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3年12月文化部成立了全國文化扶貧委員會以來,農村文化扶貧工作取得了極大的進展。[1],即市場經濟(城市社會的經濟屬性)所決定的現代城市文化,于是隨著農村文化扶貧工作的進一步展開,便發現在悠久的農業文明傳統熏陶下的農民所遵循的求穩守成的生產方式、貧窮落后的生活方式、小農經濟下的依附人格等,已成為農村文化扶貧工作深入的障礙。因此,今后應把文化扶貧工作置入中國城市化發展背景之下,注重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文化習俗等深層次的文化扶貧,注入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因子,尋求傳統農耕文化與現代化的契合點,城鄉聯動實現農村貧困地區的文化變遷,使文化扶貧工作真正引領和助推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民的思想文化素質和科學技術水平、從根本上改善農民生活。為此,本文擬從城市化視角出發,探討農村文化扶貧工作進一步深入開展的路徑。

一、新經濟,新文化:注入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因子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經濟成就,實際上是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城市化建設中取得的。客觀而言,由于文化變遷的滯后性,中國城市文化(或言都市文化)的建構即使在中國最具有現代意義的大都市如上海、北京等地也并沒有充分完成。這種文化滯后現象在農村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表現得更為典型。

正如近代中國求富求強的道路一樣,當代中國農村扶貧工作同樣經歷了從“制度扶貧”到“文化扶貧”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扶貧工作主要集中在加大對貧困地區的經濟投入和制度幫扶上。進入90年代以后,政府認識到僅靠“輸血”救濟很難幫助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因此,轉向“造血”開發促進貧困地區形成新的“造血”機制作為扶貧工作的新策略。然而,“上項目,辦企業”這些與中國傳統農耕文化并不適應的經濟因子,非但沒有從根本上完成農村經濟工作的轉型,反而造成了大量扶貧資金的浪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打破生態平衡、毀壞自然環境的惡果。有鑒于此,許多有識之士意識到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貧困固然在某種程度上源于自然資源的貧瘠,但更多地源于世代因襲的文化貧困。“落后和不發達不僅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會經濟圖畫的統計指數,也是一種心理狀態。”[2]于是,“文化扶貧”被提上議事日程并迅速得到各方的認同。

早期的文化扶貧工作多集中在“送知識、送技術”等狹義的“文化即知識”層面,對于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文化習俗等更廣義、更深層次的文化內涵卻少有涉及。實際上,“經濟體系總是沉浸于文化環境的汪洋大海中。在這種文化環境里,每個人都遵守自己所屬群體的規則、習俗和行為模式,盡管未必完全為這些東西所決定”[3]。這種文化環境所要求的,絕不僅僅是“訂閱報刊”“識別農藥”這種知識層面的變革。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取代一種舊的經濟形態,必然要求與新經濟相適應的文化形態跟進。筆者認為,市場經濟背景下的農村文化變革應從3個維度展開。

