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光英曾題詞:“經濟師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這是對廣大經濟師職能和作用的肯定。它增強了廣大經濟師的責任感、使命感和動力感。因為廣義的經濟師“是憑借經濟科學知識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的專職和兼職人員,而且還可以有各有側重的不同的經濟師”(于光遠語),他們的勞動和社會經濟地位榮獲“主力軍”的殊譽,當然是一種價值顯示。“經濟師是企業經營管理當中唱主角的”。王玨教授從學術高度和實踐需要提出如此擲地有聲的論點,這與王光英副委員長的題詞極為一致。王教授注意到了在經濟師隊伍中可能有傳統觀念的束縛,所以親切地提醒“大企業、小企業都是一樣,經濟師自己要認識自己。”我們認為這句話是意味深長的。現代社會是經濟社會,是以企業經濟為主體的時代。當今世界競爭的實質是經濟與科技的較量,表現的形式則是以管理為龍頭的企業實力之競爭,競爭的載體就是經濟管理人才。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強大的經濟管理隊伍支撐,經濟必然落后,社會必然停滯。因此,預測專家們指出,在未來幾十年人才需求方面,居10種之首的就是經濟管理人才。

可以這么肯定,我們唯擁有素質好、規模大、效率高、行為規范的職業經濟師隊伍,才能保證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這就是“主力軍”和“主角”的決定性作用。主角論不應該簡單理解為誰重要、誰不重要的問題,那種機械式的思維方式今天已很少見了,但不是說就根本消除了。針對部分同志的模糊認識。王玨教授更明確提出,企業中總經濟師是主角,總工程師、總會計師是配角。因為市場經濟下企業是市場的主體,而企業是經營管理型的。因此,在經濟管理方面,總經濟師是首要的,是前提、是基礎。要把企業經營好,需要技術保障,因此,需要總工程師;搞好經營,需要財務保障,因此,需要總會計師。所以總經濟師是主角,在一定意義上講,總工程師、總會計師是配角。王教授語重心長地對這個帶有普遍性的、而又是學術性的命題發出警語:“這一點,廠長、經理,從上到下,都要轉變觀念、擺正位置”。因為“這不是誰大誰小、誰重要誰不重要的問題,這是市場經濟的需要”。這同幾年前《經濟師》雜志發表的“市場呼喚企業總經濟師”論述成為互映。社會角色論告訴我們,每個人在社會生活中,都應當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身份或職業,并且在進行社會活動中要依循一定的行為規范和模式。它包括:角色規范、角色期待、角色認知、角色實踐這四方面內容。一個人作為社會角色,是與他人產生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參加社會活動的。

總經濟師作為企業的主角,是指其在經營管理和實現企業盈利方面應擔負主要的職責。為此,他應按其責任角色規范要求去進行企業活動。“經濟師應當是專家,應是專家型的、職業化的,是一種職業”。王玨教授這樣明確要求并具體地說:“經濟師應具有理論上的知識,實踐上的經驗和操作上的各種技能。不然的話,就不是名符其實的經濟師。作一個合格的經濟師是很不容易的事”。王玨的這些觀點已逐漸被認同。但也有的同志覺得好像把經濟師位置擺得有點太高了。其實,并不是誰把誰擺高或擺低了,而是市場經濟使然。事實上,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國民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大批既有現代化的經濟技術知識,又有革新精神,勇于創造,能夠開創新局面的經營管理人才,特別是企業管理干部。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經濟管理干部隊伍的狀況同這個要求很不適應。我們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是企業,或者說企業是市場經濟的關鍵環節。企業在這個關鍵環節中起重要作用者理所當然的是企業經理(廠長)和總經濟師。長期以來,我們對社會主義企業有種種不確切的理解甚至糊涂觀念,影響最深的就是企業不是真正直接為市場需要而生產,而是為完成計劃任務而生產。“三鐵”滋養了企業缺乏競爭意識和必要的靈活性。其結果,企業脫離市場,成為行政機關的附屬品;銀行只是政府財政部門的出納;貨幣則變成單純的計算工具;特別是企業產品的價格更變成與價值無關的符號。

