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論前提：文化的階級性高于文化的民族性

與毛澤東不同，列寧受本土文化背景影響較小，其思想進程是直接從馬克思開始的，他23歲時，就因“掌握馬克思武器的驚人本領”而為彼得堡的革命者所佩服。[1]（p.46）從列寧所閱讀過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篇目來看，有《共產黨宣言》、《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哲學的貧困》、《路易?波拿巴的霧月18日》、《法蘭西內戰》、《資本論》、《反杜林論》等。這些文本中充斥大量關于階級、階級斗爭、階級意識形態概念，一個深受這些文本影響的人，必定會對社會思想文化作出階級性的判斷。1894年末至1895年初，列寧談到哲學問題時就指出：“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黨性，要求在對事變做任何估計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2]（p.363）1905年，列寧更是提出了“出版文化”的黨性原則這一概念，這就是《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中的基本思想：“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出版物的原則，發展這個原則，并且盡可能以完備的完整的形式實現這個原則。”[3]（p.93）由于黨性乃階級性的集中表現，當列寧把黨性概念運用于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化產品時，列寧對文化的階級性的指認，已經甚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文化的階級性的高度強調，集中體現于他對“民族文化”口號的質疑，這在1909年與路標派的斗爭中就開始了。《路標》文集于1909年問世，這本文集的作者，是立憲民主黨的最著名的政論家別爾嘉也夫、布爾加柯夫等人。

對于路標派來說，“俄國民主派”是背叛俄羅斯民族文化的派別，在認同“全世界無產者”的名義下，“背叛了祖國和民族文化”。②對于路標派的“民族文化”的言論，列寧于1909年12月撰寫了《論〈路標〉》一文，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列寧認為：路標派的言論表明“目前俄國自由派資產階級害怕和仇恨的與其說是俄國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倒不如說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運動，也就是說，他們害怕和仇恨的是民粹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共同的方面———通過訴諸群眾來保衛民主。”《路標》這部“百科全書”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宣布“對整個舊俄國懷有‘奴仆’感情”。[4]（pp.172、168）由于列寧揭示出路標派捍衛的“完整的”“民族”文化，無非是一種反動的民族主義，所謂“完整的文化”———乃是一種缺乏民主成分的文化，這樣，列寧在《論〈路標〉》一文中隱含了一個思想：民族文化中存在著人民的、民主的文化和剝削階級文化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比民族文化的統一形式更為重要。爾后，列寧在研究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民族問題時，進一步關注了民族文化問題。在1913—1914年期間所寫的《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論民族自治權》、《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等著作和文章中，用大量篇幅專門研究了民族文化及其世界性影響問題，從而明確了對民族文化的獨特看法。其中，《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更是集中地表達了列寧對特定歷史背景下民族文化問題的否定性意見。列寧在批評崩得分子弗?李普曼時指出：“一切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是這樣的，———不僅大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是這樣，波蘭的、猶太的、烏克蘭的、格魯吉亞的以及一切其他的民族主義也是這樣。無論在奧地利還是在俄國，一切民族的資產階級都高喊‘民族文化’這個口號，實際上是在分裂工人，削弱民主派，同農奴主進行大做出賣人民權利和人民自由的買賣交易。”“工人民主派的口號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義的和全世界工人運動的國際主義文化。”[5]（p.123）在這里，列寧已經明確地揭示了“民族文化”口號的虛偽意義———資產階級用“民族文化”來分裂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

但是，李普曼還是懂得理論分析的，他從文化空間形態的必然性來批評列寧，稱世界上不存在“非民族的文化”，只有通過民族文化，工人才有可能參加“民主主義的和全世界工人運動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列寧意識到，揭示“民族文化”口號的實質，并不意味著對民族文化本身的否定，而是要按照歷史語境的原則來分析其構成，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兩種文化”理論：“每個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即使是不發達的文化成分，因為每個民族都有被剝削的勞動群眾，他們的生活條件必然會產生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每個民族也都有資產階級的文化（大多數還是黑幫的和教權派的），而且這不僅表現為一些‘成分’，而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籠統說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資產階級的文化。崩得分子避而不談這個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最起碼的基本的道理，而‘大談’其空話，這實際上就是反對揭露和闡明階級鴻溝，把階級鴻溝掩蓋起來，使讀者看不清楚。實際上，崩得分子和資產者的表現一樣，因為資產者的整個利益要求散布對超階級的民族文化的信仰。

