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背景:貝卡里亞犯罪學思想的原動力

在前啟蒙運動時期，整個歐洲的刑事司法處于非常黑暗的局面。其突出的一點便是在政教合一的體制下，教會的權力日益擴大。隨著教會庇護權的確立，教會權力對世俗社會的控制地位正式確立。“很快，教會控制了許多世俗法庭，可以通過這些法庭的官員并采取世俗方式開展司法活動，教會控制下的世俗司法官員當然要尊重教會的原則和刑法。”［3］而所謂教會的原則其實就是教會的教義。在教會的宗教禮儀的渲染下，“人類由于自己始祖的墮落行為，造成了人對任何善事都無能為力的可悲局面，因此，人類的拯救唯有依靠上帝才能實現，而上帝拯救世人的決心，也決不會因為人類的種種‘罪惡’而有絲毫動搖。”［4］可見，教會通過“原罪”的引入，獲得了對世俗社會的精神上的控制，并據此來實現對世俗社會的控制。而當諸如“原罪”等宗教信條被引入司法后，整個司法體制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社會對越軌行為施以懲罰是出于對上帝的敬畏與對人類始祖墮落行為的“贖罪”。犯罪被視為反叛宗教社會的異類，從而在歐陸刑法史上出現了慘絕人寰的種種刑罰。

隨著17世紀科學革命的爆發，科學革命對人類思想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自然哲學概念的重大轉變，不斷對科學、還對人類思想探究的其他領域提出了大量問題。機械哲學和理性主義解釋了各種自然現象，它們甚至可以推而廣之，用來解釋人類的行為與官能。”［5］在科學革命的影響下，一場以機械主義、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為思想基礎的啟蒙運動風生水起，“啟蒙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幾乎所有公認的歐洲傳統。知識分子分析政治傳統、社會和經濟結構、看待過去的態度、人性思想、知識、科學、哲學、美學和道德理論，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的教義和結構。啟蒙作家的目標是推翻就有結構，重建人類社會、機構和知識，并用所謂的自然只需為新社會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5］12啟蒙哲學家自然也不會忘記對罪刑罰擅斷的刑事司法體制的抨擊。如啟蒙運動的代表領袖之一孟德斯鳩睿智地指出不同政體與刑罰輕重之間的關系，認為“嚴峻的刑罰比較適宜以恐怖為原則的專制政體，而不適宜于以榮譽和品德為動力的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6］孟氏所謂的以恐怖為原則的專制政體，實乃前啟蒙時代歐洲的政教合一體制。除了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等啟蒙思想家對于當時黑暗的刑事司法均給予了犀利的批判。但較為系統、全面地對其進行揭露者當屬貝卡里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貝卡里亞以啟蒙思想的社會契約論為基礎，認為犯罪只是個人違反了其與社會成員之間簽訂的社會契約的行為。根據社會契約論，國家對個人進行的懲罰，必須是有限度的。貝卡里亞認為，基于個人的脆弱性，才使得國家的懲罰有了必要性。“由此可見，正是這種需要迫使人們割讓自己的一部分自由，而且無疑每個人都希望交給公共保存的那份自由盡量少些，只要足以讓別人保護自己就行了。這一份份最少量自由的結晶便形成懲罰權。一切額外的東西都是擅權，而不是公正，是杜撰而不是權利。如果刑罰超過了保護集體的公共利益這一需要，它本質上就是不公正的。刑罰越公正，君主為臣民所保留的安全就越神圣不可侵犯，留給臣民的自由就越多。”［7］盡管貝卡里亞在上述論斷是以具有先驗性的社會契約論為基礎的，但其犯罪觀已經具有現代犯罪學中關于犯罪的一些真知灼見。因為在貝卡里亞視野中的犯罪，已經擺脫了前啟蒙時代的神學思想，從而完成了犯罪向世俗社會的回歸。

