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大利學者的論述給西方現代美學以深刻啟迪

真、善、美不是統一的，美學不再研究“美”，它有自己的研究領域，但在思想價值上與哲學相當，已經成為２０世紀西方學者的共識。海德格爾就十分注重對文學藝術思想性的闡釋，他認為：當人們用智能代替精神，用知識代替對存在的把握，“存在”也就不再存在，也就造成了精神的淪喪。在把握真理方面，“只有詩享有與哲學和哲學運思同等的地位”。而詩與哲學的區別僅僅在于“詩乃是存在的詞語性創建”，它不是對某種思想的反映或說明，而就是獨具一格的“思”。但可惜的是，現代西方美學觀念在比較文學領域很少能得到正確的闡發和運用，以至于許多人依舊認為，美學不過是研究藝術形式的理論小擺設。

二將比較文學與美學捆綁在一起

那些主張文化批評的學者也肯定會不以為然。他們會認為，文學只是文化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與哲學、宗教、政治等文化形式相比，它并沒有特殊地位，它反映文化，復制文化，并沒有與整體文化傳統和氛圍相背離的新東西。所謂美學，也必須服從一定的整體的文化邏輯，跨文化的人類共有的情感思想、想象力及其共通表達和接受根本不存在，比較文學必須建立在比較文化的基礎之上，或者，比較文學必須走向比較文化。由于把文學看成是與文化相同一的東西，有人甚至干脆主張將比較文學的范圍劃定在同一文化或文明的界限之內，取消跨文化的比較文學研究、尤其是平行研究。韋斯坦因就說，他“對把文學現象的平行研究擴大到兩個不同的文明之間仍然遲疑不決”，認為“企圖在西方和中東或遠東的詩歌之間發現相似的模式較難言之成理”，因為“在我看來，只有在一個單一的文明范圍內，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發現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維系傳統的共同因素”。

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有學者認為，在今日社會，流行文化已經取代了過去由文藝獨立承擔的審美功能，藝術已融進人們的日常生活，“美”與生活的邊界線已不存在，文學藝術與文化同質，其獨立價值已消失，甚至有學者認為藝術死亡的喪鐘已經正式響起。既然如此，“為了文學自身的目的，撇開理論的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單純去研究文學。那樣做不合時宜”。有理由相信，從比較文化的宏大視角去觀照文學，或者從一國文學中去透視、判斷其文化的特征，可以將比較文學研究提高到“理論的或政治方面的”的高度，重塑某種神圣的話語權威。但是，“文化”很可能是一個大而無當的字眼，其確切含義還有待學者們的細心考辨。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文學作品中確實包含著政治、宗教、哲學方面的文化內容，在某些文學作品中，這些文化內容還構成了其思想內涵的主要方面，因此，文化研究不可或缺，文學研究也可以服務于其他更宏偉的目標，理應更加深入。然而，當一部作品成為某種文化、尤其是某種正統文化的附庸，其主要內容不過是吆喝某種文化的傳聲筒的時候，它已經很難進入“世界文學”的行列，在異域時空間自由穿梭，構成比較文學的主要對象了。

我們也許應當時刻提高警惕，防止“歐洲中心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沙文主義的狼子野心，但很難想象，諸如莎士比亞、歌德、曹雪芹這樣的一流作家會與某種文化、某種主義沆瀣一氣。當代被商業化、以機械復制為特征的流行文化的“美”的光環與文學作品的美學價值是不是一回事尚需要我們耐心研究，但我們不難論證，文學“反映”的未必是一定時代的流行思想文化觀念，其中的思想、情感、美學價值與某一國度在某一時期內流行觀念文化并非同一關系。文學作品、尤其是優秀作品的核心美學價值往往是叛逆精神或其獨特的思想發現，它不是現成思想文化的容器，尤其是世界文學作品不僅超越了他域的思想規范，也沖破了產生國流行的、正統的思想文化的囚籠。莎士比亞超越了他自己時代的約翰牛，他的歷史觀，他對權力欲望的擔憂，在同時代的人文主義者或皇權主義者那里都找不到與之匹配的對應物，因此，他的劇作在傳播過程中引起了法國人先抑后揚的強烈反應，招來了中國學者經久不息的過度詮釋。歌德超越了他自己時代狹隘民族主義的文化鄙俗氣，把目光轉向遙遠的東方，使他成為他的同時代詩人、哲學家難以望其項背的宙斯，他的《浮士德》也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