“我們提出‘民主主義的和全世界工人運動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這個口號，只是從每一個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成分，我們抽出這些成分只是并且絕對是為了對抗每個民族的資產階級文化、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任何一個民主主義者，特別是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否認語言平等，不會否認用母語同‘本民族的’資產階級進行論戰、向‘本民族的’農民和小市民宣傳反教權派的思想或反資產階級的思想的必要性，這是用不著多說的，但是崩得分子卻用這些無可爭辯的真理來掩蓋爭論的問題，也就是掩蓋問題的實質。”[5]（pp.125-126）這里，列寧并沒有在文化的空間形態上否認民族文化的存在，而是揭示出：在階級社會，一個統一的民族實際上分裂成為對抗的人群，由于生活條件的不同，對抗的人群各自有自己的思想體系，也可以說是不同的文化。就對抗的尖銳性而言，統一的民族文化已經不存在了，只剩下載體，如語言，無產階級當然會用本族語言同“本族的”資產階級進行論戰，對抗的尖銳性使得這種形式上的共同性已無實質性意義。列寧在指出每個民族里面也都有資產階級的文化時，特別強調，這不僅表現為一些“成分”，而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因而，籠統說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資產階級的文化。這一論斷顯然是對馬克思、恩格斯“任何社會的統治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的運用。當地主、神父、資產階級占據著文化的主流地位時，他們當然樂于以“民族文化”的主體自居。應該說，在民族國家與民族文化的強大存在現實背景下，列寧敢于堅持無產階級文化的立場，用階級性去揭穿民族性的偽飾，不調和地與民族主義作斗爭，這是需要非常大的理論勇氣的。當然，這對于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來說，也是必然的選擇。

二、拒絕“純無產階級文化”

按照邏輯，列寧在革命勝利前就非常強調無產階級文化，勝利后必然會到處使之成為一個現實。但是，當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出現“無產階級文化”問題時，列寧的認識和做法有些令人感到意外。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問題，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的俄國是一個特定的問題，圍繞這一問題發生了持續數年的爭論。被列寧批評的無產階級文化派有自己的組織，即成立于1917年10月的“無產階級文化協會”。十月革命勝利后，該組織迅速發展，人數一度達40萬之眾，擁有10多種雜志以及多個工作部門（如戲劇藝術部、文學出版部等），甚至還擴展到了其他歐洲國家。應該說，這一態勢反映出：在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以后，歷來飽受文化霸權統治的無產階級被解放出來，無產階級擁有了自己的文化話語權，無產階級的文化熱情空前高漲，這是文化發展的必然，是有著歷史積極性的事件。但是，由于長期的文化壓迫，在被剝奪文化權的情況下，無產階級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文化的幼稚性，如果無產階級文化的領導者們自己也缺乏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立場，或者本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就很可能會走彎路，無產階級文化協會就是這樣。當時，以A?A?波格丹諾夫為代表的原前進派分子進入了協會，并掌握了領導權，構建了獨特的無產階級文化的理論。波格丹諾夫認為，每個階級的文化都是獨立的、封閉的，不可能被其他階級所理解和運用。

因此，他主張建立獨立的無產階級文化———一種沒有任何“階級雜質”和“過去殘余”的文化。按波格丹諾夫的觀點，這種文化是可以用人工的辦法、在實驗室里創造出來的，而且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文化教育組織才能成功。波格丹諾夫在1918年提出：“只有制訂出獨立的精神文化才能給予階級以完整的教育，堅定地把它引向集體的意志和思維。資產階級有這樣的文化，這就是其力量之所在；無產階級缺乏這樣的文化，這是它的弱點。如果它在文化上是完全獨立的，那么在任何情況下，不論是在最困難的情況下還是在新的情況下，舊世界都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強加于它，不能用自己的情緒去勸誘它，不能用自己的毒藥毒害它，不能把它變成自己的工具。”[6]（p.86）波格丹諾夫的理論特別強調無產階級文化同過去時代文化的絕緣性，他說：“過去的藝術本身不能組織和教育無產階級這個有自己的任務和自己的理想的特殊階級。權威的封建宗教藝術把人們引入權力和服從的世界，教育群眾逆來順受和盲目信仰。資產階級藝術以為自己和為自己的一切進行斗爭的個人作為其永恒不變的英雄，它培養的是個人主義者。”“無產階級需要集體主義的藝術，它用以共同的理想聯結在一起的戰士和建設者的深刻的團結一致、同志合作、熱烈友愛的精神去教育人們。”[6]（p.103）應該說，對于這樣一個群眾性的文化教育組織，而且是旗幟鮮明地倡導無產階級文化的組織，列寧還是給予了關心和支持的。而對于其錯誤的傾向，盡管列寧早就批評過波格丹諾夫的哲學觀點，但在革命緊張的時期，他還顧不上直接糾正。

