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A實施對香港與內地服務貿易合作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受內地市場準入限制及其他因素的影響，香港與內地服務貿易的發展遠遠滯后于貨物貿易[1]。1995年，香港輸往內地的港產口占香港外發加工貿易的比重為71.4%，而香港至內地的服務輸出僅占香港服務總輸出的16.7%。此后，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服務貿易逐漸出現上升趨勢，特別是1997年香港回歸后，香港與內地的服務貿易更加緊密。至2000年，中國內地首次取代美國成為香港的第一大服務貿易輸出地和輸入地。

在香港與內地服務貿易順利發展以及香港服務經濟與內地產業轉型升級需要的背景下，CEPA出臺對于加快香港與內地服務貿易合作的促進效應受到廣泛關注。CEPA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內容：兩地實現貨物貿易零關稅、擴大服務貿易市場準入以及實行貿易投資便利化。內地對香港擴大服務貿易市場準入主要涉及的42個行業，包括管理咨詢服務、會展服務、廣告服務、會計服務、建筑及房地產、醫療及牙醫、分銷服務、物流、旅游、銀行、證券及期貨等服務行業及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考試。服務行業的開放方式主要為兩種：一種是完全開放，即以獨資的形式從事特許經營，如物流、零售服務等；另一種是以比世界貿易組織更低的門檻進入內地市場開設分去機構，如銀行及保險。2004年CEPA實施以來，香港至內地的服務輸出與輸入上升趨勢更加顯著,特別是香港至內地的服務輸入。近年來，香港與內地互為雙方最大的服務貿易伙伴，且繼續保持著上升趨勢。2004年以前，香港至內地的服務輸入基本處于持平狀態；2004年以后，香港至內地服務輸入明顯上升。從服務貿易總量分析，2010年，香港至內地服務輸出額為2305億港元，是2004年CEPA開始實施時服務輸出額的兩倍，占香港服務輸出總額的28.3%；香港至內地服務輸入額為1047億港元，占香港服務輸入總額的26.6%。從服務貿易部門類別分析，香港自內地的服務行業進口基本保持穩定，2004~2007年，香港自內地的商貿服務、旅游服務、運輸服務進口額在香港相應行業服務進口總額中的占比分別保持在45%、30%、25%左右。除旅游服務外，香港與內地的服務貿易主要是運輸貿易和與貿易相關的服務，這兩項服務貿易的發展和香港對內地(特別的珠三角地區)的直接投資及由此形成的“前店后廠”產業分工格局密切相關，同時與香港的國際貿易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地位密切相關[2]。

實證分析

1理論基礎

CEPA雖然沒有對外設立統一關稅，但其零關稅、開放服務貿易等規定同樣適用關稅同盟理論。維納提出用“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來衡量關稅同盟的效果。貿易創造效應是指由于關稅同盟國之間取消了關稅，從而引起的在本地生產成本較高的產品被同盟國生產成本相對較低的產品所取代，因而新的貿易在同盟國之間被創造出來。貿易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同盟國之間的關稅保護相當于對非同盟國的減稅歧視，使得原來來源于生產成本較低的非同盟國的產品轉而向生產成本較高的同盟國轉移。

2模型構建和數據采集

巴拉薩模型是研究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的經典模型。該模型假定：區域貿易合作之前進口需求收入彈性是固定不變的，區口需求收入彈性大于合作前的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則表明存在貿易創造效應；當區域外貿易合作后的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小于合作前的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則表明存在貿易轉移效應。本文試圖運用巴拉薩模型對CEPA實施前后香港和內地的進口需求收入彈性進行比較，進而得出兩地在服務貿易領域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為方便檢驗CEPA實施前后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本文在巴拉薩模型中加入虛擬變量D，CEPA實施前D=0,實施后D=1。本文選取1995～2010年的香港服務輸入、香港來源于內地服務輸入和內地服務總進口值作為樣本進行計量分析。其中，香港相關服務貿易數據來源于香港政府統計處網站公布的統計數據；內地服務進口數據來源于中國服務貿易統計年鑒。因內地按來源服務輸入尚未進行統計，本文采用香港政府公布的按目的地劃分的至內地服務輸出值來代替內地區域內服務進口值。

3實證結果分析

通過Eviews6.0軟件對應用的巴拉薩模型進行線性回歸。各回歸方程F檢驗結果顯著，擬合優度在0.85以上。從表1可以看出，CEPA對香港與內地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不同。CEPA實施后，香港的服務總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和區外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均大于CEPA實施前，說明香港存在總服務貿易創造效應，但不存在維納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具體地講，香港總進口的需求收入彈性增加了0.00294，而區內進口的需求收入彈性降低了0.003084，說明香港從內地進口的一部分服務產品大于本地生產。區外進口的需求收入彈性上升了0.005739，表明香港同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成本低于內地的服務貿易。內地的總服務貿易創造效應明顯，但同樣不存在維納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內地總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增加了0.14135，區內進口的需求收入彈性降低了0.004634，說明內地從香港進口的一部分服務產品成本大于本地。CEPA實施后區外進口需求收入彈性比CEPA實施前高0.019923，所以內地沒有以香港的服務貿易來替代其他國家的服務貿易。可見，香港與內地仍未充分享受到CEPA的優惠政策。

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對香港與內地服務業發展狀況和分部門服務業出口競爭力優勢的分析表明：香港與內地在交通運輸、旅游及金融等服務貿易方面有較強的互補性。在內地有明顯比較劣勢的交通運輸和金融方面，作為國際轉口貿易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與金融中心的香港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而在香港有明顯比較劣勢的旅游領域，內地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在服務產業結構上，香港的會展、中介等領域的豐富經驗、優秀人才及國際標準能夠彌補內地的相應不足。因而，CEPA的實施會有利于兩地經濟的發展。根據數據統計，香港與內地的貿易依存度在逐年增加，服務貿易關系更加緊密。然而通過巴拉薩模型檢驗發現，香港與內地僅存在總的貿易創造效應，而不存在區內的貿易創造效應和轉移效應，表明CEPA的實施效果在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服務貿易領域還未充分體現。香港與內地之間服務貿易受內地市場制度、政府壁壘等因素限制仍需大力推進CEPA的各項政策實施，加快內地與香港在服務業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對接與資源整合。不同社會體制和法律體制、人文環境、語言環境等均會造成兩地服務業合作在實際操作中的障礙，例如法律制度、會計準則等。因此，相關政府部門應該做到以下幾點：(1)加強對CEPA優惠措施的落實，進一步改善內地經濟環境，提高服務效率，降低港商向內地擴展服務貿易的交易成本。(2)雖然CEPA降低了香港服務貿易進入內地市場的門檻，但是審批程序的耗時耗力，在操作過程中的不規范大大削弱了CEPA對兩地服務貿易的促進效應。(3)作為亞洲金融中心，香港獨特的金融優勢應發揮在服務貿易領域，盡快完善香港人民幣清算體系，建立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消除服務貿易中不同幣種的限制。同時，充分發揮香港的金融體系，香港銀行應在內地增設營業機構和代表處，為內地企業提供先進的金融服務，加強兩地在金融行業的服務貿易合作。（本文作者：陳利靜 單位：暨南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