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代文學”概念的分裂

“當代文學”最早使用時僅僅用來描述建國后十年的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然而隨著時間的不斷拉長，“當代文學”的內容不斷擴充，逐漸改變了“當代文學”的面貌，使它最初的屬性變得模糊不清。尤其80、90年代以后，思想空前解放，學術界也異常活躍，各種思想與方法不斷碰撞、沖突、融合，舊有的標準已很難用于衡量層出不窮的文學新形式，日新月異的文學實際也遠遠超出了最初理論預設的范疇。“當代文學”似乎僅僅成為一個名稱的存在。因此，當眼光敏銳的學者從眼花繚亂的文學理論與現象中抽身回望時發現過去理所當然的事情如今疑點重重，經不起推敲。1985年，唐弢在《文匯報》上發表了《當代文學不宜寫史》的文章，提出了對“當代文學”合法性的質疑。唐弢認為，歷史是需要穩定的，文學史也同樣。就目前而言，當代文學仍然處于發展變化的階段，并沒有經過時間的沉淀、篩選、淘汰而穩定下來，雜質并沒有完全汰除，線索與規律也并不明晰，仍不具備寫史的條件。因此古代、現代文學才宜于寫史，而當代文學是不宜寫史的。他建議用“當代文學述評”來取代“當代文學史”的稱呼。學者們對唐弢的論斷反應強烈，對“當代文學”存在的問題也各抒己見，莫衷一是。無論是從學科范疇探勘“中國當代文學”，還是以文學史角度審視“當代文學”，其概念內涵存在著諸多含混之處，有許多經不起推敲的盲點以及模糊不清的敘述。隨著歷史的發展，文學的嬗變，“當代文學”學科建制的明晰化，這一概念的曖昧不明逐漸顯現出問題與漏洞。首先對“當代文學”概念的爭議很大部分是來自于對“當代”一詞的不同闡釋。一些學者認為“當代文學”中“當代”指“當前”“當下”，“當代文學”也就是指眼前正在進行的文學。任何時代的文學在其時代之內都可以稱之為“當代文學”，不同時代都會有屬于各自時代的“當代文學”。所以“當代文學”并不是一個確指的概念，而是具有普泛性、流動性的概念。

“所謂當代文學，首先是指當前的文學，也包括在時間上與當今相銜接在性質上與當前文學屬于同一范疇的文學。”如果把當前十年、二十年的文學看做“當代文學”無可厚非，然而現如今“當代文學”已經具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還能稱為當前的文學嗎？同時，下限的不確定也給“當代文學”帶來不小的問題。“當代文學”是指1949年以后的文學，沒有下限的規定意味著隨著歷史的發展，之后的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的文學歷程都將屬于“當代文學”的范疇內。那么“當代文學”的性質該如何確定，如何整體把握50年代至今的文學，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學史的敘述是否能夠涵蓋80年代以后的文學活動，這些都成為學者們繞不開卻解不了的疑問。此外，流動的“當代文學”無疑為“當代文學史”的書寫增加了難度。不斷出現的優秀作家作品會不斷挑戰著已經書寫完畢的“當代文學史”。每出現優秀的作品或作家多少都會改變之前的作家、作品在文學史中的地位，這就意味著“當代文學史”要不斷被推翻，不斷被重寫。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當代文學”的設定僅指在“社會主義”歷史語境下的文學創作，也即大陸的社會主義文學，那么港澳臺地區以及海外華文的作家、作品一律被排除在“當代文學史”的書寫范圍之外。這樣的文學史格局顯然已經不適宜當下的文學實際。“當代文學”一直遭人詬病的原因還在于“當代文學”帶有過于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內涵。“當代文學”是伴隨著新中國的誕生而出現的，其社會主義性質早在形成之初便已經被明確定性。洪子誠對“當代文學”概念生成的闡釋最能說明這一問題。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制度建立，“新文學”這一概念已經不適宜用來指稱1949年之后的社會主義文學，于是便有了“現代文學”對“新文學”的取代。“‘新文學’概念（或‘新文學史研究’）被‘現代文學’（后‘現代文學史研究’）取代的過程，也就是“當代文學”概念（或‘當代文學史研究’）生成的過程。甚至可以說，這種‘新文學’與‘現代文學’概念的更替，正是為‘當代文學’提供生成的條件和存在的空間。”“當代文學”是以毛澤東《新民主主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導方向，在左翼作家們不斷制約、批判中建立的規范下逐漸成長起來的。正如洪子誠所說：“‘當代文學’概念的提出，不僅是單純的時間劃分，同時有著有關現階段和未來文學的性質的預設、指認的內涵。”這種理論設計先行的理念導致最初有關“當代文學”的想象根本無法適應不斷出現的文學現象。如今大量出版的有關“當代文學史”的著作也加重了人們對“當代文學”變革的決心。各種“當代文學史”著作大同小異、千篇一律，不得不承認與已有的“現代文學史”著作有著不小的差距。許多“當代文學史”著作都是沿著相同的套路書寫而成，多以時間為脈絡羅列大量資料，根據有關文件的指示，對“當代文學”的歷史進程作符合意識形態和政治要求的描述和評價，看不到應有的獨立學術品格和精神。文學史著作成為了另一種版本的政治史，文學的藝術發展規律和脈絡被淹沒在政治改革之中。