在那樣的體制下,不必要設置總經濟師,而企業家更無從談起,因此企業必然缺乏活力。早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就明確規定了企業“一長三師”(廠長、總工程師、總經濟師、總會計師)領導體制。從而明確肯定了在社會主義企業里的管理組織模式。這是從我國企業的具體情況出發作出的選擇,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企業管理組織模式。企業是市場的主體。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把企業推向市場,這是經濟改革的目標,也是企業改革的一個核心問題。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把企業推向市場,在必須解決好的幾個主要問題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健全“一長三師”企業管理體制。明確規定要有“能夠切實加強企業管理,提高經濟效益”的總經濟師。其實,這就是企業的重心所在。所以說,總經濟師在企業中的位置和作用就如同古時的“軍師”和現代軍隊中的“總參謀長”那樣重要。這樣才能使企業真正進入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軌道。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周淑蓮教授曾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我國面臨的緊迫任務,經濟師要學在前,用在前,為實現這一轉變做貢獻。”這一論述不僅使廣大職業經濟師明確了肩負的重任,更使我們感到《經濟師經濟學》的創立,是緊扣中國經濟發展的時代產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適應變化了的情況,改變生產要素的組合、使用的方式方法,以求得產出的增加,更好地滿足居民的需要。

周淑蓮教授的這個說法,是對于《經濟師經濟學導論》中關于“經濟師經濟學是研究‘經世濟民’活動規律”以及“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大廈構建中經濟師的任務”等提法的又一輻射面的展開。通俗些說,生產要素的組合和使用的操作者主體是誰?是工作在經濟管理崗位上的廣大職業經濟師。如周教授所言:“在工業上,一定量的勞動和資本可以用來建設新工廠,也可以用來改造原有的工廠。前者即通常說的外延的擴大再生產。”誰是這個生產要素組合的決策者呢?從狹義上講是某一級領導,從廣義上講,或從經濟學角度講,應當是具有“經世濟民”頭腦的職業經濟師。周教授還講:“用這些生產要素生產什么?生產糧食,還是生產棉花;生產機器,還是生產食品;生產重工業產品,還是生產輕工業產品。”決定這個生產要素的使用者是誰?同樣,應當是職業經濟師。職業經濟師所從事的工作就是管理,或者叫經營管理。正如周教授強調的“生產要素不只是勞動、資本和土地。現在人們已普遍認識到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要素,經營管理也是生產力要素,為了增加產出,要把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很好地組織起來,同時很好地使用,求得同樣的投入有更多的產出,或同樣的產出用較少的投入。

這就是我們要研究增長方式問題的原因。”周教授曾列舉了不少的數據把我國的經濟效率同國外作比較。我們認為尤其是在西部大開發中,還應當突出資源配置效率的研究,以豐富《經濟師經濟學導論》必要的內容,同時增強經濟師的資源效率意識,從而通過轉變機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1、要重視非市場因素導致我國企業資源配置率過低的問題。我國企業資源配置效率為0.6—0.7。其中非國有企業資源配置效率為0.8—0.9,國有企業資源配置效率為0.5—0.6。由于企業的資源投入與效益在30—40%的程度上并不取決于市場,而是取決于行業性質、企業等級。如占80%銀行貸款的國有企業在新增資產中比重低于50%。國有企業有20%的資源配置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因此這部分資源的配置效率僅為0.2—0.3。這種非市場性既是造成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的原因,更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原因之一。2、要重視勞動力與資金在產業之間流動低,造成產業資源配置率低的問題。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產業之間的利稅率應趨于平均化,這是資源優化配置的結果。以美國耐用品制造業與非耐用品制造業為例,戰后以來其凈資產利潤率差別一般不超過20%。各產業利潤率相當接近,每百元銷售額所賺凈利穩定在5元左右,各產業之間大多相差不超過1美元。各產業部門人均工資按勞動強度折算也非常接近。而我國各產業之間效益水平懸殊較大。以1993年為例,煤炭業、石油天然氣、紡織業、煤氣業、黑色彩礦業、電力業、煙草業、自來水業的每百元銷售收入實現利潤分別為:-0.71元、-2.54元、-0.15元、-3.97元、;8.86元、7.7元、4.5元、15.2元。高低懸殊竟為19.17元。輕工業與重工業每百元銷售收入實現利潤分別為2.57元、5.26元,為1:2。由于勞動力和資本在產業之間流動程度低,造成產業資源配置效率僅為0.4-0.5。解決這個問題也是要通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

