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稀缺的工廠基址與局促的生產空間

鋼鐵工廠要求生產空間具有起碼的整體性與連貫性，這不僅關乎到工廠的建設成本，對日后廠區管控也有長效影響。地勢的局促加之征地困難，使得內遷鋼鐵工廠所得生產空間條件差強人意。以鋼遷會為例，該廠是抗戰時期重慶最大規模鋼鐵企業，在籌建之初“由于器材運輸困難，重慶附近沿長江兩岸又缺乏平地，反復研究，最后由楊繼曾主任委員決定就在大渡口地區建廠。”瑏瑣從整體地貌來看，該廠選址具有較大的局限性，“現擇廠境內，丘陵起伏、溪澗橫陳。”（如圖２）所劃定的廠區內，“其一部分雖似相當平坦，然前后高低相差亦有１５公尺以上”，“地基比較狹小，而且高低不平相差１—２米，必須搬山填溝。”瑏瑤，除地勢不平外，臨江區域多為硬質土，給施工造成難度。“浮土不及１公尺，以下都為石質，建廠時之土方石方工程，頗為艱巨，需時既久耗費亦多。”瑏瑥同樣受到廠區基址影響的還有供水問題，傳統觀念認為臨江工廠都具有取水方便的條件，但就具體情形而論，江畔地勢和水位變化對于工廠取水又有直接的影響。鋼遷會廠區整體“大抵地勢高出洪水位約１０公尺以上，可無淹沒之虞”瑏瑦，加之“重慶附近在洪水枯水時期之水位相差在３０公尺以上，故取水設備須將水泵裝于斜坡車架或囤船上，視水位之高低而移動之。”“此外又須于高處建筑蓄水池，以保給水之不斷。凡此種種，設備既繁，需費頗多。”瑏瑧重慶區域內長江以南的階地多背山面水，“廠境后為崇高山地，雨水宣泄，向賴廠內溪澗。”為保障排水順暢，“廠境周圍另行開挖明溝。務期暴雨來時，廠地無泛濫之虞。”瑏瑨

二、惡劣的運輸環境與低下的運輸效用

工業運輸的概念異同于一般交通運輸，在考量其線路延伸和運輸方式的同時，還應關注運輸的實際效用。在１９３５年參謀團入川以來，西南地區的交通狀況已有所好轉，線路延伸較為廣泛，輻射區域不斷拓展。但從工業運輸的角度加以考量，在戰爭的語境下，運輸狀況很難對重慶范圍內的鋼鐵企業構成有效支持，從當時鋼鐵行業所主要憑靠的水陸聯運、陸路運輸和水路運輸三種方式來看，周轉線路過長，運力欠缺和路況惡劣的情況均普遍存在。從水陸聯運線來看，重慶為川湘、川陜線水陸聯運之節點，其中川湘線地處川東平行嶺谷構造地帶，整條線路被分為數段，“川湘線全程一千六百公里，其中衡陽至常德三百公里及涪陵至重慶一百五十公里可以利用輪船，龍潭至龔灘一百二十五公里，為人力挑運，其余均可采用木船運輸。”瑏瑩其中伕運部分尤為艱難，且運量有限，“伕運部分現有伕役數千人，每日運量不過數百噸，所以有時不能不利用一部分汽車運輸（自龍潭經行黔江至彭水）后再利用烏江水運，約三百零五公里，此路陡坡急灣（彎），不易通行板車，唯有充分裝置木炭汽車，以補伕運之不足。”瑐瑠而木船不僅運量不敷，且航運條件惡劣，“一為各江水位氣候變化不測，為航行安全，必須隨時等候適當水位，然后順槽放水過灘堤，較不致有虞。

