出國學習實業(含農科)各科。1907年,清政府規定,凡官費留學生回國后,皆須充當專門教員五年,以盡義務;在義務期未滿之前,不得調用派充其他差使。以此通過培養農科留學生來逐步取代外聘農學教習,并解決農業教育師資短缺的嚴重問題。對于農科留學生的派遣國家,多數官員主張以去日本學習為主。張之洞在談到選派留學生出國深造時,曾列舉了五點理由:“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譴;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一、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12]因此,日本成為中國派遣農科留學生的首選國家。據王國席統計,清政府自1896年派遣最早的農科留學生胡宗瀛赴日,直至清王朝滅亡的1912年,共計派出赴日農科留學生達200人之多。農科留學生雖大多派遣日本,但留學日本亦只是清政府在對外學習農學之初的權宜之計,正如張之洞所言:“查農政修明,以美國為最”,“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15]當留學教育逐步轉入正軌后,特別是1908年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在北京開辦留美預備學堂后,留美農學生也隨之增多。根據王國席統計,清末赴美的農科留學生共計28人。[16]此外,約有13人赴歐洲學習農學。[17]農科留學生歸國后,大多從事農業教學與科研工作。例如最早赴美并獲得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畢業文憑的農科留學生陳振先,回國后即被清政府授予“農科留學生進士”,1912年擔任奉天農事實驗場場長兼任奉天高等農業學堂監督,后歷任北洋政府農林總長兼教育部長等職;又如畢業于日本盛岡高等農業學校的黃立猷回國后就任直隸高等農業學堂教務長,就讀于日本農科留學生大學的屈德澤學成回國后擔任湖北高等農業學堂的坐辦;再如清末留美農學生竺可楨、鄒秉文等人則成為蜚聲海外的著名氣象學家、農學家。總之,清末農科留學生進一步充實了各級農業學堂的師資,壯大了農業技術人才隊伍,成為了推動清末農業教育發展的中堅力量。

三、新式學堂畢業生

如前所述,長期聘用外國農學教習并不是中國農業教育發展的長久之計,當然,完全依靠派遣農科留學生來發展新式農業教育更不現實。中國新式農業教育的發展,最終要依靠一批批在國內新式學堂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來承擔。由表1可知,伴隨清末農業教育的發展,本國培養的新式學堂畢業生在農業教育師資中的比例正呈逐年遞增之勢。1904年頒布的《奏定任用教員章程》規定:高等實業(含農業)學堂的正副教員均由本國及游學外洋得有大學堂畢業文憑者充選;中等實業學堂的正副教員則暫時由實業教育傳習所較優之畢業生充之;初等實業學堂的正副學堂教員由實業教員講習所及中等實業學堂得有畢業文憑者充選。由此可知,從事農業教育的新式學堂畢業生主要由農林學堂畢業生和農業教員講習所畢業生構成。為各級農林學堂培養師資是高等農林學堂設學宗旨之一。充任各級農林學堂教員亦成為多數畢業生的職業選擇。例如,成立于1902年的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將學生分為速成、預備兩科,速成科一年卒業,由洋教習教授農、桑專門知識,畢業后即分在試驗場分別實驗,以備充農學教習之用;預備科學制5年,前3年學習普通科學,后2年學習農學,使之能接入高等科及備充大學堂專門之選。[18]正是在這種培養體制之下,湖北農務學堂的尹國琛、呂瑞廷等11人畢業后留校工作,分別擔任農、林、桑等專業的副教習。1907年,湖北中等蠶業學堂成立后,馬繼良就任堂長,呂瑞廷、陶樹馨二人則擔任該校監學。這表明中國自身培養的高等農林學堂畢業生正逐步成為推動農業教育發展的主力軍。此外就是附設于農林學堂內部的農業教員講習所的畢業生。《奏定學堂章程?實業教員講習所章程》立學總義章中規定:“設實業教員講習所,令中學堂或初級師范學堂畢業生入焉;以教成各該實業學堂及實業補習普通學堂、藝徒學堂之教員為宗旨;以各種實業師不外求為成效。”[19]畢業效力義務章規定:“講習所學生畢業后,其當盡效力義務,應聽學務大臣及本省督撫之指派,實力從事教育;其義務年數,以六年為限。”[20]為吸引鼓勵生員進入講習所學習,清政府又于1910年頒布畢業獎勵章程,并規定各省于兩年內必須設立一所。但農業教員講習所的辦學狀況仍是不盡如人意。盡管如此,農業教員講習所開辦仍為各地方中等、初等農林學堂培養了農業教育師資,為近代農業教育普及、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

四、傳統教育出身者

傳統教育出身者在清末農業教育師資中也占有相當大的比例。這與清末近代農業興起之初的諸多特點密不可分。特點之一即為近代農業教育尚處于初創階段,農業教員難覓、情況窘迫。這種情況在1908年學部所作山西農林學堂調查表中就有所反映。據調查表所示,該校農學教員為二十年前卒業者,急需招聘農學士、理學士、林學士各一名等。[21]在此種條件下,也只能夠因陋就簡,招聘具有實踐經驗的技師、農藝師充為農業教員。如福建蠶桑公學就于1900年“雇浙江桑工,料理桑園,并教授接桑等事。”張之洞也多次從浙江招募匠師來鄂傳授技藝,培養本省蠶桑技藝人才。事實上,此種作法亦體現了“用中國之成法,參東西洋之新理”,以此作為“使學者實能從事農業為宗旨”[22]的新式農業學堂的開辦目的。其二則為清末農業教育時刻體現“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教育宗旨。即要求新式實業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既是“可農可工可商之人才”,同時又要是“崇尚孔教,愛戴大清國的人”。故此,在開設土壤學、測量學等新興科目同時,又保留了原有的道德、讀經等傳統科目。因此,每個新式農林學堂都必須要聘請幾位傳統教育出身的教員。如執教于湖北中等蠶業學堂的副貢出身于澤潤、貢生出身的鄒和濟等等。盡管這些傳統教育出身者未接受過新式教育,但畢竟受到過晚清實業教育的影響,其知識結構已與傳統的讀經入仕群體大有不同。事實上,這也正是清政府未能通過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實現王朝自我挽救目標的重要原因之一。五、結語綜上,我們可以從清末農業教育師資構成及其演變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勾勒出中國近代農業教育由外源→內外并進→本土化轉變的曲線圖,盡管這種轉變在清末才剛剛開始,但是,它畢竟邁出了最為可貴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