二“、當代文學”可能的命名與闡釋

“一體化”時期“當代文學”依據強大的政治力量而取得暫時的合法性地位，然而進入80年代之后，文學觀念的多元化，文學形態的多樣化，學科規范與評價標準的變化使人們對“當代文學”產生了種種質疑。“當代文學”概念的分裂使“當代文學”的合法性地位遭到挑戰。面對越來越多可能的命名與闡釋，“當代文學”究竟該何去何從呢？朱寨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中對“當代文學”做出了自己的解釋，使“當代文學”成為了具有明確含義的概念。他將“當代”界定為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為開端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結束這段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即為“當代文學”。“這里的當代不是指當前的意思，而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當代文學的命名，主要是為了與其前后相銜接的現代文學和新時期文學相區別。”之后，洪子誠在《當代文學概說》表達過類似的想法，他把50年代至80年代這一時期的文學稱為“當代文學”，將這一階段的文學定性為工農兵文學。這一時期的文學是誕生于40年代初的延安時期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占據支配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受到挑戰并逐漸被削弱。一些學者從“當代文學”指當前進行的文學活動的觀點出發提出應當將“當代文學”看作是“文學批評”的概念。“實際上，‘當代文學’與其說是文學史概念，不如說是文學批評概念，是活在當代的大致三代人對自己可以直接與之發生現實交往的文學存在的稱呼。任何一部介紹當代文學發展的‘當代文學史’都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都不是從史的角度對一段業已完成的文學的充分敘述，而是從批評的角度對身邊正在進行的文學的相對比較系統的描寫。”許多學者贊同此類觀點，認為應當將“當代文學”看做是與生活同步的文學批評概念而不應該是文學史的概念。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當代文學”，每個國家、每個歷史時期根據自身文學發展的特點都有屬于自己的“當代文學”。

“當代文學”應當是指處于不斷變化流動的文學現象，而不是固定的確指概念。越來越多的學者以宏觀的、歷史的眼光重新審視“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歷史發展進程。取消“現代文學”的下限規定，將“現當代文學”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成為許多學者努力的方向。最早提出這一想法的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題為《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文章，在學術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從宏觀上重新考察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發展脈絡，將這一階段的文學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從而取代一直以來“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分裂的研究局面。在他們看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是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并最終完成的持續的文學進程。他們試圖從世界文學的大格局中重新審視“中國現當代文學”，認為此一階段的文學是從內容和審美風格等方面具有啟蒙性質的持續進行中的文學。這種宏觀考察“現當代文學”的整體意識為一直困擾著學者們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分期問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郜元寶從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角度提出“中國現代文學”開始于晚清時期，并沒有停止于1949年。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追求始于晚清，1949年之后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現代性樣式，直到今日都還未結束。無論是十七年、文革文學還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學其實都是晚清以來中國文學現代性追求的延續，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可以統一于“現代”之中，所以以往所謂的“現當代文學”應該被稱作“現代文學”。陳思和提出了“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的想法，試圖消解“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這兩個已被約定俗成的學科概念。一直以來，我們將政治作為評價文學的標準，因此將本來完整的“新文學”劃分成為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兩個學科。然而這種人為的劃分造成兩個時期的文學都不能形成各自完整的體系，妨礙了學者們的深入研究。他重新梳理“現代”“現代性”等幾個詞語的學科概念，完成了“現代文學”對“當代文學”的合并。陳思和認為“現代”并不只是一個時間概念，更是一個和世界性因素聯系在一起的時代概念。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的現代運動一直到今天都沒有結束，因此“現代文學”也應當是包含了1949年之后并直到現在的中國文學。