1.求新求變,向農耕文化下求穩守成的生產方式說不

中國有著悠久的農業文明傳統,小農經濟是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經濟形式。“力不虛擲”“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農耕生活孕育出“求穩守成”的農業文化心態。此種文化的浸潤固然使得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續,但同時也造就了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及小農經濟下的生存局限。換言之,這種求穩守成的農業文化固然讓每個家庭有了安身立命之本,但卻使人們極易滿足維持簡單再生產的現狀,缺乏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和動力,從而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嚴重桎梏。首先,求穩守成的思維限制了對土地更好地開發利用。“在中國人眼里,土地似乎只有一個利用方法,就是鋤耕種植;土地似乎只有一種價值,就是農業價值;經濟似乎只有一種形式,就是小農經濟。”[4]577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這樣迷戀“土里刨食”的生產方式。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介紹,即使到了最貧瘠、最不適宜農作物生長的西伯利亞,中國人也要撒些種子,看能否從地里長出谷物來。筆者目睹賭城拉斯維加斯的繁華時,不僅想到兩個民族對待土地的態度是如此的迥異。“LasVe-gas”源自西班牙語,意思為“肥沃的青草地”,因為拉斯維加斯是周圍荒涼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帶唯一有泉水的綠洲。如果在中國,這種“沙漠綠洲”一定會成為重要的生產基地,但深受海洋文化及市場經濟熏陶的美國人卻懂得再好的沙漠綠洲也是“沙漠綠洲”,因此,思路一轉,貧瘠的土地雖然沒能生長出誘人的莊稼,卻通過發展“娛樂業”成為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之一。改變這種“沙漠也要變綠洲”的思維局限,形成更為立體豐富的生產體系,必將為中國的貧困地區迎來春天。其次,求穩守成的農耕文明導致創新思維、冒險精神和競爭意識的極度匱乏。以農業為根基的中國,生產節奏和四時變遷的自然節奏息息相通。只需順應天時,遵循農作物生產規律,在“天公作美”“政治清明”的情況下,小農經濟基本能獲得較好的發展。反之,創新、冒險、競爭因其不穩定性則容易給小農經濟的發展帶來風險。因此,小農經濟形式下的生產方式既不鼓勵創新,也不提倡冒險和競爭。這與脫胎于海洋文明的市場經濟剛好相反。出海捕魚、商品買賣是海洋民族基本的生產方式。面對大海的神秘莫測、風云變化,飽滿的創新熱情、適度的冒險精神以及積極進取的競爭意識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成為必須。近代以來西方經濟的迅猛發展,正是這種創新思維、冒險精神和競爭意識的產物。試想一下,如果沒有當年哥倫布開辟新航路的冒險精神,很難有17世紀西班牙稱霸世界局面的形成。“求穩守成”的生產方式在小農經濟時代曾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作出過巨大的貢獻,但是在進入全球市場化的今天,即使在中國最偏遠的鄉村地區,這種“樂天安命、與世無爭”的生產觀念,也與新經濟(市場經濟)所弘揚的首創精神和進取意識格格不入。最后,求穩守成的生產方式導致不棄不餒、屢敗屢戰拼搏精神的缺乏。傳統的小農經濟既然拒絕冒險,當然也很少遭受徹底的失敗,即使鮮有失敗,也常因天災或者戰亂所致。因此,面對失敗、挫折,“求穩守成”的農耕文明更多地選擇消極退縮、聽天由命的處理方式。這種懼怕挫折、抗失敗能力低下的精神面貌已經成為當今農村扶貧工作中的最大瓶頸。新措施、新項目的上馬,很難一蹴而就,遭遇挫折、失敗是常有的事。在殘酷的競爭法則下,市場經濟不相信眼淚,屢敗屢戰是其生存法則。縱觀全球,沒有哪一個企業不是在多次失敗之后才走上成功之路的。因此,倡導不怕失敗、不甘失敗的拼搏精神是新經濟形勢對農村扶貧工作的必然要求。

2.移風易俗,向貧窮落后的消費、生活方式說不

“文化除了表現一種知識體系之外,更集中地表現為一種基于對于文化知識體系進行有效闡釋、傳承、弘揚基礎之上形成的文化生活方式”[5]。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必然有什么樣的消費及生活方式。小農經濟中的第一生產要素是土地,在缺乏技術和先進工具的前提下,勞動力的多寡制約著對土地的充分利用。“人多力量大”“多子多福”是農業社會擴大再生產、發家致富的保障。因此,傳統小農社會中的消費更多地集中在滿足人口擴大再生產的需求上。換言之,結婚、生子是中國小農社會最大的消費需求。根據進化心理學理論,擇偶標準的性別差異源于擇偶投入與子女撫養投入之間的交換、平衡關系。在人類的擇偶策略方面,男性為了繁衍后代而積極尋找那些具有多育潛力的女性,女性為了增加后代的生存幾率則更關注配偶的經濟實力。因此,小農經濟下的消費呈現出2個極端:一方面,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收獲物相當有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勤苦儉約觀念將人們實實在在的生活資料需求降低到滿足個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最低水準;另一方面,“蓋大屋”“送彩禮”、大肆操辦婚禮、厚葬等這些擴大家業、展示財富的面子消費工程又被放大到極限,耗費個人一生甚至幾代人的財富積累。至于“親上加親”的落后婚俗,實際上也是經濟貧乏下小農經濟繁衍家族、增加勞力的無奈選擇。這種畸形消費心理下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成為小農經濟擴大再生產、積累家庭財富的極大障礙,也是其落后貧窮的根源之一。此外,小農經濟落后的消費和生活方式還表現在對教育的投入上。由于小農經濟的生產特點,勞動力的好壞更多地依賴體力的強弱,因此“尚力輕智”成為中國小農經濟下層社會自然的文化選擇。之所以強調是下層社會的文化選擇,是因為中國的士大夫文化并不尚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因此,增加教育投入,實行“耕讀傳家”在中國士大夫家庭中極為盛行。但是,對于小農經濟下的普通百姓家庭,更多地信奉“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于人”的農家“養力”文化。多智在中國的部分農村社會中不僅沒有多大用處,反而遭人猜忌和恥笑。“百無一用是書生”就是這種文化心理的真實寫照。因此,小農經濟下的家庭消費幾乎鮮有教育投入。缺乏教育投入,必然使小農經濟下的民眾目光短淺、視野狹窄;同時,人多乏智的現狀也為迷信的生活方式滋生土壤,導致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在農村文化中長期蔓延。這一切正是當前農村文化扶貧工作亟須解決的問題。因此,改變小農經濟鑄就的“儉苦自持、尚力輕智”的生活觀念,代之以市場經濟下的“消費促進生產,重智輕力”的生活理念不啻為農村文化扶貧工作中的一種新思路。