直到1920年10月，列寧才正面接觸這一問題。當時，列寧提出要以中央的名義起草一項決議草案，批評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理論和實踐錯誤。他強調必須“堅持這一原則觀點，最堅決地反對一切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企圖，如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關在與世隔絕的組織中，把教育人民委員部和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工作范圍截然分開，或者在教育人民委員部機構中實行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自治’等等。”列寧提出的理由是：“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并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地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按照這個方向，在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無產階級反對一切剝削的最后的斗爭）的實際經驗的鼓舞下繼續進行工作，才能認為是發展真正無產階級的文化。”[7]（p.332）在1920年10月9日《關于無產階級文化的決議的草稿》中，列寧列了五條，其中第二條是：“不是臆造新的無產階級文化，而是根據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無產階級在其專政時代的生活與斗爭條件的觀點，發揚現有文化的優秀的典范、傳統和成果。”[8]（p.309）在列寧的堅持下，總的來說，此后的蘇維埃俄國，在大力發展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時，一直保持了對古典的全人類文化的保護政策，沒有出現全局性的否定古典文化的潮流，只是在社會主義文化的創造過程中有過政治粗暴干預文化藝術的現象。這樣，擺在人們面前的矛盾性的現象是：當反對派高張民族文化的旗幟時，列寧堅持的是文化的超民族的階級性立場；而當另外的反對派大力提倡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化時，列寧卻強調了文化的全人類性，看上去似乎是個悖論，本文對此有這樣幾條解釋。第一，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與文化生產能力的分裂。

在沒有發生階級分化的社會，所有的勞動者都是有文化話語生產權的，如原始社會的文化創造全是無名氏的集體活動成果。但是，在一個人人都要為生存而斗爭的社會中，既然文化創造得不到必要的時間和精力的保證，那么文化成果也就只能停留在極其粗陋的水平上。只有在發生帶階級分化性質的分工以后，有了專門的人并花費專門的時間來進行文化創造，而且他們能夠因此而獲得較好的社會待遇，于是文化才在真正意義上發展了起來。這樣，當文化領導權者尚不具備文化生產能力，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必須要借助原有的文化生產能力———哪怕是剝削階級的文化生產能力，文化落后的俄國舍此不能發展。十月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文化派人物普列特涅夫說，“建設無產階級文化的任務只有靠無產階級自己的力量，靠無產階級出身的科學家、藝術家、工程師等等才能夠加以解決”。對此列寧稱之為“十足的杜撰”。[9]（p.774）英國阿蘭?斯威伍德在1970年代末的著作中涉及到這一問題時也說：資產階級文化“終歸是歷經數百年以后才產生的，并不是霎時間將權力做個革命性變化以后，就立刻收獲的果實；以此類推，無產階級相對來說，是一個‘新’的社會階級，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工業催生的，他們既沒有知識，又沒有自身的組織，何來能力創造文化，抗拒并否定支配階級的文化？”[10]（p.65）由于不相信一個無文化能力的階級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創造文化的神話，列寧還批評了一種空想社會主義的設想：先培養出一批品質優良的、純潔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然后再用這些人來建設社會主義。他說：這是“拿社會主義來消遣取樂，而不是嚴肅的政治。”[9]（p.548）既然在相當的一段時期里必須利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需要用資產階級時代的文化來建設社會主義，那就不能侈談什么“靠無產階級自己的力量”來建設新文化。顯然，列寧的立場應該被解讀為現實主義的立場。第二，從馬克思的精神生產理論來說，文化的階級性表現要比意識形態寬松，即文化大于意識形態。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對精神生產內部進行了再次劃分：一部分是直接反映階級意志的意識形態，形成“意識形態階層構成的上層建筑”這一判斷；另一部分則是更能反映精神自由特征的精神生產，即“最高的精神生產”，即“一定社會形態下自由的精神生產”。[11]（pp.346、348）

