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與經濟的正相關性———利益互助

學者張五常則認為二戰以后，亞太地區是世界各地區中變化最大的地區，其變化最突出的表現在于它的經濟增長速度領先于世界其他地區，促成其經濟發展趨熱的諸種因素分別是：文化因素、生態因素、人口因素、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政治因素和國際交往因素等。其中，文化因素提供一種價值觀直接影響著人們的意識，其社會功能主要是為經濟生產和政治生產提供某種約定俗成的行為規范。由此可見，文化與經濟的正相關性非常突出，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對文化的基礎保障和促進作用

在經濟和文化密切聯系、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過程中，首先是經濟為文化的發展進步提供物質基礎、利益保障和豐富的創作源泉，其次還為文化的發展和進步提供根本動力、流通市場和價值補償。經濟對文化的需求反過來又刺激了文化市場的繁榮和文化藝術產品的交換，在經濟的作用下，文化內部產生的強大驅動力可以促進其自身的發展和進步，如近年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所驅動的文化大發展和大繁榮。同時，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于文化藝術的審美需求也在不斷增強且呈現多元化，這就催生了大量的文化藝術產品通過市場而轉化為流通的商品，并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其價格，從而實現其經濟價值，這也為其再生產積累資金以不斷實現自身的經濟價值飆升和商業品牌的提升。一些文化藝術產品已經成為商品市場的“價格標志”，成為市場經濟發展與繁榮的晴雨表，如娛樂產品、藝術品收藏等。正是因為經濟對文化發展和進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人們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首先關注的必然是經濟的發展和進步，以此促進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二）文化對經濟的引領和擴充作用

在經濟與文化的相互作用中，文化對經濟的作用具有揭示人的本質的特征。文化最深刻地體現了人類精神文化的超越自然、超越本能的獨特性，其緣由是文化起源于人類在滿足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時，又超越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產生新的需要。這種需要具有創造性、個體性和自由發揮性。在此必須強調的是基于文化的視角，文化同經濟相比較的重要性。這是因為，真正的精神文化不應該是外在于經濟而獨立存在的，而是內植于經濟之中，它是內化于人的所有活動深層的機理性的東西，而經濟是精神文化的外在或物化的表現形式。文化還有著對經濟的導引作用，因為就人的本性而言，人的物質需求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卻是持續的和無限的。因此，由文化精神需求導引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是完全可能的，是合乎社會發展邏輯的。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有理性的智力支持、精神力量和價值導引。這種理性的精神就是社會先進的文化，這種先進的文化代表現代工業文明精神，滿足人們物質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們的主體意識和思想文化素質的同時，也提高人們的價值觀念。在特定社會環境下，文化能夠在社會中扮演建設性角色，表現創造性思考的個人能力。人們是主體而非客體，不應該因為對外部刺激有著預言性的反應而被塑造。文化在生活方式上、信念系統的教導和社會實踐上超越了復制。經歷了這一文化過程的那些人有著改變未來社會發展過程的潛力。約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一種作為選擇性的、動態的、歷史的建立在企業家“創新”精神上的經濟發展理論。他認為經濟的發展變化是由潛伏在經濟發展之下的技術創新的個體企業家的創造性思想所點燃的。企業家通過創新以便擁有來自于發明但還未被其他對手開發出來的新技術和新產品。當下一波企業家創新精神毀掉了前一波市場力量，用一種新的暫時壟斷代替了它前面的市場成果，其結局就是一種持續的創造性毀壞過程。企業家變成了英雄們，任何毀壞企業家精神的東西一定會威脅到經濟繁榮。文化不僅對經濟和社會的再生產是重要的，對他們的成長和進化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對經濟的重要性更深刻的意義還在于，任何一個時代經濟的發展，最終都離不開先進文化的支持。經濟發展離不開人們的思想觀念的更新，先進的文化引領著經濟健康發展的方向和擴充了經濟活動內容、形式和績效。現代文化品牌、文化產業和文化活動無疑是現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朝陽產業、綠色經濟，甚至是某些國家的支柱經濟。在此意義上可以說，重視文化就是重視經濟，抓住了文化也就抓住了未來的經濟。