3.塑造個性,向小農經濟下的依附人格說不

貧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對貧困的麻木和坦然。如前所述,由于耕作條件的有限和生產工具的落后,小農經濟下人們創造價值、實現幸福的途徑并不依靠單個人的力量來完成,更多地依賴家庭“合力”來實現,換言之,“人多力量大”才是個體獲得財富的保障。因此,小農經濟下塑造的個體人格必然帶有強烈的依附性。在這種依附性下,個人受到群體意識的絕對支配,鑄就成“不抱怨、不負責、不抗爭”的奴性人格。“不抱怨”使得人們“安貧樂道”“知足常樂”;“不負責”讓人們把貧困歸結于“父母無能”,歸結于“天命”,甚至歸結于“祖墳”風水不好,“命該如此”成為個體面對貧困推卸責任的極佳借口;“不抗爭”最為可怕,它將人的熱血變得冰冷,不僅養成面對貧困時安分守己的惰性心理,而且導致生命力的萎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正是對遍及中國廣大的貧困地區“閏土”式的中國農民的真實寫照。“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后果是無法衡量的。”[2]學者辛秋水先生所言的“父母在,不遠游”的依附心態,貧而安貧、不思進取的“火爐心理”以及“等、靠、要”惰性心態的形成,無一不是這種依附性人格造成的惡果。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深入,市場經濟已經沖擊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現代市場經濟的成長和發展是與弘揚個體自主性、獨立性及其相應的積極進取、勇于創新精神密切相關的。”[4]280“市場經濟發軔之初,就強勁呼喚人從對人的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以平等、自由的身份進行市場活動、公平競爭。”[4]280因此,引導貧困人群破除人格依附心理,塑造市場經濟需要的獨立個性,是完成農村扶貧工作,實現農村現代化的文化前提。

二、城鄉聯動,利用意見領袖實現貧困地區的文化變遷

意見領袖又叫輿論領袖,是指在人際傳播網絡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同時對他人施加影響的“活躍分子”。根據傳播學理論研究,信息傳播過程中存在兩級傳播,即信息或意見通常從廣播和印刷媒介流向人群中接受信息比較活躍的部分,然后再經由這些人群流向“人群中不太活躍的部分”。這些關注新事物、接受新信息比較活躍的人即為“意見領袖”。研究表明,在創新的傳播擴散中,大眾傳播在人們的認知階段具有重要作用;而在說服和決策階段,人際傳播的影響更顯著。因此,在農村文化扶貧工作中,實現新觀念、新信息的擴散,要積極培養意見領袖,充分發揮意見領袖在人際傳播的作用。事實上,真正的信息擴散不僅只是在2個層次間進行,而且常常是“多級傳播”,一傳十,十傳百,由此形成信息的擴散。在這種擴散中,接受信息的家庭、親戚、朋友等都有可能成為新的意見領袖,從而推進信息擴散向更廣、更深層次的發展,完成新的文化變遷。

