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度

從批評實踐的具體方式來看，吳義勤文學批評的深度叩問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文本的深度解讀來實現的。實際上，深入細致的文本解讀已經成為吳義勤文學批評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征，正如有學者指出：“在吳義勤的文學批評中，最為值得重視的就是他對文本的重視。”在新潮小說的批評中，吳義勤對蘇童、陳染、斯妤、徐坤、魯羊、韓東等作家的小說進行了深入的解讀，在新生代小說的批評中他又完成了對畢飛宇、李洱、艾偉、荊歌、戴來、刁斗、郭文斌、張學東、劉玉棟、朱文穎、李浩、賣家、曉蘇、謝宏等作家小說的細讀，從而使他的文學批評深深植根于文本的解讀之中。近年來，吳義勤對短篇小說的解讀也是值得關注的，對范小青、蔣一談、曉蘇、楊帆等作家短篇小說的闡析都給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比如他對范小青的短篇《接頭地點》的解讀，對小說表達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人性變化的深層主題的闡釋可謂入木三分，讓人回味無窮。在對文本的深度解讀之后，吳義勤把批評的目光投向了對短篇文體的深度思考“：也許，短篇小說的力量，絕不在于給讀者提供一種關于世界的終極想象圖景，或是對現實問題的某種思想性定義，它甚至還會有意保留對穿云裂石的意識形態力量的警惕，對宏大敘事式豪言壯語的懷疑。……相比較而言，短篇小說更擅長一種閃電般的切入、不著痕跡的撕扯以及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空白式美學想象—————正如范小青筆下那一次鬼影幢幢的‘接頭’。”吳義勤從批評實踐的角度為當下文學批評提供了一種深度批評的可能與范式，因此其啟示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追求深度的批評向度中，吳義勤的文學批評始終對偏執和狹隘保持了一種警惕，從而為自己拓展了更為廣闊的藝術發展空間。

二、維度

吳義勤的文學批評并沒有因為深度叩問的向度追求而成為生澀、僵化的理論判斷，相反，吳義勤在深度的探析中始終保持了對批評對象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的藝術觀照，使一種對藝術可能性的追尋成為其文學批評的重要維度，正如有學者指出“：在吳義勤的批評實踐中，始終以充沛的激情追問著文學的‘可能性’。探索‘可能性’，是對靜止的、封閉的、保守的文學觀念的反動，他不以成敗論英雄，而是以開放的、包容的、賦予預見性的眼光，審視著包含無限可能性的文學發展狀況和進程。”吳義勤對“可能性”的追尋來源于他對新時期文學的反思，并通過反思這一實踐過程展現出來。一方面，吳義勤總是不懈地在文學現場中探尋蘊含的文學可能性，并以對這種可能性的反思為起點來把握一個思潮、一個時期文學的基本風貌。譬如，他在考察20世紀90年代新生代作家的小說創作時指出：“我覺得，在他們純粹個人化的小說態度和卓爾不群的文本方式中正蘊含了一種嶄新的文學可能性。對這種可能性的確認和闡釋將是我們審視和把握這個新生代作家群體并進而描述整個九十年代中國文學面貌的一個必然的理論前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吳義勤的文學批評總是能夠把批評的對象置放于藝術發展的多元前提下進行反思，并努力發掘和揭示其新的審美元素。另一方面，吳義勤也注重在文學轉型的過程中去辨析和指認文學發展中呈現的可能性，并反思這種可能性之于新時期文學的意義。比如，他認為1980年代先鋒作家走向90年代的轉型是一種新的藝術可能性的生成過程“：這是一次意義非同尋常的‘轉型’與裂變，是先鋒小說‘再出發’和自我反思的宣言。因此，它不是撤退或倒退，不是絕望與墮落，更不是死亡與‘總結’，而是先鋒文學新的審美可能性的自覺發現與公開命名。……這種轉型也不過體現的是先鋒小說的一種可能性，它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排他的，它并不是九十年代先鋒小說發展的唯一道路，我們不能把它絕對化。事實上，我們看到，在九十年代先鋒小說的自我調適是多維度的，既有蘇童、余華等作家對先鋒小說‘形式主義’策略的主動偏離，也有著對先鋒形式一如既往的堅持與探索。他們之間本質上并無高下優劣之分，只不過各自代表了九十年代先鋒寫作的兩種不同可能性而已，他們從不同的方面賦予先鋒寫作以新的意義，并為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學提供新的審美經驗，他們的存在都將被歷史證明是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