（三）文化與經濟的利益共贏

經濟的文化價值和文化的經濟價值共同構建著人類兩大文明，規約著人類物質———精神生產及消費，這既促進各自的發展和延續，又導向二者的認同。文化與經濟，作為利益載體常常是不離不棄、相互滲透，彼此交織在一起。文化利益的實現總是間接地與經濟活動、經濟關系或經濟利益發生聯系；而經濟利益的實現也總是有意無意地和文化活動、文化行為息息相關。比如人們穿衣吃飯，本來是滿足生理需要的，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不僅要吃飽穿暖，還要吃色美味香的佳肴、穿時尚前衛的名牌服裝，滿足健康保健和審美情趣。可以說，這些喜好的追求已經滲透在人們追求經濟利益的各個領域中。人們的精神文化訴求也往往以物質性經濟需要的滿足為手段，如人們對電影、音樂、繪畫等文化藝術作品的欣賞，是追求文化利益的內在動力，這就產生了對電影院、音樂廳、畫廊等文化藝術作品的物質載體或附屬物的需要，而這些產品是需要用貨幣購買的，于是，就產生了經濟利益與經濟關系。又如：人們對于音樂生活的豐富需要，只有通過增加音樂產品或音樂活動來滿足，而這些又造成人們對演出場地、音響設備、服裝道具、演奏樂器、唱片CD等衍生物的需求的增長，間接刺激了相關產業鏈產品生產的增長。作為人類生活的兩大必然需求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二者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中相互結合形成動力作用，物質是基礎力量，文化對經濟具有能動、先導和助推的力量。另外，經濟與文化的共同利益還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在追求一定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時，必然包含一定文化利益的創造、追求與分享，因為人們的需要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自然資源利用的有限性、科學技術的先進性等，現代經濟已經不再僅僅是自然經濟了，人們對經濟的需求越來越多地發展論壇是通過“人化”的物品得到滿足，這些“人化”的物品其實就是“文化”的過程，人們在制造這個物品過程中，已經在其中實現了自己的文化利益，獲得了心理上的滿足。另一方面，在實現一定文化利益的過程中，也常常附帶著經濟利益的產生或獲得。文化利益在流通領域中具有商品屬性，并成為文化利益價值一個方面的檢測標準。在商品經濟社會中，文化利益根據供求需要輕而易舉地就會轉化為經濟利益。如藝術家創造藝術作品時是追求一種個人的精神享受，但其作品一旦作為商品交換，他的精神創作和審美價值就會轉化成為社會創造、生產的文化利益，并在這個過程中實現自身的經濟、文化需求與追求。

二、文化與經濟的負相關性———利益互阻

從古至今，人們無不在追求文化經濟價值，并且，這種追求往往與文化經濟價值呈超前、延后或同步的狀態，這就造成其自身的復雜性及其與周邊關系的復雜性。所以，就像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一樣，文化和經濟總體上也是呈現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的正相關性，但同時也有一些負面的效應。經濟發展在促進文化建設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客觀上也制約其擴大的內容和質量，影響其個性彰顯和魅力特色的表現。經濟發展的自成邏輯并不能證明文化發展的自成邏輯，正如生產力是由低向高漸次發展并不意味著文化也是由低向高漸次發展一樣。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各自演進規律的去魅，無疑顯示了兩者關系的復雜性。

（一）經濟發展破壞文化多樣性

現代社會是一個分化的社會，經濟不斷地擴充，滲透到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破壞文化多樣性，增加現代社會的風險性。法蘭克福學派曾經指出啟蒙文化的弊病，即重視技術理性忽視價值理性，強調征服自然、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等。丹尼爾•貝爾在他的扛鼎之作《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認為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分裂成一個斷裂的碎片社會，“分解成技術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領域。這三個領域并不互相重合，也有著不同的變革節奏；它們遵循不同的規范，這些規范將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行為類型合法化，是這些領域間的不相調和造成了社會的各種矛盾”。貝爾認為，經濟無限度地追求效益和生產力，是線性的；而文化則是螺旋式發展，通過個人的經驗和興趣，極力張揚個性，追求自我實現。經濟的發展勢必在一定程度上損害文化的個性，比如，當經濟為了追求利益，將文化作品放在車間的流水線上批量生產的時候，文化作品的個性已經在這種批量化生產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相同的道理，如果放棄這種流水線，那么經濟那種不顧一切追求利潤的態度就會遇到阻力。因此，經濟與文化的利益矛盾便凸顯出來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許多方面，如金錢和資本對藝術的侵蝕，文化利益的工廠化實現方式對創作個性和創作風格的踐踏和消解，片面追求經濟效益造成的對精神文化利益的侵占和支配，使文化藝術淪落為賺錢的工具，也是對人性的擠壓和貶損。這是兩者作為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更貼切地說應該是兩者與生俱來的差異性。除此之外則是由于社會原因造成的兩者之間的差異性所產生的矛盾。

