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鳥》的這個“追求藝術真價值“的純文學目標，得到了當時有志于成為“真藝術家”的純文學作家、詩人以及教育界人士的積極響應，其中不凡有泉鏡花、野上彌生子、芥川龍之介、有島生馬、北原白秋、西條八十等。他們以“保全開發(fā)孩子純性”的藝術價值為出發(fā)點，與創(chuàng)刊人鈴木三重吉一樣，認為當時的兒童文學雖然很多，但只反映了“俗惡的東西”，實際上是對明治以來以巖谷小波為代表的帶有通俗文學色彩作品的全面否定。這些代表當時文學創(chuàng)作主流的作家、詩人們的作品對明治以來的“打伽晰”從內容到形式上作了大膽革新，涌現(xiàn)出了不少傳世佳作。

這些作品從思想內容上來看，主要是遵循當時教育界和社會普遍認可的近代自由教育觀的要求，“尊重兒童個性、親善自然、培養(yǎng)情感、講究科學”、把兒童塑造成具有“自由、純麓心靈“和”童心浪漫主義”的好孩子。因此他們的小說作品往往會圍繞著這個命題來構思故事情節(jié)，塑造他們心中的兒童形象，并有意通過這來達到教育孩子的目的。如有島生馬的《大將的孩子和巡警的孩子》，陸軍大將的孩子武雄和巡替的孩子丑松是好朋友，但一天卻為自己的父親哪個更偉大而爭論不休。當他們回去問了自己各自的父親之后，更堅定了自己的看法，武雄說大將偉大，丑松則反之，澎叢警偉大。在天真無瑕的孩子心里，對自己父親情感上的信任勝過了任何外來評判，他們都固執(zhí)地堅守自己的父親比對方的父親更偉大的看法。小說就是用這種固執(zhí)、而且越固執(zhí)就越能反映出“真正的、屬于兒童特有純性”的個性描寫，成功地刻畫出了天真、善良、純粹的少兒形象。小說的結局兩個孩子的爭論還在繼續(xù)，這不僅表現(xiàn)了兩個孩子對自己父親的親情，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了一個社會地位的高低與人格的意義上平等的問題，這和當時日本社會開始普遍接受來自歐美的提倡人格平等的新市民思想是相吻合的，作家把這種新市民思想注人到了小說的主題里，表現(xiàn)出了對兒童的思想成長、社會的發(fā)展充滿期待，因此具有十分深刻的教育意義。

童詩、童謠創(chuàng)作也不例外，詩人們往往會將近代自由教育觀滲透到他們的作品中去，但這種滲透不是平白空頭的說教，而是用極具浪漫色彩的藝術形象來加以表現(xiàn)。如西條八十的童謠《金絲鳥》:“金絲鳥，忘掉了歌/想要扔到后山坡l不，不，怎么能那么做l金絲鳥，忘掉了歌/想要埋進屋后的竹草堆/不，不，不能那么做/金絲鳥，忘掉了歌/要用柳條抽它嗎/不，不太可憐了舍不得/金絲鳥，忘掉了歌/像月牙似的小船，銀槳搖蕩清波/月明的夜晚，在海上游樂/它不禁唱出忘掉的歌。”這首童謠把孩子比作金絲鳥，以忘掉了歌和后來在明月當空的海上又自然地唱起了歌為主線，告訴我們對孩子的教育，不能因為他們學習上一時的失常就要把他們“扔到后山坡”、“埋進屋后的竹草堆”、“用柳條抽”，而應順應他們的天性、個性，給他們創(chuàng)造提供一個自然、自由、美的環(huán)境，以適合他們的成長。詩人對日本千百年來殘酷、強制的教育方法作了痛烈的批判，藝術表現(xiàn)上想象奇特、語言清麗，是當時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得較為完美的典范之作。

值得指出的是，《赤鳥》問世之前的“打伽晰”，其內容題材主要是以表現(xiàn)善惡、智愚為主的妖魔鬼怪或動物故事為主，小說《大將的孩子與巡警的孩子》、童謠《金絲鳥》以及其他有志于成為“真藝術家”的，如小說家芥川龍之介的《蜘蛛的絲》、有島五郎的《一束葡萄》、小川未明的《月夜和眼鏡》、豐島與志雄的《天下的一匹馬》、詩人北原白秋的《紅小鳥》、《雨》等直接將筆觸投人到兒童的現(xiàn)實生活，并從中展現(xiàn)充滿時代要求的自由教育觀，不能不說是一個在創(chuàng)作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同時作家們在藝術方法的表現(xiàn)上也做了大膽的創(chuàng)新，將西方小說中刻畫人物的方法運用到創(chuàng)作中，將原本主要以敘述故事情節(jié)為主的“打伽晰”中的“童話”，演變成塑造人物個性形象為中心的真正意義上的兒童小說。詩人們也積極嘗試打破原有舊體詩的格律、用白話寫作，創(chuàng)造出了自由兒童詩的新樣式。這樣加上同時在《赤鳥》中展示出來的新童話、故事、散文等，使原有包羅萬象的“打伽晰”，細分成了兒童文學中的各個門類，標致著日本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體系正式形成并逐步開始走向成熟。

