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軍訓、李祖香 單位：西安工程大學管理學院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產業集群相關問題所進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日趨增多，且研究成果展現出諸多有益見解。國外學者Morosini認為，企業與集群內各種公共機構平臺通過組織之間的合作與互動實現了集體學習行為，這種行為有利于集群企業共享散布在集群中的關鍵技術和商業知識，而且有利于促進集群企業間的技術轉移［3］。Molina-Morales等對西班牙傳統制造業集群內288家企業進行實證研究后發現，雖然集群內部企業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同質性，但是各企業建立了自己獨特的網絡關系，這些獨特的網絡關系使得集群內企業對共享性資源的利用程度不同，這些差異性可以解釋各企業創造價值的不同［4］。Omokazu等對日本的三個產業集群進行了調查，并驗證了三種合作關系對企業成長的影響，結果發現:與供應商、客戶之間的垂直合作關系對企業成長的促進作用不顯著，而與大學、跨產業經營組織之間的合作關系對企業成長具有積極效應［5］。Kanda和Deshmukh的研究表明，協調好集群企業的供應鏈資源能夠降低企業的庫存成本、制造成本和運輸成本，并有利于提高企業在所處區域的競爭力［6］。Sirmon和Hitt研究發現，集群企業會選擇一系列資源來支持其經營活動，當企業所選擇的資源與自身能力達到一定水平后，這將有利于企業獲得行業領先位置［7］。

我國學者對產業集群效應也進行了大量研究。目前，我國紡織工業應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開拓了兩個市場，國內市場約占80%，國際市場約占20%。一些紡織企業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實現了從加工貿易、OEM貿易到擁有自主品牌的轉變，進一步優化了我國紡織工業的產業鏈結構［8］。顧志群等從核心技術、集群文化與市場營銷三個方面對集群績效進行了衡量，并設計了評價指標體系模型，采用二級模糊綜合評判方法將評價指標予以量化，由此對中小企業集群的核心競爭力進行了評價［9］。羅國勛等分別從產品結構、市場競爭力等角度，對依托企業集團的小企業集群、中衛型小企業集群、空間集聚小企業集群、市場型小企業集群和網絡式小企業的集群績效進行了分析論述［10］。卞繼紅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應用績效棱柱的思想和方法，構建了產業集群綜合績效評價系統，并從利益相關者滿意、戰略、流程、能力和貢獻五個內在相互匹配的維度對產業集群績效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初步設計［11］。寧軍明認為，要提高產業集群績效和促進集群發展，除了培育良好的外部環境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不斷優化集群結構與改善治理質量［12］。姜鑫和羅佳研究發現，中國工業產業集群在結構、行為與績效三方面還沒有實現協同發展，每一產業集群在其中的一個或兩個方面發展欠佳［13］。吳義杰、何健指出，在產業集群的衰退期，某些關鍵因素的改變導致了集群的衰亡，因此在產業集群進入成熟期后，企業必須主動融入全球價值鏈中積極創造競爭優勢，開拓新的市場空間［14］。傳統產業集群的升級和轉型，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培育和發展是中國產業集群發展過程中最緊迫而重要的問題，而解決上述問題的唯一出路就是構筑產業集群的創新能力［15-16］。黃建康和蔣伏心認為，產業的集群化發展是推動新型工業化進程和提升產業競爭力的重要路徑。王嬌俐等認為，產業集群升級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就是從基于全球價值鏈的外部拉動機制轉向產業集群升級的內在動力機制［18］。蔡紹洪和陸琳認為，產業集群的動態共生穩定條件取決于集群企業博弈收益差距程度、實現自身收益變化方式等因素［19］。

從現有文獻來看，大多數學者從主觀方面對產業集群的集聚度進行了研究，但對紡織企業產業集群的數據分析及定量方法應用性方面的研究較少。本文在已有理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紡織產業集群的實際情況，對產業集群集聚效應進行實證研究:首先，對我國紡織產業集群現狀進行描述;其次，運用區位商法對全國各地的紡織產業集群進行量化，對產業集群的集聚程度進行排序;最后，對各個地區的產業集群現狀加以比較，并根據具體問題提出相應對策。