充當意見領袖的人群通常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①生活經驗豐富,知識面廣;②交際廣泛,同公眾聯系密切,有較高的威望;③具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④樂于創新。意見領袖思想活躍,性格外向,勇于創新,敢于接受新生事物。尤其是當整個社會倡導革新開放時,其創新精神更為突出,這也是他們成為新觀念、新產品帶頭者、鼓動者的一個重要內因。根據這些特征,當前農村文化扶貧中培養意見領袖的工作可從2個方面進行。

首先,充分發揮進城農民工的意見領袖作用。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大量農民進城務工。農民工的出現,不僅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也為農村地區脫貧致富帶來新的途徑。這些農民工回鄉后,由于其視野的擴大,經濟力量的增強,所帶回的新觀念、新思維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文化下鄉對廣大貧困地區人口的影響。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當今農民工經濟狀況的改善和文化的變遷并不同步。隨著中國城市化的深入,中國涌現出許多新的階層,如擁有上千萬或更多資產的“新富人”,“朝九晚五”辛苦工作的“白領”,以及承擔了大部分非技術性體力工作的“農民工”。這些新階層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格局。但是目前中國城市文化建設更多地關注“新富人”及“白領”階層的文化需求,很少有部門把“文化關懷”的目光投向廣大農民工。這種文化缺失不僅影響到農民工的生活現狀,而且也影響到城市化的進程和農村扶貧工作的完成。2011年5月16日,發生在廣州市番禺區的四川農民工鄧明建“弒母”案正是農民工在城市化進程中文化邊緣化的一個極端例證[6]。一個照顧癱瘓母親近20年的孝子,卻因為無知而背上“毒殺母親”的罪名。人們在拷問鄧明建的良知的同時,更為他的文化缺失感到悲哀。城市化實際上包含2種含義,一是地理意義上的城市擴張,一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目前,學術界更傾向于從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角度考察城市化進程。很多人生活在城市,如果依然過著鄉村生活,還不能稱其完成了城市化。相反,即使人們生活在鄉村,但如果是比較現代的生活方式,則反而可以認為城市化的完成。因此,農村文化扶貧應積極關注農民工的文化處境,實現城鄉聯動,不僅幫助他們完成在城市生活的現代化轉型,而且使他們成為鄉村文化變遷的意見領袖,為貧困地區永久脫困奠定基礎。其次,充分發揮鄉鎮文化精英的意見領袖作用。鄉村文化精英是指“鄉村的文化能人,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儲備和生產技能,并能在實踐中調動社會資源,獲得更多的權威認可”[7]。由于他們“思維靈活,善于變通,勤勞、有技術、知識面廣、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強,并且有一定的判斷能力”[7],很容易成為對村民有相當感召力和帶動作用的意見領袖。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認為現存社會文化變遷的動力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各種文化形式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文化和自然環境之間的互相關系;另一方面是個人和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發揮鄉村文化精英的意見領袖作用,實際上就是充分利用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對文化變遷的影響。因為這些鄉村文化精英和村民生活在同一環境,他們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價值取向對村民的影響更加直接。傳播學理論認為,由于人的依賴、合群、協作心理,人們不僅愿意通過意見領袖獲得信息,還須由意見領袖對信息作出解釋、評價,在行為上作出導向,促使他們在態度和行為上發生預期的改變。而且,意見領袖并不集中于特定的群體或階層,而是均勻地分布于社會上任何群體和階層中,每一個群體都有自己的意見領袖,他們與被影響者一般處于平等關系,而非上下級關系。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鄉村文化精英的意見領袖作用比農民工回鄉的影響更大。不過,正如農民工在城市化進程中文化邊緣化一樣,鄉村文化精英階層的形成同樣處在自發階段。學者辛秋水在長期的農村調查中發現,“凡是生活能夠溫飽或比較富裕的家庭,其戶主大都是頭腦比較清醒,有一定文化的人”[3]。這些人其實就是潛在的鄉村文化精英。然而,由于生活在相對偏狹的農村,他們的信息來源畢竟有限,尚需有意識地對他們進行文化扶持,促使他們成為鄉村文化精英,并進而成為新的意見領袖,帶動貧困地區的文化變遷。