所謂“自由”，也就意味著不受階級性的完全控制。列寧對此也有著具體的闡述。1908年2月25日，在給高爾基的一封信里，列寧寫了這么一段話：“我認為藝術家可以在任何哲學里汲取許多對自己有益的東西。最后，我完全地、絕對地相信，在藝術創作問題上您是行家，您從自己的藝術經驗里，從即使是唯心主義的哲學里汲取這種觀點，您一定會作出大大有利于工人政黨的結論。”[12]（p.183）這里，列寧承認，唯心主義哲學在理論上是意識形態，是有黨性的，但是，一旦這種思想采取審美文化形式以后，它就可能產生新的精神效應，它既有著階級的性質，但也有著超越階級性的東西。列寧還用另一說法有所保留地表達了這一觀點：“對‘人道的’文明生活的要求、對聯合的要求、對保護自己的尊嚴以及人權和公民權的要求，籠罩了一切，聯合了一切階級，大大超過了任何黨性，激勵著還遠遠不能提到黨性高度的人們”。[3]（p.125）這樣，在文化的內容上，既不能想象去創造一種純無產階級文化，也不能認為非無產階級的文化就必然對無產階級沒有意義，必須予以消滅。在這一點上，列寧對托爾斯泰的態度堪稱典范。列寧一方面高度稱贊托爾斯泰的藝術成就，認為其達到了世界文學的高峰；另一方面認為托爾斯泰的思想不無反動之處，但是即使托爾斯泰的學說是空想的、反動的，俄國無產階級也必須繼承這一遺產，必須使他的作品真正為全體人民所共有（喪失話語權的大眾并不知道真正有價值的文化在哪里），“為了使他的偉大作品真正成為所有人的財富，就必須進行斗爭，為反對那種使千百萬人受折磨、服苦役、陷于愚昧和貧困境地的社會制度進行斗爭，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13]（p.19）認為托爾斯泰的偉大作品“真正為全體人民所共有”，也就意味著純無產階級文化之不存在，因為只要吸收了托爾斯泰作品中的因素，所謂“純無產階級文化”便自行消解了。

三、放大的理論背景：托洛茨基與布哈林

討論列寧時期的無產階級文化問題，必須進一步放大其理論背景，涉及到兩個不可回避的歷史人物，那就是列夫?托洛茨基（1879—1940）與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1888—1938）。盡管托洛茨基首先是革命的軍事負責人，但他的文化和理論素養決定了他對文化問題的興趣與發言權。托洛茨基認為，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行動，革命是全方位的，必然對文化產生沖擊。他說：“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這一決定性的事實也侵入了文學。以資產階級為中心形成的文學崩潰了。精神勞動領域、尤其是文學領域中留存的多少還有些生氣的一切東西，過去和現在都企圖找到一個新的方向。由于資產階級已被消滅，這一新的方向的中心便是除去了資產階級的人民。而人民是誰?首先是農民，部分的是城市的市民群眾，其次才是工人，因為可能還無法從農民的原生質中把他們區分開來。這就是所謂同路人的基本立場。……我們的文化———更確切地說是無文化———的農民基礎，表現出它全部的消極力量。”[14]（pp.2-3）這就是說，階級壓迫造成了剝削階級控制文化話語權，也造成了無產階級無文化話語權的現象的存在。

既然革命已經發生，那么無產階級就會試圖創造自己的文化，但是，這個創造的過程可能會與革命的目標發生沖突。他的理由是：文化是由階級的知識分子與現實運動的相互作用創造的，在這一點上，現階段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工作與歷史上的資產階級文化創造，并無不同。“資產階級是富有階級，因而是有教養的階級。當資產階級在形式上掌握政權之前，已經存在資產階級文化。”[14]（p.554）他們的經濟地位和對政權的掌握，保證了資產階級文化的性質。而“無產階級文化”又怎樣呢?“不能以為，從無產階級中分化出來的知識分子自然就百分之百地是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無產階級不得不從自身中分化出來一個‘文化工作者’的特殊階層，這個事實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在整個落后階級及其派生出的知識分子之間有著或多或少的文化上的隔絕。”[14]（p.549）這個“不得不”分化出來的知識分子階層，意味著歷史上不合理的分工之重新出現。托洛茨基認為，消除勞動分工之間的差異，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立場。顯然，托洛茨基的激進和幼稚已經暴露無遺，在一個文化落后的國家，怎么能夠設想在新文化還沒有創造出來以前就消滅專業的文化人之存在呢？具體到無產階級文化問題上，托洛茨基在立場上是對無產階級文化派持否定態度的，但他的理由又一次陷入激進主義之中。托洛茨基說：“將資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藝術與無產階級文化和無產階級藝術對立起來，這是完全錯誤的。根本不會有無產階級的文化和無產階級的藝術，因為無產階級制度只是暫時的、過渡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意義和精神上的偉大就在于，它將為超階級的、第一種真正人類的文化奠定基礎。”“無產階級文化不僅現在沒有，而且將來也不會有；其實，并沒有理由惋惜這一點，因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正是為了永遠結束階級的文化，并為人類的文化鋪平道路。”[14]（pp.5-6、173）