《紅樓夢》產生于中國，儒、道、佛等文化也許在它身上都留有印記，如果一個外國人迷醉于那“多情地愛著許多女孩子，又多情地為許多女孩子所愛”的賈寶玉，以為他就代表了中國人，把《紅樓夢》當成了中國文化讀本的時候，他無疑是誤解了中國傳統，但這并不妨礙他欣賞賈寶玉的叛逆精神和曹雪芹的嘔心瀝血的獨創性。在多數情況下，政治、宗教等文化內容是文學的附加值，不是本質內涵。那些世界文學作品往往本身就是一種作家背離了自己周圍的文化、并對之進行批判的產品。偉大作家幾乎都是思想文化領域的逆子貳臣，如莎士比亞所云，詩人與瘋子、情人是一回事，都與眾不同，其作品也一定會逾越文化常規。往往越是非常規的、超常規的、反常規的，就越是世界的。魯迅之推崇浪漫主義惡魔派，絕非是從他們的作品中看到了英國的紳士文化，而是看到了他們“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逆反精神、造反勇氣。偉大作家歷來不是主流文化、正統文化的應聲蟲，也不是大眾文化的傳聲筒，他們之所以受到最廣泛的歡迎，是因為他們不受文化局限，有著最普泛的人類關懷，因此其創作深入到了普遍人性的最深處，表達了他們的深厚同情和非同尋常的見解。從傳統的角度看，文學中的確積淀了文化內涵，反映著一定時代的系統化的理性思想，如哲學、政治、宗教的內容；但從創作的角度看，文學中更重要的文化內核，恰恰是對傳統的反叛、對統治性文化的批判，

是融會在感性描寫中的個人發現。試圖通過文化去解析文學、或通過文學來比較文化是靠不住的，甚至會招致對文學和文化兩方面的誤解。我們當然要進行深入的文化研究，但只是在測量一部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背叛、批判了這種文化，超越了這種文化的平庸氣息，并以此來判斷它有何創新價值、闡釋其獨特的美學價值的時候，這種文化研究才對比較文學有意義。而如果將比較文學的重心乃至唯一目的放到文化附加值的相異性上去，無疑有消解其學科合法性的危險，使其徘徊在“危機”的周圍。事實上，比較文學迄今一直未徹底擺脫危機，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經常有學者所熱衷的是文化，而不是文學，他們急欲向公眾證明，民族、國家之間產生所謂“先進”和“落后”差距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文化傳統的背道而馳。這不禁讓人想起韋勒克曾經的批評：“很多在文學研究方法，特別是比較文學研究方法上的著名人物，根本不是對文學感興趣，而是熱中于研究公眾輿論史、旅游報道和關于民族特點的見解。總之，對一般文化史感興趣。”

三、比較文學首先是一種文學研究

一定有某種相似、相通乃至相同的東西使得跨越民族、國家、文化的文學能夠成為一個統一的屬類，成為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在我們看來，比較文學之所以可能，立腳點在于人。人作為同一個星球上的生靈，相互間心靈上的相通性決定了文學的相通性，這才是比較文學最應當關注的重心。錢鐘書在《管錐編》中開篇即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人心都是肉長的，地域、種族、文化、國家的不同不會改變這一基本事實。所謂西方是色文化，中國是吃文化，西方是罪感文化，中國是樂感文化，這都是針對整體文化的某一相對特征而言，難以落實到七情六欲俱全、“心理攸同”的個人。異質文化間的差距或許是巨大的，但人性卻是相通的，文學總是要表現人的七情六欲及其掙扎，所以從根本上說，文學之間不存在宗教、政治、哲學等文化形式之間那種勢不兩立的尖銳對立，跨文化的文學傳統之間具有“和而不同”的“互文性”，因此相互間可以進行跨越一切障礙的對話，我們可以拿出“世界文學”的眼光和勇氣，進行“打通”研究。文學的相通性呼喚相通的文學理論。

世界性的文學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需要我們拿出勇氣和胸襟將文學中最精華的內涵置于核心位置，去汲取其中本來就屬于世界人民的營養，而把那些屬于特定時代集團利益的東西放在次要的比照的位置。比較文學這一概念本身就提醒我們要有世界的眼光，它不應當臣服于二元論思維乃至斗爭哲學，而應當隸屬于人類的和諧。將文學看作封閉文化的附屬物，用封閉的理論去曲解文學，去盲人摸象，文學就永遠不會有自己的理論。事實上，人們早就意識到文學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屬類了，也早就在呼喚相對獨立的文學理論了，然而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文學理論林林總總，卻大多不是附庸于歐洲中心主義、沙文主義、民族主義，就是從屬于政治理論、社會學理論、宗教學理論、文化理論，語言、形式、結構理論或者某某主義哲學，但卻很少看到與它們有相對關系的、相疏離的理論。這固然表明了文學內涵豐富，對各種理論都具有足夠的魅力，是文學的光榮，然而任何一種理論倘若缺少了立足于其研究對象內核的支點，那么，它的相對真理性就值得懷疑。中國古人嘗云：“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者，吟詠情性也。”文學是作家直接面對宇宙人生的體驗和感悟，它“先于邏輯”、“先于理性”、“先于反思”、先于文化，其核心內涵就是作為美學研究對象的感性價值，因此，以文學為對象的理論也必然首先是一種美學理論。比較文學的立足點也是跨越“東海西海”的別裁、別趣，圍繞文學的核心價值展開美學研究當然應成為它的基礎。事實上，美學與比較文學同為新興學科，關系密切，相互間的碰撞和影響已經有綿長的歷史，美學理論也一直構成推動比較文學發展的力量。在所謂“第一次危機”的過程中，克羅齊、狄爾泰等學者就明確反對“唯科學主義”和“唯事實主義”，拒絕將自然科學的方法用于文學研究，拒絕機械的因果關系論，堅持將文學藝術的美學價值置于研究中心，從而推動了比較文學學科理念的更新。作為一種后起的理論體系，美學和文學一樣，具有反叛和創新的性質，并不附庸于任何其他的文化和“學”，總是從誕生之日起，它就是西方思想家彌補唯理性主義哲學傳統的產物。而美學理論的發展，也受到了文學獨立意識和文學批評的推動而被注入了具體內涵。按照一些德國學者的說法，美學就是一種文學藝術的元理論，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啟蒙時代以來文學活動和文學批評中發展起來的，哲學家康德“為其打下了基礎”，文學家歌德等人為其“提供了關鍵性內容”。