三、斷裂與重構:尋求傳統農耕文化與現代化的契合點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傳統的農耕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一方面,改變傳統農耕文化中不適應市場經濟的文化因子,是當今文化扶貧工作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也應看到,市場經濟隨著城市化進程席卷全球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城市病”,如情感疏離、環境污染、信仰危機等,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前車之鑒,后事之師”。如何在斷裂之后重構鄉村文化,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筆者認為,承古求新,尋找農耕文化與現代化的契合點是有效避免“城市病”發生的途徑之一。具體而言,要理性處理好以下一些關系。

首先,處理好“情感社會”和“利益社會”之間的關系,謹防鄉村社會在新的文化構建中由“情感社會”滑入純粹“利益社會”的泥潭。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在割斷農業社會阻礙現代化進程的桎梏元素時,也常常割斷了現代社會同傳統社會的文化血脈,使現代社會陷入無根境地。在世界所有民族或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幾乎都經歷過市場經濟對農業文明的沖擊,并進而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的階段。如英國近代化浪潮中的投機賭博之風和信仰缺失危機,美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貧富分化加劇和社會風氣敗壞等。中國現代化進程也同樣如此。某種程度上,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問題更加嚴重。因為有著悠久農業文明傳統的中國信奉道德立國,管理社會主要依靠統治者的道德威望和被統治者的道德自覺。換句話說,“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中,人類個體沒有經濟自由和人格上的獨立性,人的生存不是靠自身的理性算計或智力投入,而是以身份確定其在社會中的地位、聲望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利益所得,靠情感等一系列非理性因素維系人與人之間的等級依附關系”[8]。這種“情感社會”的正效應是鄰里之間比較注重道德修養,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溫情,遇事能禮讓三分,相互幫助;負效應則是政治倫理化,裙帶關系盛行,法律觀念淡漠。裹挾著“理性主義”“利益至上”等價值取向的市場經濟呼嘯而來時,中國傳統社會“重義輕利”“勤儉廉政”“克己奉公”的美德受到極大沖擊,甚而被認為極大阻礙了社會經濟的進步而被拋之腦后。與此同時,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管理體制及法制精神卻無法沖破倫理化的樊籠,被根深蒂固的裙帶關系所束縛。兩頭落空(既無道德約束,也無法律制裁)的制約機制使得中國社會在現代化轉軌中危機重重,舉步維艱。因此,農村文化扶貧工作在引入市場經濟的經濟因子的同時,切勿忽視中國鄉村社會的文化根基,在鼓勵人們追求財富與利益的同時,也應保護好鄉村社會的血緣親情、鄰里溫情。

其次,處理好“文化個性”和“文化共性”之間的關系。斷裂后的鄉村文化重建應注重保護當地文化生態,防止文化多元性的消失。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由來已久,尤其是習俗、禮儀、服飾等民俗文化更是各具地方特色,風格迥異,所謂“十里不同風,五里不同俗”。這些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不僅是璀璨的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復制的、珍貴的文化遺產。隨著全球化的推進,這些民俗文化正因為其地方特色而煥發出旺盛的生命力,“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化傳承觀念已成為人類共識。扶貧措施的實施,市場經濟的引入,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必將改變傳統民俗的生存土壤,貧困地區的文化轉型不可避免。這種現代化要求的文化轉型同樣是一把雙刃劍,落后的、迷信的文化觀念固然在這種轉型中被瓦解破除,但同時許多優秀的民俗文化也面臨生存危機。“在現代化思潮、城市化發展的進程中,民間傳統文化附庸于時代的潮流,逐漸遠離了作為其生存之本的民間語境,成為脫離了特定文化場域的文化形態,甚至不再具有原來的形態特征和基本功能,原來意義的民間傳統文化逐漸邊緣化并最終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9]同時,“由于很多熟諳民間語言的民間老人的去世,使一些民間口頭文學,如曲藝、傳說等開始失傳,一些富有特色的民間工藝和建筑正在走向消亡,一些體現高尚倫理道德規范的傳統禮儀習俗逐漸被廢棄,一些豐富多彩的民間服飾也在日常生活中慢慢消失”

作者：靳翠萍 單位：江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