正是在這種可能性追尋的批評維度中，吳義勤對整個新時期文學進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尋求對其價值評估的多種可能性“：長期以來，我們對新時期文學的評價實際上都處于一種‘同步’‘、共謀’狀態，評價者就是新時期文學的參與者和實踐者，這就難免產生激情遮蔽理性、主觀淹沒客觀的弊病；另一方面，新時期文學其實是一種‘速成’的文學，它是中國文學與西方幾百年文學成果‘雜交’的產物，不僅新時期文學本身需要沉淀，而且對新時期文學的閱讀和評價也需要更長的‘時間’距離和更廣闊的參照視野。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覺得，我們對于新時期文學的認識和評價需要一個‘再認識’與‘再評價’的反思過程，而這個反思‘過程’的基礎和保證就是‘三十年’的時間以及批評主體‘世界性’文學視野的確立。”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在多維的視角中探尋新時期文學新的審美可能性的存在，在多元的背景中呈現新時期文學的“真相”，反思新時期文學的藝術經驗和文學史意義，已經成為吳義勤文學批評的重要特征和價值取向。同時，在我看來對“可能性”的追尋也是吳義勤文學批評的一種態度，而這種批評態度在新時期文學批評中是值得關注的。長期以來，對于正處在“進行時”的新時期文學，不少研究者往往持一種較為簡單的判定，這種判定要么建立在印象式的總體評估之上，要么基于與中國現代文學、西方文學等粗線條的、掃描式的比較判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相對單一、非此即彼的區分。而吳義勤卻以對“可能性”的探討形成了自己的一種基本批評態度，那就是把新時期文學理解為多元的和發展的，在開放的視閾中試圖從多個角度探尋新時期文學新的審美因素生成的可能性，以走進文學現場的方式盡可能地貼近文學發展的場域，用幾近陳述的批評話語方式努力還原文學發展的真相，正如他在對新潮小說批評時所說：“我真實的意圖只是通過對一個文化現實的陳述，讓我們從文學的烏托邦幻想中走出來，正視文化轉型期文學的實際境況。”近年來，吳義勤所進行的新時期文學“經典化”問題的探討以及圍繞該問題進行的系列批評，也是這種批評態度的重要體現。面對既已存在和不斷生成的、極為豐富的新時期文學作品，吳義勤的文學批評力圖在多元背景下探討新時期文學“經典化”的可能性，以“經典化”的方式消除經典視野中的盲區，以對文學敬畏的心態來審視新時期作家作品的歷史地位，在走向世界文學的場域中關注經典生成的同步性，思考新時期文學“經典化”之于當代人的歷史意義。在我看來，吳義勤絕不是要顛覆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概念，也不是以“經典”的名義去抬高新時期文學，而是對新時期文學可能性探討的一種方式和途徑，以反思經典的方式去考量新時期文學發育、生成和積淀的思想經驗、審美經驗與藝術經驗。而這一點，卻時常遭到一些學者的誤讀。退一萬步說，即使新時期文學真的不存在“經典”，那么也并不妨礙我們從“經典化”的角度去檢視和考量它。新時期文學的“經典化”既是一個復雜的理論問題，需要從“經典”的相關理論上加以分析和探討，又是一個具體的批評實踐問題，需要廣泛、細致的作品闡析，并通過闡析使作品帶著“經典”概念的可能信息更多地走進讀者接受的視野；既要有宏觀的文學史視野，把新時期文學置放于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加以觀照，又要有微觀的“文本”視野，即根據文本說話。顯然，吳義勤的文學批評在這些方面的探討與實踐都是引人注目的,這無疑對于新時期文學的“經典化”和以此為基點開展的新時期文學的深入研究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在這一過程中，吳義勤文學批評所保持的對“可能性”追尋的批評維度以及在此基礎上表現的批評態度，都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三、限度