三維解構:貝卡里亞對傳統犯罪學的批判

貝卡里亞犯罪學思想的形成是建立在對傳統犯罪學的批判基礎之上的。因此，通過貝卡里亞犯罪學思想與傳統犯罪學的比較研究，可以更為直觀地體驗其關于犯罪的睿智論述。

(一)犯罪原因論

在前啟蒙思想時代，犯罪由于被蒙上了濃厚的神學色彩。根據宗教教義，犯罪是一種罪惡，而對犯罪人施以嚴酷的刑罰，則是其贖罪的因果報應。在宗教罪孽理論的籠罩下，影響犯罪的客觀條件無法覓尋，只是個人品端不正或是對宗教的不敬與違背。以神學作為犯罪發生的原因以及對犯罪施以懲罰的依據，自然會滋生出諸如以教論罪、罪刑擅斷的司法惡果。正是意識到了這種刑事司法的殘酷性，貝卡里亞以巨大的勇氣指出經濟條件和壞的法律同樣會導致犯罪。“一方面，他指出財產案件最主要是由窮人實施的，而且主要是由貧窮產生的。另一方面，他認為對某種犯罪的過于嚴厲的懲罰，雖然可以遏制一些人犯罪，但同時卻通過比較對另一些人更具有犯罪的吸引力。因此，他認為嚴酷的法律會通過削弱人道精神來促成犯罪。”［8］在壞的法律當中，法律的含混性是導致犯罪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了解和掌握神圣法典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因為，對刑罰的無知和對刑罰的捉摸不定，無疑會幫助欲望強詞奪理。”［7］19貝卡里亞指出經濟條件和壞的法律是犯罪的原因，給當時的歐陸教會刑法無疑以沉重的打擊，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宣告了神學刑法的開始瓦解與崩潰。其實，在貝卡里亞的論述中，犯罪已經被視為一種社會現象，他“從機械唯物論的立場出發，認為犯罪是社會不公的必然結果，是行為人在特定環境下趨利避害的必然選擇。在貝卡里亞看來，不同社會階層利益、政治地位等的極大懸殊，造成了下層的貧苦者心理的不平衡，對物質利益、“自由愉快”的渴求，使他們一無反顧地以“自己的勇敢和辛勤來”實現他們的追求。”［9］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在表達犯罪的社會性時，貝卡里亞實際上已經傳輸了古典犯罪學的意志自由論。根據意志自由論，個人是理性的存在體，犯罪是個人基于意志的自由而做出的選擇，據此，對其處以刑罰則是對其理性的尊重。在意志自由論看來，“自由意志是對犯罪科刑的主觀要件，它是惡因，科刑是予以惡報，這是自然法理與正義的要求，科刑應行為所造成的是害大小即犯罪后果的事實為標準等觀點。”［10］盡管社會契約論和意志自由此后受到了犯罪實證學派的嚴厲批判，但在當時惡劣的歐洲刑法司法環境下，貝卡里亞及其同時代的啟蒙哲人們能夠對宗教教義提出嚴詞批判，從而實現了犯罪的去魅化、推動犯罪的世俗化，不僅對于歐洲刑事司法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在犯罪學歷史的演變歷程中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學術意義。

(二)犯罪預防論

在前啟蒙時代，由于犯罪被視為人類為上帝的贖罪，因此，是不存在犯罪預防范疇的。換言之，對犯罪懲罰本身成為了刑事司法的目的。在被神學浸淫的社會里，作為社會元單位的個人尚且受不到尊重，更遑論被視為社會顧疾的犯罪人。正是看到了刑事司法中的這種重大缺陷，貝卡里亞在其論著中專設了一章“如何預防犯罪”來討論犯罪預防。在該章中，他開宗明義地指出“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高明，這是一切優秀立法的主要目的。”［7］126接著，他對當時的刑罰適用進行了毫無保留的諷刺，認為至今仍沿用的措施一般都是虛偽的，是違背犯罪預防的目的的。但貝卡里亞并不僅僅局限于對當時刑事司法的批判，其著力點在于探討預防犯罪的措施和方法。為了很好的預防犯罪，首先應當強調法律的明確性和通俗性，并保證法律不折不扣地得以執行。“你們想預防犯罪嗎?那你們就應該把法律制定得明確和通俗;就應該讓國家集中全力去保衛這些法律，而不能用絲毫的力量去破壞這些法律;就應該使法律少為人的某些階級服務，而讓它為人服務;就應該讓人畏懼這些法律，而且是讓他們僅僅畏懼法律。”［7］127在貝卡里亞看來，只有明確、通俗易懂的法律，才可以使得法律真正能夠得以貫徹，并保證法律能夠最大程度地反映社會公意，最終樹立起法律的權威。其次，將科學與知識普及，使人們的知識水平得以提高，同樣可以起到預防犯罪的效果。“知識傳播得越廣泛，它就越少滋生弊端，就越加創造福利。”［7］127通過知識的傳播與科學的普及，人們就可以明顯地區分真理和謬誤，它們在控制犯罪的同時，也不斷地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更為重要的是，人類文明意識的提高，伴隨的是自由疆域的不斷拓展。保證法律在社會實踐中的認真遵守和執行，同樣可以起到預防犯罪的成效。“使法律的執行機構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組成執行機構的人越多，踐踏法律的危險就越小，因為在互相監督的成員之中，是很難營私舞弊的。”［7］131在貝卡里亞的上述論述中，貝卡里亞實際上已經承襲了洛克和孟德斯鳩的分權思想，不容質疑，官員之間的相互監督，可以保證嚴密的法律執行，這對于預防犯罪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此外，獎勵美德和完善教育，也是預防犯罪的重要措施，社會公民道德水準的普遍提高與完善的教育之間具相輔相成的關系，而社會公民教育水平和道德水平的高度發達，這對于控制和預防犯罪，盡管有一定的難度，但從長遠來看，不失為預防犯罪的一種良策。