２０世紀以后，文學藝術碩果累累，哲學中心主義面臨挑戰，人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文學有著與哲學平等的價值，有必要將文學作為不同于人類其他活動和產物的一個獨特的學科來加以研究，美學轉向藝術成為主流趨勢，以“美”為中心對象的研究漸漸退出主導地位。文學與美學的契合點在于它們都具有世界觀性質。作家創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創造一個空洞的“美的形式”；異質文化間的文學交流之所以發生，也不在于“美”可以無條件地跨越時空；語言美、結構美之類的形式要素可能會因翻譯而喪失殆盡，而文學的思想精髓卻能薪火傳遞。文學的關鍵內容是它表現的獨具一格的思想內容，是普泛的人生關懷，所以翻譯的、乃至意譯的西方文學能夠促成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和新思想的傳播。在西方，“美學”本身也是世界觀、人生觀轉變的產物，它修補了理性中心主義的缺陷。它在后來所要揭示的中心，也恰恰是文學藝術獨具的思想價值，闡釋其為何具有讓思想沖破牢籠的價值，而不是“理性”的外觀或被傳統所積淀凝固的統一的“美”。美學所要闡釋的是文學所表現出來的思想的獨特價值，比較文學的核心任務之一也是要揭示具體文學現象中所包含的獨特思想對整個人類思想的發展究竟起怎樣的促進作用。忽視思想的力量，美學和比較文學都會成為形式探討的游戲。站在美學價值論立場上，展開對文學藝術的特殊價值的探究，有助于比較文學的深入。歷史地看，無論中西，世界文學所張揚的人的種種價值，無一不針對著群體文化而言。群體文化追求同一，文學藝術表達多樣；群體文化張揚理性、靈魂，文學藝術呵護情感、肉身；群體文化虛設彼岸，背對人生，文學藝術立足此岸，追求現世幸福；群體文化鼓吹“公而忘私”，實質上大私無公，文學藝術珍惜個體，實質上大公顧私，關懷人類。

群體文化要求認同一種主義、一種宗教、一種時尚，一種話語，宣揚人生只有一種可能性，實質上是出于轄制“群眾”的權力野心和少數人的利益操作，文學藝術強調個人，強調創作，強調人生有無盡的多樣性、可能性，實質上是在捍衛人的自由、自我權利和尊嚴。比較文學要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他人的創造，主要的目的應當是學習別人的“活法”，擴大選擇的自由。倘若采用整體文化的眼光去“一分為二”，恰恰是背離了文學的精華，而采用美學理論，實質上就是從“文”的獨特價值的角度切入對“人”的可能價值的研究，去闡發世界文學“啟人思，增人感”的獨特價值。美學理論所指向的是文學的相對獨立性，所闡發的是優秀文學中富含的人類創造精神和針對群體文化的叛逆激情，因此重塑它的指導地位不僅能夠使比較文學研究不至于離文學核心價值太遠，而且具有緊迫的當下現實意義。在“全球化”的當代背景下，資本裹挾著某些強勢文化進行全球化擴張的今天，運用美學思維，緊扣文學叛逆價值去發現、研究對整體文化進行批判、反思的文學現象和優秀作品，無疑有助于以“拿來主義”的態度去擷取世界文學的精華、充分把握某些強勢文化及其背后國際資本的狼子野心，美學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質，準確理解其基本的內涵，有助于我們抓住文學藝術的根本特性和價值。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其研究重心同樣不可能僅僅是一種簡單的文化比較。比較文學的主要目的應當是打開一扇通向世界文學的窗口，從世界文學所描寫的人類共通的種種叛逆激情中獲得經驗教訓，時刻警惕種種具有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的壓抑人性、轄制生命、摧殘個體的宗教、政治等專制主義卷土重來。在全球化的時尚、市場等“美”的文化權力機制君臨天下、潤物細無聲地造就平均化的迷失自我的個人的今天，比較文學研究更應重塑美學的話語權力，在文學闡釋中參與世界文學的意義生成，張揚其中的自由和獨立精神，使之成為一種批判整體文化的文學與文化研究。

作者：孔建平 單位：鹽城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