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無道則隱”的理論建構

隱士也是士，是士階層中特殊的一部分。在孔子的思想言論中，隱士有著異常重要的地位。雖然《論語》所展現的思想是積極入世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孔子也曾做過魯國的官。可孔子一生只能到處游說，以期實現其胸中的政治理想和主張，大多時間無奈地處于在野狀態。美好的理想和殘酷的現實之間經常存在著無法調和的矛盾，而在此時能做的是調整和變通自己的理想使之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所謂“方以智，圓以融。”孔子在入世與出世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那就是其所謂的“道”。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等等，從這里足以看出孔子行為的準則在一個“道”字，是仕是隱，皆因為道。當然如果世道昌平，政治清明，即“有道”，就沒有隱的必要了。否則，為了全道，為了守道，為了護道，貧窮是可以的，“乘桴浮于海”、“卷而懷之”都是可以的。這仿佛有無可奈何之憾，但是為了“道”這一最高旨歸，也就獲得了心靈的慰藉與平衡，為那些在仕隱之間難以抉擇的士人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為的準則。直至整個古代社會的終結，這一仕隱的行為準則一直影響著士人們的選擇，拓寬了士人們的內心世界。孔子隱逸文化理論的建立，與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積極用世的熱情遭遇殘酷現實的堅冰，就誘發了孔子退一步堅守道的選擇，隱士文化理論也就產生了。這一理論涵括在他對那些具有“隱士”形跡的人們的褒揚和論贊中。即使是其學生，孔子也毫不吝惜其贊譽之辭“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回是孔子弟子中被孔子稱譽較高的，而顏回恰恰是一個隱士式的人物。把商周之際的著名隱士伯夷叔齊和齊景公的比較更顯示出孔子對這類隱士的積極肯定態度，“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可以看出，不食周粟餓死首陽的兩隱士和貴為君王的齊景公相比，在孔子看來何止云泥之別乎？而且大聲感嘆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再一次肯定了伯夷叔齊為了自己的志向亦即心中的“道”而付出寶貴生命的強大道德力量。這也和孟子的態度如出一轍，《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所言之“義”正和孔子所提倡的“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孟子不僅繼承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做了發揚光大的工作，其隱士文化理論和孔子也是一以貫之的。如對伯夷的稱贊可以看出一斑，說伯夷是“圣人，百世之師也”，且肯定了“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的實實在在的道德教化作用。

二、道家“隱士”文化理論的辨析及特質

首先需要指明的一點是，筆者并不茍同《道德經》里有所謂的“隱士思想和隱士理論”的論斷。認真研讀該書，并無隱士文化的思想內涵。從被引用的最為常見的所謂體現隱士思想的幾點言論進行解讀就可以看出端倪。“功遂身退，天之道。”一般學者據此作為老子隱士行為的證據，這實有牽強附會之感。老子崇尚“無為”的目的其實指向“有為”，所謂“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是也。有學者對此有過精確的論述：“人成功了就應該退身。雖然隱士時常借用道家的名義，但道家的生活方式卻不是隱士式的”，“‘身退’并不是引身而退，更不是隱匿形跡，王真說的很對：‘身退者，非謂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身退’即是斂藏，不發露。老子要人在完成功業之后，不把持，不據有，不露鋒芒，不咄咄逼人。可見老子所說的‘身退’，并不是要人做隱士，只是要人不膨脹自我。老子哲學，絲毫沒有遁世的思想。他僅僅告誡人們，在事情做好之后，不要貪慕成果，不要尸位其間，而要收斂意欲，含藏動力。”該論斷更可信，無疑更符合老子思想的原型。所以道家對隱士文化理論的建構肇始于莊子。莊子思想部分繼承老子而來，也有創新之處。顯著不同即是老子的用世思想在莊子那里看不到了，而莊子思想少了對邦國的責任與擔當，狂放無羈，無拘無束。有學者說到：“老子和莊子哲學最大的不同處，便是老子哲學幾乎不談境界，而莊子哲學則著力于闡揚其獨特的人生境界。”莊子生活在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為了成為最終的勝利者，所以都秣馬厲兵，注意招賢納士。士人群體值此風云際會的歷史關頭，紛紛施展自己的才華，如蘇秦張儀之流，憑三寸不爛之舌坐致公卿，成為一時君王側目的舉足輕重的人物。莊子卻采取了“隱”的態度，不與統治者合作，不與媚世者合流，“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追求人格的獨立與精神的自由。《逍遙遊》中描述隱士許由的形象：“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對物質生活的需要只不過像鳥、鼠一樣，“一枝”、“滿腹”而已，借以闡述隱士的高潔品格。這讓后世的隱士和研究隱士文化的人找到以下支點：隱士不與無道的政治同流合污，追求自己精神的自由，隱居于自然山水之間，身心和現實世界都保持一定的疏離。

三、結語

儒家因“道”而仕，也因“道”而隱，無論入仕或出世都是為了擔當天下大道，成為后世士人在大道不行時另一個選擇的先導。孟子所謂“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也是幾千年來考察隱士文化時，避不開政治環境這個大前提的原因。雖然隱士的出現不一定非得與政治有關系，但與政治的聯系是重要的參照對象之一。莊子追求人生境界和精神的自由與內心的舒適，“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游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和“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等表達隱士旨趣和抒發內心自由的言論，在《莊子》一書中隨處可見。“就藪澤，處閑曠”正是后世所謂“小隱”的濫觴，而“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又是后世“朝隱”即“大隱”隱士類型的濫觴，故有的學者指稱漢武帝時期東方朔的“避世金馬門”是該隱士類型的源頭，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