無論是深度叩問的批評向度，還是“可能性”追尋的批評維度，我們都可以看出吳義勤的文學批評重在文學的審美批評，警惕“文學性”之外的言說，正如韋勒克和沃倫認為的那樣“：文學研究應該是絕對‘文學的’。”當然，吳義勤也并不排斥以歷史批評的方式進行文學研究，他的文學批評只是努力以自己的純潔性保持著批評對象、批評內容的“文學性”邊界，始終抵抗著消費文化背景下各種“非文學”因素的滲透。吳義勤以作品解讀為基點，“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對批評對象的解讀中去，并最終透過單個的文本剖析建立起了一整套前沿的理論體系”，通過對作品的闡析，剖析其創新可能，把握其審美價值，總結其藝術經驗，考量其為新時期文學發展提供的意義，從而使得其文學批評始終保持在“文學性”的限度以內。在這種批評的限度內，吳義勤的文學批評拒絕一種空泛的和裝腔作勢的批評話語方式，正如他自己認為的那樣“：批評主體對批評對象要有認真、務實的態度，要有大量的閱讀和深厚的理論準備，要在扎實研究的基礎上有的放矢地進行批評，而不是信口開河地進行空洞的說教或理論的販賣。在這方面，九十年代文學批評的經驗和教訓可以說同樣深刻。”那種“空洞的說教或理論的販賣”的批評往往以嚴肅的面孔或理論的玄奧掩飾批評主體對文學“真相”的疏淺考察，遠離了鮮活的文學生態，實際上并沒有抵達文學批評真正的“文學性”場域，即使一時能濺起某種話語的喧嘩，也只不過是一種文學批評的泡沫。吳義勤文學批評的限度在很大程度上還表現在它是一種“分內”的批評實踐。批評家弗萊在其名著《批評的解剖》中指出“：如果批評家們都能做屬于他們分內的事，那么他們勞動的社會的和實踐的成果就會呈現出來，而且日益變得明顯。”弗萊的言下之意表明，批評家并不是都做“分內的事”，而正是一些批評家“分外”之舉，導致了其批評價值遭到了社會的質疑。看來，做分內的批評一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于當下的文學批評來說，這個問題或許更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注，在我看來批評家不做“分內”的批評已經成為制約當下文學批評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批評主體的增加，批評文章的增多，文學批評的現狀似乎并沒有得到某種程度的改善。其實，我們不難看出，由于種種原因特別是某些欲望、利益的驅使，不少批評者往往借文學批評之名尋求文學批評之外的意義，正如童慶炳指出“：現在有一些批評家只聚焦于文學事件和文化事件，而很少閱讀和研究當代文學作品，有的批評家甚至公開宣稱他不讀某個作品也照樣可以批評，可見這種批評家所關注的不是作品的性質和價值，而是圍繞作品周圍的世界。這種批評，其目的不過是商業炒作，把人們從作品的思想與藝術引開，這種批評也許對商業有意義，但是對真正的文藝批評毫無意義”。

這或許是一個時代的社會問題，但問題在于，文學是需要生命體驗的藝術，任何虛偽的批評形式或許有助于批評主體其他利益的獲得，但對于真正的文學批評來說從來都是真偽分明、毫無益處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批評的分內與分外區別就不簡單是一個批評方式的探討，而是一個關乎批評價值及其實現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吳義勤的文學批評以一種低姿態的方式靠近文學自身，以對文學的敬畏介入文學現場，以生命的體悟去追尋文學前行的可能性，潛心專注，踏實本分，努力使文學批評保持一種純凈的面孔，而且僅僅是在之于文學的意義上尋找文學批評的價值。在我看來，吳義勤這種“文學的”“分內的”批評限度來源于他對文學的一種信仰。盡管信仰是一個很宏大的概念，但我仍把它視為吳義勤文學批評一切的出發點，因為吳義勤的信仰不僅是對于文學的一種信念，而且是一種具體的對于個體生命的一種承諾，對于文學批評的一種理解。“那些偉大的文學與偉大的心靈，映照出我的渺小與卑微。我感到了一種恐懼，這種恐懼使我一步步地遠離了我的作家夢想，但是卻培養了我對文學的敬畏與信仰。當然，恐懼與敬畏并沒有奪取我對文學的熱愛，正是熱愛使我無法離開文學，只不過，我需要尋找另外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文學的愛。”文學批評就是吳義勤選擇的方式“：在我看來，文學批評首先是一種職責。它是一個熱愛文學的人對于文學的一種愛的表達。沒有對于文學的尊重，就沒有文學批評，起碼沒有優秀的文學批評。……一個人既然選擇了批評，那就應該有勇氣承擔這種選擇帶給你的一切。成敗榮辱，花開花落，都只是一種考驗。因為，對于批評家來說，除了對文學的忠誠，你幾乎無需在乎其他任何東西。”從這字里行間的真誠，我們能感受到一種對于文學的信仰與忠誠，這或許正是吳義勤文學批評來自于生命本身的源泉，來自于精神世界的動力，而這也正是一個真正的批評家所必須具備的藝術品質，因為“藝術是自由的女兒，它只能從精神的必然性而不能從物質的欲求領受指示”。對于文學的信仰與敬畏，對于文學批評的選擇與承諾，使得吳義勤的文學批評以決絕的姿態拒絕夸夸其談的言說，拒絕故弄玄虛的評判，始終平靜而堅定地保持著“文學的”“分內的”的批評限度，以不輕狂不浮躁的風格虔誠地訴說著對于新時期文學的認知和判斷，這或許是吳義勤的文學批評帶給我們的另一種啟示吧。

作者：郝敬波 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