“現代文學”本應是一個包容性強、范圍廣的學科，而不應被人為地限定在某一范疇之內。“當代”是包含在“現代”意義里的，用來指當前發生的文學實際是比較合適的。談蓓芳則認為應該將90年代作為當代文學的開端。1949年之后的文學依然延續著抗戰爆發之后所建立起的原則，并沒有形成與之前不同的新原則，同時1979年之后文學對人性的召喚和直面慘淡人生的傾向正是向二、三十年代文學傳統的回歸。而90年代之后的文學以“文學回歸自身”為主導傾向，在已有文學成就的基礎上取得了更多的突破。90年代的文學題材越來越廣泛，對人的心靈活動的展示更為細膩，對藝術價值的追求更為強烈，對人性和人的生存困境的描繪更為深廣，與讀者的距離更為接近。90年代的文學已進入一個異于“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時代，可以當做“當代文學”的開端。許志英在《給“當代文學”一個說法》中提出中國從古至今的文學，應以1917年為界，分為“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兩大時期。他首先說明了“近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區別，提出“近代文學”并不能歸入“現代文學”范疇內，進而表明“現代文學是從內容到形式，都具有真正現代意義的文學”。在文學觀念上，五四文學樹起“人的文學”的大旗，追求人的覺醒與個性解放成為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主潮。在文學形式上，五四先驅們實現了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白話文成為正式書寫語言的目標。這一時期的文學從文學觀念到形態發生了全面的深刻的“斷裂”。因此，以1917年作為現代文學的起點是正確而合適的。然而之后的文學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出現類似1917年那樣深刻的轉變。“現代中國文學”也是學者們提出的一種新的思路。朱德發一直以來致力于建設一個多元共生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體系來取代受到全面挑戰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他試圖構建一個肇始于晚清的“上可封頂下不封底”的文學史學科，將現代中國歷史生成的文學現象、文學形態以及倡導的文學變革運動、創造各種體式文本的作家都納入考察范圍。“現代中國文學”并不是局限于用“現代性”作為文學評判的標準，而是從“現代中國”的大視野出發觀照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中國新文學、中國通俗文學、少數民族文學、臺港澳文學、傳統體式文學、民間文學等都一視同仁地囊括在“現代中國文學”的范疇內。

周曉明認為隨著“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術研究的深化，中國現當代史的研究和教學體系的完善，“現代中國文學”更符合當下不斷調整變化的研究格局。首先，“現代中國文學”是一個從起點到終點都具有開放性的概念，能夠將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相關的各時期的文學涵蓋在內，這就避免了類似“20世紀中國文學”“百年中國文學”等概念因下限的規定而使研究對象強行終止的局限。其次，“現代中國文學”具有極強的包容性，不分地域、形態、性質，凡是“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發生的文學現象均在此討論范疇之內。接著，“現代中國文學”歷史跨度長，前有過渡性、后有發展性，便于我們對文學史的描述和研究。最后，“現代中國文學”更有利于近、現、當代文學學科分支的重新整合，可以對文學史及交叉學科進行整體研究，解決了一直以來困擾“現當代文學”分期的難題。學術界對“當代文學”合法性的爭議一直沒有平息過，取消“中國當代文學史”這門學科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百年中國文學”“現代中國文學”各種各樣的名稱層出不窮，然而種種提議中并沒有一個可以使大多數人所能接受的方案，甚至許多學者在提出不同意見的同時也并不排斥“當代文學”這一概念。事實上，“當代文學”這一概念的逐漸使用也正是通過“當代文學史”的不斷書寫而確立的。與其說是“當代文學”的命名有待商榷，不如說是我們對“當代文學”不慎重態度致使“當代文學”無法獲得與“現代文學”一樣的合法地位，這也是為什么當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出版之時，有學者感嘆當代文學終于有“史”了。因此，以前輩學者為榜樣，反思自身的學術態度，從紛繁復雜的“當代文學史”中尋找出一條確實可行的道路，書寫具有真正學術品格的“當代文學史”作品，這才是我們當下應該做的事情。無疑，這條道路是漫長而艱辛的。

作者：周丹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