(三)犯罪對策論

在前啟蒙時代，控制犯罪主要依靠嚴酷的刑罰。由于刑罰的種類極其繁多，因此，各種刑罰在適用的過程中也沒有節制。“在人們看來，其野蠻程度不亞于，甚至超過犯罪本身，它使觀眾習慣于本來想讓他們厭惡的罪行。它經常地向人們展示犯罪，使劊子手變得像罪犯，使法官變得像謀殺犯，從而在最后一刻調換了各種角色，使受刑的罪犯變成憐憫或贊頌的對象。”［11］但事實上，刑罰的殘酷與犯罪的減少之間并沒有任何的必然聯系，相反，忽略環境因素、社會因素而單憑刑罰的力量來反擊犯罪的做法，已經被事實證明是一種自殺的措施。貝卡里亞在討論犯罪對策時，基本上從兩個維度來觀察。總的來說，貝卡里亞從正反兩個方面闡述了對犯罪的控制與預防。貝卡里亞并不否認刑罰在預防犯罪中的作用，但是，貝卡里亞反對過度的刑罰［9］24。在肯定刑罰對犯罪控制的功能時，貝卡里亞首先關注到刑種的選擇與適用，在關于死刑的章節中，貝卡里亞認為殘酷的刑罰從來沒有使人們放棄罪惡而選擇良善，從而在歷史上第一次系統地提出廢止死刑的宏論，盡管其是有限的死刑廢止論。在討論羞辱刑時，貝卡里亞同樣是基于人的尊嚴，認為羞辱刑不應當經常地適用，“如果大家都恥辱，就成了誰都不恥辱了。”［8］68此外，貝卡里亞還對罪刑關系進行了專門的論述，他特別強調刑罰的及時性和刑法的確定性和必要性。認為“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7］69同時還應當注意，對個罪進行配刑時，要盡量保證刑罰的性質與犯罪的性質相互適應，這樣才能夠有效地控制犯罪。在批判了依靠酷刑來控制犯罪的論點后，貝卡利亞指出對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是刑法的確定性和必定性，從而試圖建立罪刑之間的關系，通過罪刑均衡來達到合理地組織對犯罪的反應。在肯定刑罰的積極作用時，貝卡里亞又對刑罰的濫用心懷憂慮，他通過將被動的刑罰與積極地預防犯罪措施進行比較，認為“刑罰只不過是一種消極的措施，它只不過是通過‘易感的力量’給人以肌膚之苦來抵消犯罪的促動力，它不可能消除犯罪的根源，甚至如果使用不當還可能成為新的動亂原因。”［3］51盡管貝卡里亞對刑罰進行了大篇幅的論述，但其仍然清晰地認識到，刑罰作為一種迫不得已的措施，其控制犯罪的力量是有限的，“既然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以及文明狀況是造成犯罪的重要原因，在貝卡里亞看來，鏟除犯罪的根本辦法就是改善這些條件和環境。國家應該用民主取代法制，使法律不是為某些階層服務，而是為全體人民服務;努力提高同每個公民密切相關的福利，使福利資金的雄厚程度成為周圍國家所無與倫比的;采取一切辦法消滅或減少可能引起動亂的社會因素，……”［3］45可以說，在貝卡里亞的犯罪控制論中，已經凸顯了刑事政策思想的雛形，盡管它還不成體系，這在學術史上否定了刑事政策只是近代犯罪學派“專利”的觀點，而這種遺產只有經過系統整理與深度挖掘之后，才可能會保證犯罪學研究的學術主線得以延續。