由于《赤鳥》的作品所反映出來的“保存孩子純性”的思想內容與“追求藝術真價值”的表現(xiàn)手法，與大正時期的兒童自由教育運動思想極度吻合，因而受到了官方與社會的普遍認可。同時在政府教育部門積極推薦下，為了彌補當時官方制訂的教科書“內容不夠充實”的缺陷，東京地區(qū)的小學紛紛將《赤鳥》作為國語(語文)課程的輔助教材。《赤鳥》還特意增設了兒童自由詩投稿欄和讀者意見欄，以增強與小讀者與社會各界人士的互動。一時間《赤鳥》的發(fā)行量突破3萬余冊，以絕對的優(yōu)勢名列所有兒童刊物的榜首，而沿襲明治時期創(chuàng)作傳統(tǒng)的“惡俗”、“低劣”、“下品”的通俗兒童文學作品則開始受到社會的批判，其閱讀市場在文化相對進步的都會地區(qū)漸趨萎縮。

但這個盛況期維持了不到十年，作為《赤鳥》主打產(chǎn)品的兒童小說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嚴重的創(chuàng)作模式化傾向。作家在塑造“真正的、屬于兒童特有的純性”的孩子形象時，習慣于把小說的主人公分成好孩子、脆弱的孩子兩種類型:好孩子的基本特點是，“善良、孝敬父母、在學習和生活中表現(xiàn)出來的態(tài)度積極而又富有詩意”。雖然作家力求在他們身上表現(xiàn)出一定的具有歐美孩子特征的天真、浪漫的性格特征，但根本上還是沒有從傳統(tǒng)的儒家道德價值觀中解脫出來;脆弱的孩子一般都有“精神上的煩惱、病患、貧困、被虐待”等的不幸，作家在作品中在對他們給予了極大同情的同時，對造成這種不幸背后的社會原因卻是做了“模糊狀態(tài)”的處理，也就是說未能對社會制度構成反思或批判。正因為帶著這種概念化了的東西去發(fā)現(xiàn)、尋找兒童的個性特性，作家不管是選擇寫哪種類型，幾乎都力求通過小說中的人和事反映出深刻的教育意義，這樣本來屬于藝術教育范疇的兒童小說實際上被學校老師當成了“修身(道德教育)”教材，因而使小讀者產(chǎn)生了閱讀厭倦。文學界也開始質疑、反省那些立志做真藝術家的作品其“藝術真價值”究竟能對孩子的“純性保全”產(chǎn)生什么影響，究竟怎么來看待教育性與文學性的關系?事實上當時《赤鳥》的作家們已經(jīng)沒有能力用自己的作品來回答這些問題了。

與此同時，當時日本尚未實現(xiàn)城市化，城鄉(xiāng)學校的文化教育水準有很大差異。占兒童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鄉(xiāng)村兒童的閱讀能力遠遠沒有達到欣賞那些高雅的小說作品程度，他們的興趣、認知能力仍停留在明治時期的那些“扣伽晰”上，雖然被真藝術家們斥責為“低劣下品”的東西，但就是由于這種’‘低劣下品”的特征，其引人入勝的“戲作”內容、通俗易懂的語言表現(xiàn)手法等讓孩子們愛不釋手。據(jù)東京都教育部門1928年3月的一項小學生愛讀刊物的調查表明，原本創(chuàng)刊時期名列第一的《赤鳥》，已下滑至第12位，基本上已經(jīng)失去了與其它兒童刊物的競爭能力。鄉(xiāng)村的閱讀市場根本沒開發(fā)，在城市根基又不穩(wěn)固，長期的發(fā)行量下降導致財力不支，經(jīng)過幾度休刊的掙扎，終于在創(chuàng)辦人鈴木三重吉逝世后的1936年8月宣布結束全部出版業(yè)務。

無可否認的是，《赤鳥》在日本近代兒童文學史上留下了極其輝煌的一頁，它用自己的作品喚起了社會對“保全孩子純性”的重視，設釋了當時的自由教育觀，也使日本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體系。但我們也可從它創(chuàng)刊初期對“藝術真價值的追求”到最后無可奈何落敗的歷史事實中發(fā)現(xiàn)，作為純文學的兒童文學如果帶著某種概念化、模式化的東西去創(chuàng)作，過度強調所謂的教育性的話，其所謂“保全孩子純性”的出發(fā)點，只能成為一種對孩子的美好愿望而已。同時在藝術表現(xiàn)上的對“藝術真價值”的追求，不能與通俗文學完全對立起來，要根據(jù)兒童特有年齡段的閱讀興趣、認知水準，采用合適的創(chuàng)作方法，否則那些“有志于成為真藝術家”的作家和他們對“藝術真價值”的追求很難得到少兒讀者的肯定。（本文作者：王亨良 單位：寧波大紅鷹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