（二）經濟與文化的差異性和復雜性

現代經濟的片面發展，拜物教的泛濫，破壞了人際關系、人的存在模式。正如恩格斯所說，經濟是為人的幸福的活動，人們首先應該解決衣食住行用，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活動。在此，恩格斯強調的是，在人類社會的利益結構之中，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始終并存，只是在社會或者說人們的認識中地位不同。也就是說兩者的基礎利益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兩者的差異性矛盾。經濟影響力與文化影響力常常不同步。19世紀末美國經濟是世界第一，但其后約70年時間，世界文化中心一直是在歐洲。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世界文化中心才逐步轉移到了美國，歐洲才開始承認美國在文化上的主導地位。韋伯認為新教主義在十六七世紀的興起傳播，培育了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和商業敏感性。新教主義尤其是以它的加爾文主義形式，開始將工作看作具有固有的價值。努力工作和賺錢是一種倫理必要，以至于懶惰和無目的是對職責的玩忽職守且忽視個人的天職。對韋伯來說，新教主義的新倫理罷免了會扼殺資本主義發展的宗教道德。在新價值之下，維持資本積累、新工作實踐和市場貿易變得更加容易。宗教創造出了一種被資本主義所接受的社會環境，為經濟組織中戲劇性的變化奠定了基礎。韋伯沒有宣稱新教主義事實上引起了資本主義，但他將它作為其他因素中的重要因素而列舉出來。韋伯將宗教帶進了經濟學，打破了學科界限，在解釋經濟行為時談論倫理和職責。對資本主義的文化批判來說，新教價值是矛盾的，因為它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刺激，就像韋伯所宣稱的，它們是為反啟蒙運動和資本主義的文化反對所形成的。像哈曼和赫爾德這樣的作家，他們在德國反啟蒙運動之中，從出生就在虔信派以及它對個人精神成長的呼吁中被養大的。新教價值強調宗教和自由個體的長期培養，它能夠強調文化思想，且在這些因素中推動浪漫主義的反資本主義。他們具有著很好的雙重影響，既推動了資本主義又抵抗了它，但這反映出有比韋伯的畫面更復雜的文化對于經濟的影響。

（三）文化對經濟的批判和限制

一般來說，先進的、適應現代社會的文化能推動經濟的發展，而落后的、與時代經濟不相符的文化則會阻礙經濟的發展。馬修•阿諾德是19世紀中期的一位突出的資本主義文化學者，他全神貫注于文化以及文化是怎樣對社會狀況施加影響的。他在《文化與無政府主義》一書中展示了文化作為經濟發展的逆境社會補救措施，被資本主義機械的社會關系所困擾，并伴隨著貪得無厭的、俗氣的商業心態。盡管工業化帶來了物質繁榮，但所有經濟階層的生活質量卻遭受不幸，因為商業、工作和物質生產的搶占先機。商業化社會的粗糙構建只能通過自由的、非職業教育來培養市場經濟主體的豐潤圓滿。阿諾德支持一種為所有公民提供自由教育的國家教育系統。他偏愛停留在個人層面，假設培育個人會產生立即的社會效應。他相信一種共同文化會具有社會凝聚力，限制經濟和政治個人主義的不穩定性。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相信通過教育和更好的社會條件能夠提升普通工人的角色素質。在歐文看來，人類本性是可塑的，因為人性對外的善惡控制是開放的———因此它才必須被塑造。設計的社會環境是用來保證人們成為有著健康態度的好公民。塑造個人行為似乎是偏執的和獨裁的，但它的目的是使人們能夠獲得新的能力，在社會中發揮作用。空想家通常批評原子論的個人主義，而秉持一種集體主義者觀點———個人沒有固定人類本性，它需要在一種良性的社會秩序中成長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是社會不平等和分裂的秘訣，因此，它應該被一種新的、有凝聚力的社會所驅逐，這種社會有著存在于歷史和不與先前傳統一致的計劃的文化，且這種文化是需要培育的，文化在此形成了資本主義批判故技的基石。