智識啟迪:貝卡里亞犯罪學思想的歷史承繼

置于特定歷史年代所生成的思想，在今天的視野審視下，無疑屬于“片面的深刻”。因此，對貝卡利亞犯罪學思想的評論，既不能有失全面，也不能有失深刻。如前所述，社會契約論、理性主義等啟蒙思想是貝卡里亞犯罪學思想的重要理論基礎和時代背景。盡管在當時對歐洲刑事司法制度進行批判者不乏其人，但系統地對其進行清理并且對未來刑事司法進行徜徉者，非貝卡里亞莫屬。因此，貝卡里亞及其犯罪學思想的歷史性貢獻不能被忽略，其對于當下中國仍然具有深刻的啟迪意義。如貝卡里亞認為經濟因素是導致犯罪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據此他提倡應當增加社會福利，提高全面的收入水準，以此來預防財產性犯罪。而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重大歷史時期，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導致的收入分配懸殊日益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情況下，如果只是在法律層面上對財產犯罪進行適時的調整，則并非能夠收到良好的效果。而通過在經濟領域、社會領域進行適當的財產分配制度改革，利用稅收等市場規制和國家調控手段，嚴厲取締非法收入，適度地控制高收入群體，對低收入群體采取政策性的傾斜，則對于解決當前財產案無疑是裨益良多的。至于當前我國實行的社會綜合治理策略，從淵源上進行追溯，貝卡里亞的犯罪控制思想不能不引起充分的重視和關注。此外，貝卡里亞在提倡刑罰寬和的同時，努力建構罪刑之間的必然聯系，通過刑罰的必要性、及時性和確定性，來縮短罪刑之間的因果鏈，從而加大犯罪的機會成本，這對于犯罪控制來說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當前中國，盡管法制體系相對來講較為完整，但由于實踐中地方“潛規則”、地方基于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對特定犯罪采取縱容的做法在許多地區已經有了相當的存在，這使得犯罪的機會成本大大減少。由此形成了埃里森所說的“法律越來越多，秩序越來越少”的尷尬局面。法律體制的健全，對一些地區的犯罪控制并沒有起到良好的效果，其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罪與刑之間的良性關系并沒有確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學界有人提出了“嚴而不厲”的刑法結構調整，而這種思想其根源就是貝卡里亞關于犯罪與刑法關系的經典論述。

當然，任何知識都是地方性的知識，貝卡里亞的犯罪學思想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這是和其所處的歷史時代背景不無關聯的。從理論基礎上看，貝卡里亞以社會契約論和理性主義作為其思想的基點，但社會契約論是一種先驗的理論，盡管其對后來的歐陸國家政制建設起到了歷史性的功效，但其畢竟不是一種客觀的歷史存在，因此，社會契約論的理論基礎不免有些空泛。作為貝卡里亞思想之二的理論依據是理性主義，理性主義雖然對于當時實現人類擺脫宗教社會奴役的厄運，對于推動人的解放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其由于過于夸大經驗在人的認識中的地位，使得理性主義成為一個可以包羅萬象的范疇，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人的認識能力的不當理解和詮釋。如“貝卡里亞從唯物主義的感覺論出發，認為人的意志是受物質生活需求支配的，因而人同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一樣受自然規律的支配;自然物體所遵循的力學規律也同樣影響著人的意志和行為。”［3］51而這種唯物主義是一種機械的唯物主義，將自然界的力學規律直接套用到人類社會中，并且作為預防和控制犯罪、實現社會福祉的理論，多少有些僵硬和不現實。貝卡里亞在肯定刑罰對犯罪控制的功能時，極力強調刑罰的“易感受性”，認為刑罰的適用對于一切主體都能夠產生抑制的功能。但這種感覺論“是一種被動的反映論，它強調了人通過“感受性”這個窗口接受外界刺激的一面，卻忽視了人可以主動地選擇、排斥和加工這些刺激的主觀能動性的一面。”［3］53如對于確信犯而言，犯罪人基于特定的信仰而實施犯罪，其對于刑罰的刺激具有強烈的排斥力，刑罰在這些人來看或許并不具有“易感受性。”因此，以感覺論來說明刑罰對于控制犯罪的效果，不免有些偏頗。此外，貝卡里亞用“趨利避害”來解釋人為什么會犯罪，也是具有明顯缺陷的。首先，他假設每個人都具有同樣的趨利避害的本能，正是這種抽象的人性致使人們在一定環境因素的作用下做出犯罪的必然性抉擇，這種假設說明，他同十八世紀機械唯物論者一樣缺乏對人本質的深刻認識，不能把唯物主義徹底貫穿于社會歷史領域。他沒有認識到，人的本質遠不象動物那樣可以用“趨利避害”四個字簡單加以概括，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換言之，貝卡里亞對犯罪原因的分析，缺乏一種實證的研究。在當時條件下，沒有而且也難以對導致犯罪的各種原因進行調查，統計和分析歸納，他的解釋基本上是根據哲學原理的演繹推理，他采用的演繹式推理方法使他的決定論表現為一種“線性決定論”，似乎一切犯罪都可以根據單一的因果關系加以解釋［3］54。盡管貝卡里亞犯罪學思想未能走出其所處特定時代的背景，但這仍然不能否定其對犯罪學的貢獻。其關于犯罪的一些經典論述，甚至對于當前中國都不失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因此，對其犯罪學思想的進一步開采與整理，仍然是犯罪學理論界不可忽略也不能推脫的重要歷史使命。（本文作者：石聚航 單位：江西警察學院公共安全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