根據中國紡織經濟信息中心的統計，山東省諸城市被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授予“中國男裝名城”，山東省王臺鎮被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授予“中國紡織機械名鎮”，江蘇省金壇市被中國紡織協會授予“中國出口服裝制造名城”，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被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授予“中國童裝名城”和“第六批紡織產業集群試點地區”，等等。近年來，隨著東南沿海紡織行業面臨的轉型升級壓力不斷加大和中西部經濟的快速崛起，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紡織產業的生產規模在趨于穩定的基礎上開始進行新的產業定位:一方面加快產業水平的提升、發展;另一方面加速向內陸梯度的轉移，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相繼形成了一些紡織產業相對聚集地，其中有些還是起點較高的紡織產業集群區域［20］。我國紡織產業集群的區域分布情況如圖1所示。在實現紡織產業集群向中西部轉移的過程中，西部有些省份的紡織工業園區建設已見雛形。比如，西安現代紡織產業園于2009年4月被批準設立，它是以承接西安地區紡織企業外遷改造為依托，以全省紡織產業鏈企業入園提升為基礎，以吸引東南沿海紡織產業梯度轉移為目標的專業化、新型綜合產業園區。2010年11月，西安現代紡織產業園被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授予“中國紡織產業基地”，成為全國第十批紡織產業集群試點地區中被新授予的五個基地之一，也是全國28個紡織產業基地中唯一一個在西部地區的基地。在國務院最近批準的《西部大開發“十二五”規劃》中，西安現代紡織產業園區被首次列入重點建設項目［21］。紡織工業是陜西經濟發展中傳統的和重要的民生產業，也是競爭優勢比較明顯、發展相對快速的產業，但長期以來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也日漸凸顯，原有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模式已無法適應政府規劃及社會發展的需要。另外，大量東部沿海紡織類企業也面臨著要素制約加劇、成本上漲較快、競爭優勢減弱等問題。由此可見，新型產業園區承接紡織產業轉移可謂是“順勢之舉”。

與此同時，建設中的咸陽新興紡織工業園被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授予“全國紡織產業轉移試點園區”稱號，日本伊藤忠公司、正邦集團(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美特斯邦威集團(集團區域總部中心)、埃迪蒙托居室用品有限公司(家紡產業項目)等四戶重點招商項目已簽訂入園協議，四個項目總投資達60億元，可提供就業崗位1.8萬個，建成后年產值可達200億元。另外，國內著名企業杉杉集團、雅戈爾集團等也有投資意向。延長的紡織工業園產業鏈為加快頗具特色的產業集群建設進程奠定了基礎。咸陽新興紡織工業園在積極承接東部紡織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加快了在紡織服裝產業后加工、研發設計、品牌營銷、商貿流通等方面的發展，不斷擴大、提升合作領域和層次，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形成了從紡紗織布、印染、服裝設計加工到銷售一條完整的產業鏈，這極大地帶動了咸陽紡織企業做大做強。自2002年我國紡織產業集群開始試點后，紡織業工業總產值從2001年的9626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40839.16億元。2011年1月至11月，規模以上紡織企業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了10.5%，增速較上半年提高0.6個百分點，紡織行業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5.7%，較上半年提高了0.1個百分點［22］。據統計，“十一五”期間，中部和西部的紡織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速分別達到41%和27.5%(高于東部10.3%的增速);中部和西部規模以上紡織企業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速分別達到27.8%和25.9%(高于東部16.6%的增速)。“十二五”期間，紡織行業的整體布局將繼續西進。預計“十二五”期間，紡織行業將基本形成發揮東部、中部和西部各個區域優勢的產業布局體系，紡織業經濟總量在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區域的分布情況將得到明顯改善。到2015年，中部和西部地區規模以上企業工業總產值占全行業的比重將由2010年的17%提高到28%［23］。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能夠使區域紡織業的外部經濟規模和配套能力不斷增強，并能帶動集群內外的合作與競爭，從而有利于獲得較大的區域經濟效益和不斷提升盈利能力。紡織業發達省份的成功實踐證明，發展產業集群已成為區域紡織產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在區域層面產業集群的評價研究中，識別產業集群的方法主要有波特案例分析法、投入產出分析法和區位商(LocationQuotient，LQ)法。波特案例分析法需要依賴于專家的主觀判斷，這限制了客觀性數據的收集;投入產出分析法是基于以往資料和數據所進行的分析，它在反映產業的動態變化方面有一定局限性;區位商法是西方國家識別產業集群的主要方法，是辨認產業集群的常用工具，用區位商法計算的集群集聚度能夠反映區域主要產業特性，而且數據比較容易獲得、計算方便。因此，本文采用區位商法，以我國紡織行業為例對產業集群集聚度進行實證分析。區位商是評價區域優勢產業的基本分析方法，它指的是一個地區特定部門的產值在地區工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與全國該部門的產值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之間的比值。區位商法是產業效率與效益分析的定量工具，是一種較為普遍的集群判別方法，其用來衡量某一產業在特定區域的相對集中程度。一般來講，LQ=(Eij/Ei)/(Ekj/Ek)，其中Eij指i地區產業j的工業產值，Ei指i地區工業總產值，Eki國家k產業j的工業產值，Ek指國家k的工業總產值。通過計算某一區域產業的區位商，可以明確該區域在全國具有一定地位的優勢產業，并根據LQ值的大小來衡量其專門化率，LQ值越大，專門化率也就越高。當某一產業的LQ值大于1時，則表明該地區該產業具有良好的比較優勢，同時也顯示出該產業具有較強的競爭力。某產業的LQ值越大，則說明該地區該產業的比較優勢越顯著，競爭能力也就越強。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2010年至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的統計年鑒，并選取了全國31個省市行業規模以上的紡織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同時，基于前文的理論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兩個假設。假設1:經濟發達地區存在明顯的紡織產業集群現象。假設2: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紡織產業集群現象不明顯。本文采用紡織行業工業產值來表示區位商(LQ系數)，并對計算結果進行比較，在此基礎上對紡織業的產業集群集聚度進行分析。采用紡織行業工業產值計算的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紡織業區位商如表1所示。若某地區的區位商大于1，則說明該地區的紡織產業存在集群現象;反之，則說明產業集群現象不明顯。從表1可以清晰地看出，天津、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湖北、廣東、寧夏8個地區在2009年和2010年的區位商均大于1，這說明這些地區的紡織產業存在明顯的產業集群現象，而其余各省市的紡織產業集群現象則不明顯。也就是說，江浙一帶、珠三角以及環渤海等幾大經濟較發達地區的紡織產業集群程度明顯，其中浙江省的區位商指數最高，說明浙江省的產業集群集聚度最明顯。區位商較低的地區是甘肅、云南、貴州、海南、山西、黑龍江，說明這幾個地區的紡織企業產業集群程度較低。為了更清晰地比較全國各地紡織企業的產業集群現象，本文選取了LQ大于0.5的省份，按照LQ值從大到小進行降序排列，得到如圖2所示結果，蛛網從內到外表示產業集群的集聚程度逐漸增強。從圖2可以看出，天津、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湖北、廣東、寧夏這8個地區的產業集群集聚度較高，LQ均位于蛛網高位分布區，而其余各省的產業集群現象也已初步顯現出來。基于區位商的產業集群聚集度計算結果驗證了研究假設，即經濟發達地區(如江浙、珠三角、環渤海地區等)存在明顯的紡織產業集群現象，而經濟欠發達地區(如貴州、甘肅等省份)的紡織產業集群現象并不明顯，這與中國的實際是相符合的。同時，研究結果表明，經濟發達程度是影響產業集群形成以及產業升級等方面的一個重要因素。