對于西部大開發來說,改變資源配置效率低水平的問題仍是最突出,最迫切的。改變西部資源配置總體效率低水平的關鍵是要切實加快兩個轉變(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也就是說優化西部資源配置是當務之急,而解決這個當務之急大問題的主體就是廣大職業經濟師。西部大開發中,我們要十分重視,怎樣才能更好地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這是實現具有全局意義西部大開發戰略目標的關鍵。鑒于西部在生產、建設和流通等各個領域,資源消耗高,資金周轉慢,損失浪費嚴重,經濟效益低的問題都很突出,已成為當前經濟生活中許多矛盾和問題的癥結所在,所以大開發必須切實從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轉變。今后國內外市場競爭將主要是科技、質量、效率和效益的較量,不改變粗放型的增長方式,一個企業乃至整個國家,就很難在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當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個長過程,涉及許多方面。特別對于西部來說,當前首先要正確處理新上項目與利用現有基礎的關系,而歸根到底要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所有企業都應當眼睛向內,在轉換經營機制、加強內部管理、加強領導班子建設上下功夫。

在《跨世紀的預言》一書中有一篇《高忠勛說:沒有經濟師,就沒有溫州模式》的文章。高忠勛是原麗水地委副書記,行署常務副專員,溫州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后任市政協主席兼市經濟師協會名譽會長。他在文章中說,第一,在“溫州模式”、溫州經濟格局的形成、發展中,經濟師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說:“溫州模式”是來之不易的,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經濟師的獨特貢獻。例如在改革開放初期,以鄭達炯、馬津龍為代表的市委政研定和市府體改委的經濟師,在市委的領導下,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溫州市的實際,大膽提出了溫州經濟改革、發展的設想,在市委、市政府做出決策后,他們又深入基層調研,開展理論探討,頂住了諸如“姓資姓社”、“領導權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等多種非議,為正確貫徹市委、市府的正確決策掃清道路;在“五朵金花”競相開放爭紅斗艷之時,他們又及時給市委、市府提出建議,規范私人企業、農村股份合作企業以及掛戶經營等經濟活動,在市委領導下,先后制定了各種《條例》、《規定》等十多部,這就使私人資本能理直氣壯地參與國有資產重組,再造國企輝煌,使各種經濟活動呈現繁榮有序、蓬勃發展的新局面。第二,在推動國有企業走出困境和進行戰略性重組方面,經濟師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三,在培育發展市場體系、推進多種改革方面經濟師發揮了重要作用。第四,在調整產品、產業結構方面經濟師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五,在企業的技術改造中經濟師發揮了重要作用。第六,在企業由生產經營向資本經營的轉變中經濟師發揮了重要作用。高忠勛說:什么是資本經營?有人說就是“人”盡其“才”,“財”盡其用,就是要善于用別人的(包括國家的、銀行的)錢為自己的企業創造財富。這方面是經濟師的拿手戲。我舉一個例子:華藝針織綜合公司主要是生產襪子的,有10臺織機,年產值100萬元。

溫州市開展租賃業務后,薛曉云經理(經濟師)就提出“借雞生蛋”的經營思路,到租賃公司租借織機擴大生產。經濟師的一個點子使華藝生產總值一下子翻了二十番,光利稅一年就是140萬,超過了過去的年生產總值,職工的生活也大大改善了。我們溫州經濟師協會現任秘書長鄭達炯說得好,溫州人有三個特點:一是有追求,二是不滿足,三是肯吃苦,包括在經營管理上肯動腦筋,這是溫州人在黨的領導下走向富裕的真實寫照,我看也是溫州經濟師的寫照。可以說,許多企業家都有高級經濟師職稱,但他們并沒完全體會到發揮經濟師作用的重要性。溫州人對發揮經濟師作用的重視對于我們西部大開發中的政府官員和企業家來說應該是很好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