三、文化與經濟利益矛盾的調解離不開政治

任何社會都是一定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統一體，經濟發展是社會全面進步的物質基礎，政治發展是社會全面進步的制度保障，文化發展則是社會全面進步的精神動力。政治與經濟、文化的利益關系。正如貝爾所說，社會分裂成了技術經濟、政治以及文化三個獨立的部分，但是我們不可否認三者之間的聯系。因此，有必要對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梳理。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文化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經濟和一定的政治決定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經濟和政治，給其以深刻影響，這已是唯物辯證的固有定理。知識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使文化日益滲透到經濟、政治生活中，且與經濟、政治的選擇互為決定、互為條件、互相融合，并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任何社會全面進步首先要求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發展質量，而文化是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精神推動力。同時，社會這個大環境的存在也為經濟和文化提供了一個載體或依托，使經濟和文化有了存在的基礎。文化可以說是全方位地滲透、貫穿于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各個層面。就文化與經濟的關系而言，文化或成為經濟發展的智力支持、精神動力、人力資源，或體現為間接的思想指導和深層精神支撐以及社會心態認同，或為經濟發展創造文化環境、歷史背景和價值選擇，或承擔起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內在整合功能。在社會整體性結構中，經濟、政治、文化三者體現為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三者在發展機制上呈現出了相關性，因而文化的發展必須與政治上的先進性、經濟運行的合理性保持一致，才能起到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社會學家卡爾•波蘭尼認為資本主義時代市場的擴張并不是自發的物質和技術的結果，而是被國家嵌入了。市場已經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就存在了，它能夠擴張進雇傭勞動和金融交易僅僅是在過去的制度被拆除或改變的時候。資本主義經濟只有通過政府努力創造和保護市場貿易需要的條件才能保持。理論框架上還要把社會關系考慮進去，就像市場能夠被從社會環境中挖掘出來一樣，對社會關系的忽視總是會帶來一定困難的。到20世紀，資本主義更加粗糙的本質通過社會政策和福利國家被緩和了。波蘭尼認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項目結構上被設計，但社會計劃的福利政策的悠然出現是很諷刺的———自由放任主義被計劃了，社會主義卻未被計劃，他的思想主旨是觀念和計劃對經濟事務施加獨立的影響，政府通過操控“看不見的手”消融文化對經濟的掣肘。凱恩斯在他的貨幣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中意識到來自于錯誤理論構建的觀點會造成對經濟發展的梗阻，因此需要政治手段去消除障礙。像長期失業這樣的問題，凱恩斯觀點一旦被政府理解，就可以運用他的政策來解決。鑒于文化與經濟關系的復雜性，在歷史唯物主義中，大的經濟和社會變化需要依靠生產的新力量和更適合于早期生產方法的舊制度之間的沖突而產生。最終，物質利益成為主流，存在的舊制度被新的與物質生產基礎相適合的制度所代替。物質生產是歷史的馬達，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必須開始于物質利益之間的沖突和緊張，政治有能力導引文化和意識形態最終統一于物質利益。綜上所述，為了更好地促進社會的發展，我們必須正確地看待作為人類文明發展兩大車輪的文化與經濟的關系。現代經濟的復雜性表明很少有某種理論具有普遍的相關性。經濟由于與生產、分配和消費相關，不可避免地有物質維度，不能完全按照觀點、信念和價值運行。另一方面，文化通常被賦予了理想主義的解釋，將它與物質世界分開，但在實踐中，文化在它所有的定義中都需要物質支撐。文化思想不應該只依賴主觀觀點，經濟也不應該只依賴物質客體。文化和經濟復雜關系可以說不可能沒有政治介入。

作者：于健慧 南麗軍 單位：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黑龍江省行政學院 東北林業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