本文以中國紡織產業為例進行了產業集群識別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我國紡織業在江浙一帶、珠三角以及環渤海幾大區域，特別是天津、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湖北、廣東、寧夏這8個地區已經形成了明顯的產業集群帶，產業集群內的紡織企業經濟效益持續增長。區位商(尤其是用紡織行業工業產值計算的區位商)在識別中國產業集群現象方面是合理和可行的，且檢驗結果與實際相吻合，這說明在產業集群的興起與發展方面，經濟發達程度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由此可以說明，用紡織行業工業產值計算的區位商是判別中國紡織產業集群集聚度的一種有效方法。實踐證明，紡織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可以有效促進園區內企業的不斷壯大，帶動區域紡織業工業總產值的不斷增加，這對推動行業的快速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目前狀況來看，我國紡織產業的集群集聚度仍然不夠，東部、中部、西部各地區之間的分布很不平衡，為此，經濟欠發達地區應該在自身環境允許的情況下，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適時吸取發達地區產業集群成功的經驗，提出適合當地紡織企業發展的對策，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在科技進步、品牌建設、產業轉移等方面實現全面升級，從而更好地實現中西部與東部產業集群的過渡與銜接。

各個地區應當根據掌控的資源實際情況，優化產業布局，調整產業結構，依靠產業集群來提高紡織產業發展的盈利能力和競爭力，加強企業之間的合作意識，在遵循產業集群形成、發展、升級的規律基礎上，把握各個階段的特點，對紡織產業集群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進行及時分析，促進產業鏈的有效調整和結構的優化升級，從而更好地實現從單一的行業模式向產業集群的過渡。在東部地區，產業集群比較成熟的地區(天津、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等)要用高新技術來改造傳統的產業，提升現有紡織產業集群的水平，培育東部沿海地區的特色品牌，注重質量和品質的提升，提高品牌貢獻率;發展適應區域經濟發展需要的、技術性強的、附加值高的紡織產業，地方政府要對東部地區符合產業發展規律的紡織產業轉移給予政策和資金上的鼓勵與支持。在中部地區，已建立紡織工業園區(西安現代紡織產業園區、重慶市涪陵區龍橋工業園區)的地區要引進大批紡織企業入駐，積極發展縣域、鎮域的特色紡織經濟，合理配置要素資源，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加強新型基地或工業園區的基礎設施，培育出符合當地經濟發展的優勢主導產業，吸引同類及關聯度較高的企業向基地或園區集中，促進產業集群的形成和升級。在西部地區，要充分發揮勞動力、原材料、土地、能源等優勢，在產業集群試點地區實行節能降耗、綠色生產等工作，積極發展棉紡、毛紡、絲綢等特色產業集群的發展，發揮產業集群的內生動力，力爭趕超中東部地區。政府應引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提高部分優勢紡織企業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支持紡織企業參與國家科技計劃和重大工程項目，促進先進技術在行業內的有效推廣應用;鼓勵紡織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加強合作，加強產學研用聯合，提高協同創新能力，在此基礎之上使企業的盈利能力得到極大提升，進而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加快品牌建設，推動產業升級。首先，企業要制定品牌發展戰略，增強自主品牌的創建意識，提高品牌在研發、設計、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的整合能力。其次，應充分開發品牌無形資產，通過引進品牌資產來實現品牌的擴張和延伸。最后，應加快推進我國紡織企業的品牌化進程，開展紡織品牌企業創建工程，提高企業的市場影響力，進一步推動產業集群的優化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