一為纖伕之缺，因川湘原屬古道，自長江開放后，即廢棄不用已數十年于茲，以致各江纖道已多毀敗，必不熟練纖夫，積有多年經驗者，方能勝任。”瑐瑡就運量而言，“彭水至涪陵，現以纖夫七千名即每月可維持數百噸運量”瑐瑢，如此輾轉且艱難的運輸線路，所能轉運的貨物數量十分有限。從陸路運輸線路來看，公路運輸在重慶鋼鐵工業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十分微弱，戰前修通的川黔線“自成都經簡陽、資陽、資中、內江、隆昌、榮昌、永川、璧山，至重慶渡河，再經綦江，而達貴州之松坎，全線共長六百四十余公里。”瑐瑣就運輸效率來考量，該線路“以價值而論，表面似甚經濟，然考其實質路面多系土泥，橋梁涵洞多不完備，一經淫雨則滿道泥濘，陷車滑車，累見不鮮。”瑐瑤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兵鋒席卷緬越，中國的有效外援幾乎斷絕，公路運輸所需的汽油越發金貴。“戰時車輛減少，軍運較忙，故需時較長。”瑐瑥資源委員會所屬電化煉鐵廠配有卡車４８輛，而在車運方面“因滇緬路封鎖，器材進口不多，加之油料困難，故行車較少。”瑐瑦位于江北石門坎一帶的資和鋼冶煉公司，資源委員會加入投資后，改為公私合營的資和鋼鐵冶煉公司。該廠使用涪陵赤鐵礦與貴州錳礦為原料煉成含錳８０％以上的錳鐵，當時錳礦的運輸主要需依靠公路，就運輸的實際效費分析，在資和公司《開采貴州遵義錳礦計劃》的文件中稱“運輸路線由硐上至團溪２０公里，用人力挑運，每擔約２０元。惟因人力稀少，大量運輸甚是困難，團溪至遵義４５公里，雖已通公路，但因貨物較少，覓車不易，現有牛車可雇，每擔４０元—５０元，每噸合８００元—１000元，但速率甚低。”瑐瑧當時資和廠的錳鐵年產量在７３６０噸左右，以１９４３年市價判斷錳鐵每噸售價為１２０００元左右，錳礦運費所占成本接近５０％，效費比之低，成本之高昂，不言自明。

瑐瑨在抗戰時期，工業基礎設施滯后的條件下，鋼鐵工廠多需仰仗水運。從工廠的分布來看，沿河設廠的鋼鐵企業占到近９０％，結合原料產地的分布特征，各廠對嘉陵江航道渝碚段、綦江航道和長江航道渝涪段的使用頻率都很高。但就航道的實際情況來看，通航條件不容樂觀。嘉陵江航道中由重慶北上至廣元一線，“全程七百四十公里，……，全線灘險林立，約二百數十處。”瑐瑩特別是入秋之后，“嘉陵江水位低落，運輸不便。”瑑瑠綦江航道的使用效率直接關乎綦江鐵礦和南桐煤礦能否被重慶周邊工廠有效利用，然而當時“鐵礦及一部分用煤之運輸須憑借綦江河及支流殊多困難，現維由導淮委員會計劃，改良航道，但船只多而載量小，水運問題仍不得謂之根本解決。”瑑瑡資源委員會所建重慶煉銅廠，建址于重慶化龍橋，所需物資大部由該廠木船“分駛三溪蒲河線，三溪趕水線，白石塘趕水線及三溪重慶線裝運本廠所需要一切原材。”瑑瑢而當時“白石塘至趕水一段水淺灘多，普通船只不能行駛，只可用軟板船，枯水時期僅載數百公斤，趕水以下水流較深，然灘礁極多，其間雖建有閘壩２座，但仍有著名之險灘數處，船夫均視為畏途，船只載量亦只有２—５噸。枯水則運量甚微，洪水則洶涌，甚至閘壩滿溢，船只完全停航，此該線運輸之特殊困難也。蒲河至三溪，水程較近，其間建有閘壩３座，水流較為平穩然亦有險灘一處，若旬日不雨，則船只停航，交通梗阻，船只載量５—１５噸。重慶至三溪涌逆流而上，路途較遠，航行期約１５日，順流只五日可達，船只載５—１５噸。源（沅）陵至三溪，該線物料經常由源（沅）陵船運重慶轉運三溪需時３月有余。里程既長時間亦久，經過崇山峻嶺荒僻之區，無論船運背運，均感困難。”瑑瑣從工業運輸的效率來看，耗時較長的水運本以運量見長，而在惡劣的航運條件下，非但耗時愈長且運量亦為一大瓶頸，非但不為在渝工廠的區位優勢，反為其硬傷。

三、高昂的開采成本與粗放的礦料應用

重慶周邊豐富的礦藏一直被認為是抗戰時期該地發展鋼鐵工業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但礦藏的分布僅代表其具有開發潛力，實際開發則要從工業發展的經濟角度加以再考量，礦料的開采與礦藏品質是其間較為重要的因素，它直接決定開采是否具有經濟價值，在鋼鐵工業鏈條的循環過程中能否起到促進作用。就礦料的開采來看，重慶周邊的方山丘陵地貌對于開礦并不理想，以重慶周邊規模最大的綦江鐵礦開發為例，當時綦江礦廠主要有土臺、麻柳灘、大羅壩、白石塘、蘇家井五處，其中土臺礦區產礦額占綦江產鐵４５％。但就開采條件而言，該區不甚理想，在開采地域內的老君閣、石崗壩一帶，“俟坑深路遠，水大難泄，不易開采”，瑑瑤西南各洞“坑遠水大，開辦困難”。瑑瑥整個礦區受到地勢限制，給生產帶來頗多不便，童書德在《綦江鐵礦事業概況》中稱“惟土臺位在高山，限于天然障礙，運輸工作極感困難。由田壩至小魚沱，共有坡道五處，各置絞車１座，敷設雙軌。安置鋼絲繩，重車下行將空車帶上。惟１２華里之坡道，連接三層，凡２０００米，至為險峻。每坡設開車工人１人、會車工人３至４人不等。