這里，托洛茨基消滅階級的愿望與馬克思主義是一致的，但是，他試圖一步從資產階級的階級社會進入無階級的社會，從而認為無產階級文化本來就是不必要存在的，這只能認為是烏托邦的東西。相比之下，列寧之所以是現實主義的，因為他只是要借助于資產階級文化來創造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文化。對托洛茨基的激進立場，布哈林在1925年進行了批評。他說：“托洛茨基同志的觀點是錯誤的，原因很簡單。他完全忽略了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長期性；這是第一點。第二，他忽略了在各個不同國家中無產階級專政的不平衡性。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總的來說，以統治階級的形象和面貌為標準形成起來的文學不可避免地將具有自己的特征。這個意思還可以用另一種語言來表達：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理論體系中，夸大了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速度，或者，用另外一種說法，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這個理論體系中，夸大了無產階級專政消亡的速度。他的理論錯誤就在這里。他正是從這一政治錯誤中得出自己的結論的。他把事情設想成這樣：所有階級都同時向共產主義邁進，既然無產階級專政削弱得最快，比實際情況快得多，于是無產階級的若干特點便起了變化，變成人類共性和未來共產主義的特點。未來共產主義文化的這一特點發展得相當快，比脫殼而出的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化的發展快得多。”[15]（p.339）

應該說，布哈林的批評還是得體的，這本身就證明了布哈林在無產階級文化問題上更成熟一些。作為一位專業化的、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布哈林對無產階級文化問題之發生有著更深入的歷史眼光，他在《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一文里分析道：在封建社會內部，資產階級在文化方面不是受壓迫的階級，而是一個在文化上比被它打倒的那個階級還要高得多的階級。資產階級在同以農村生活為基礎的地主進行斗爭時，已經用精密知識和科學充分武裝起來，他們有自己的文化力量和具有專門技能的力量可供利用。而且，資產階級在積累資本的同時搜羅了現存社會的全部文化精華。如果認為工人階級在文化水平上能超過被它打倒的資產階級，這是純粹的謬論。“由此可以得出兩件對于我們革命的前途來說是主要的、決定性的東西。第一，很清楚，當這個階級（即工人階級———引者注）掌握了政權，深刻地摧毀了資產階級統治時，由于它的文化程度低，將要不可避免地做出很多錯事，顯得十分笨拙，而且在一切領域里都會這樣。所以，有本領的人就要對它進行怠工。由此就產生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巨大耗費，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未曾有過的，換句話說，那些被純粹歸咎于俄國的經營不善的，或者歸咎于也在我們歷史中起了偉大作用的布爾什維克的工人革命的耗費，那些巨大的耗費對于任何工人革命都是絕對必要的，這是由工人階級本身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地位造成的。”“第二，由此也產生另一個情況。在隨便哪一個國家的任何工人革命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都不可避免會出現這樣的巨大危險，即那個革命、那個無產階級國家和那個政黨的內部會發生蛻化。因為，假如工人階級在文化上落后，卻又掌握了政權，那它不可避免要利用在社會上與它敵對、但在文化上卻高于它的其他社會力量。由此就出現復辟的可能性。

問題在于觀察和研究這個危險，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擺脫危險。解決的方法很清楚。你們看到，關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后的文化問題，在一定的革命階段會成為整個革命的中心問題。”[15]（p.90）這里，布哈林清醒地認識到，盡管無產階級是一個先進的階級，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在文化上也是先進的，無產階級的先進文化只能在以后才能形成，而在形成的過程中，無產階級不得不需要利用敵對階級的文化力量，而這樣一來，又會產生復辟的危險性，因此，文化問題不是一個一般的問題，而是“整個革命的中心問題”，這是對列寧文化革命思想的深刻把握。從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文化理論可以看出，列寧關于文化的階級性辯證思想并不只是他一個人的思想，其他無產階級革命領導人的思想對列寧的思想形成了一種支撐。這樣，在沒有歷史借鑒的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中，布爾什維克總體上還是按照文化發展的規律來建設一種新的文化，實踐并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念，為20世紀的社會主義文化提供了有價值的經驗與教訓。而對于此后的斯大林來說，也可以這樣說，當他讓這個國家沿著列寧的文化思想前行時，文化建設就產生了積極的成果———蘇聯文化對世界文化的貢獻；反之，文化建設就遭遇挫折，以至于成為20世紀90年代歷史悲劇的一個誘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