茲為大量超運起見，則非將各種設備改善不為功，最近已在計劃中。至白石潭運輸，以山路崎嶇，人工背運，運量頗少，另辟新道，亦在考慮。”瑑瑦劉剛在《建設大渡口鋼鐵廠》的回憶錄中也指出，綦江鐵礦開采困難，多為雞窩形礦，礦區多山，成品運出多有不便。瑑瑧開采難度直接影響到各礦的產出，提升了礦山成本，使其開采和運轉所具有的市場價值大打折扣。就礦料的品質考量，重慶周邊各地所貯礦產成分各異，部分礦藏合金比例存在先天缺陷，而“重慶之煉鋼廠數家，其設備大致相同，出品因亦類似”瑑瑨，難于適應多元化的礦料運用，而無區別的利用又導致了額外的硬件消耗和動力損失。就煤礦而言，在渝鋼鐵企業普遍使用的南桐煤含硫較高，且多為有機硫，難以迭洗，瑑瑩在燃燒過程中所產生的三氧化硫對鍋爐低溫受熱面具有較強的腐蝕作用，并且加速鍋爐結渣過程，導致不必要的原料浪費。當時電化冶煉廠所用之煤礦采購自“蒲河及南川一帶”，在使用的過程中“惟該區產煤含硫均嫌過高，不適冶煉應用。”瑒瑠從鐵礦來看，品質各有異同“直接影響鐵中隣質之多寡，間接影響煉鋼之方法。川中各地生鐵，除綦江所產大部為高磷鐵外，其余各地生鐵，大部含磷在０．２％至０．３，含錳則多在１％以上，因為菱鐵礦中含錳當較多。”瑒瑡遍查當時鋼鐵廠所裝備的煉鐵設備，煉鐵爐多為１０至１５噸的小型煉爐，若遇含磷、鋁等成分較高的鐵礦砂，爐渣沉淀比率增高，不僅難以有效提取有效成分，且常常造成不必要的燃料損耗。當時“陵江、人和、蜀江之菱鐵礦含氧化鋁甚高，致爐渣含后者之成分，通常在１８％以上，使爐渣流動性減低。……，資和、興業所用之涪陵赤鐵礦，含氧化鋁亦極高，故爐渣普通之氧化鋁量，均在２２％以上，使爐渣粘著性極強，消耗額外量之焦炭。”瑒瑢故而重慶周邊的礦質決定了這一時期的礦料應用停留在較為粗放的階段，影響產品品質的同時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

四、結語

通過研究我們發現，之前的論著對抗戰時期重慶的工業區位條件的判斷過于樂觀，重慶的地形地貌，工業運輸和工業原料等要素都對鋼鐵工業發展構成阻滯，而抗戰時期的特殊語境使得重慶固有的工業區位缺陷愈發明顯。就重慶的地貌特征來看，重慶錯落的地形特征和破碎的地貌使得工業用地緊張，抗戰內遷帶來的工廠數量的激增加劇用地矛盾，工廠征地困難重重，所得基址亦不理想，廠區的地勢與水文條件都使得生產空間變得惡劣，加大了在渝鋼鐵工廠的初期運作成本。“地攜兩江，運輸便利”的觀點是在忽視運輸線路通行條件和實際運力的語境下得出的。從當時對工業原料提供支持的運輸線路來看，雖然線路延伸較廣且腹地物產豐富，但在惡劣通行條件下，依靠落后的運輸工具并不能對鋼鐵工業構成有效支撐。重慶周邊所分布的礦藏，無論是從開采條件還是從礦料品質而言，都不構成抗戰時期鋼鐵工業的原料區位優勢。重慶周邊礦場受地勢影響，在當時的條件下發掘與開采都較為困難，居高的成本嚴重影響了開發的市場價值。就礦質而論，重慶周邊所藏煤鐵所含金屬比例各異，而在渝鋼鐵企業設備單一，技術水平亦為有限，難以有效利用，并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作者：曾濰嘉 單位：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