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邊我們說過

韓柳的目的，最先是要行其道，如果不能行其道于當時的話，這才從事著作，以傳于后世。但是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所以也得注意文辭。然文辭如何才能好呢？其方法也是學古。韓愈在他的《進學解》里自己吹自己說：“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柳宗元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里也有同樣的意思，說道：“本之《書》以求質，本之《詩》以求恒，本之《禮》以求宣，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動。”中國的學者要對于社會有所改革的話，照例是用托古改制的方法。如孔子想行自己的學說，然又怕自己人微言輕，所以假托到三皇五帝。現在韓柳想改革那一時代的文學，于是又復古到孔子，他們既以孔子為標的，那末，作文當然也要根據孔子的五經。文宗五經的主張，本發之于揚雄《吾子篇》的“說經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舍斯辯亦小矣”。揚雄的主張，后來劉勰著《文心雕龍》的時候，又大為解釋，在他的《宗經篇》里說的最為透澈。“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系》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以立體，據事制范，章條纖曲，執而后顯，采掇片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鹢，以詳略成文。”劉勰把《易》、《書》、《詩》、《禮》、《春秋》五經的性質解釋清楚以后，又得一個結論說：“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原。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傅銘檄，則《春秋》為根。”他把一切的文章，說是都出于五經。后來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文章篇》說的“文章者原出于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之說，也是由揚雄的主張而來。我所以引證以上幾句話的意思，是想示出韓柳論文的淵源，并可知道他們這些人都是孔源，而揚雄開其先路。所以從揚雄而后，中國的模擬與復古之風大開。我以為韓柳文學批評的淵源，受劉勰的《文心雕龍》的影響為最大，雖說他們不常提到他，所受揚雄的影響，恐怕只是復古的思想。然而韓柳的復古，決不能與揚雄的復古相提并論，因為韓柳想借復古的名義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是一種手段。并且韓愈在《答劉正夫書》里還說“能者無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他要“能自樹立”，自成一家風格，換言之，不去模擬外表之形式。不像揚雄那樣沒有主張，一味地迷古，所以他效《易》而作《太玄》，象《論語》而成《法言》，處處要拿孔子作個偶像，一步一趨地去學，只求形貌的相似，而把真正的精神失卻了。

二、無論是表現自我或是表現社會的文學

在作者寫的時候，都是內中有一種沖突，不得不寫的緣故。E.Bruneliere說“Nostruggle，nodrama”者，固然是為解釋戲劇，然而一切的文學都是這樣。換言之，就是在內我們有一種個性表現的欲望，而和這正相反的，在外卻有社會上種種的束縛與壓迫，結果，苦惱、煩悶，以及一切的不如意事都產生出來了。經文學創作把她表現出來，就謂之文學。這是廚川白村解釋文學的產生的話，而韓愈之解釋文學的產生，也是放在這個基礎上。他所謂說的“不平”，就是內心與外界的沖突，他所謂說的“鳴”，就是表現。他在《送孟東野序》里給我們的比喻的“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撀之鳴”，都是受外界的刺激而始表現。實在人類的文化，就是從這種沖突產生得來的，一方面有生的要求，而一方面又有種種的壓迫，于是人生萬花鏡就展開來了。我們受社會壓迫最利害的，就是經濟，所以韓愈特別把窮苦與文學的關系拿出來討論一下。他的《荊潭唱和詩序》里說“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的確是見道之語。我們看古今中外有幾個真正的文學家不是窮的。正因為窮，才能味嘗到社會上各種人的真正面孔，而給他一種很強烈的刺激，不能不從事于吐露。富人的生活大都是麻木的，從何會有刺激去使他去創作。我們都知道托爾斯泰是生于貴族的，但要不是他后來舍棄貴族的生活而去過那鄉村的貧苦生活，也不能認識人生那樣的深刻，而為世界的偉大的作家。正因為有強大的刺激，才有偉大的文學作品產生，所以韓愈說“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不過，韓愈所說的“鳴”，不但“自鳴其不幸”，還“鳴國家之盛”。本來韓柳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文學，他們所注意的完全是道，他們既然要想行其道于當時，于是不得不拍當時君王的馬屁。韓愈在他的《進撰平準西碑文表》說：竊惟自古神圣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后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柳宗元也有同樣的意思說道：文之用，辭令褒貶尊揚諷論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于用。然開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后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經；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喻，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于《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于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于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于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于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意，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以上的二段文字，是韓柳對于文學的態度的口供。他們認為文章除過“詞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外，沒有別的用處。即令再有別的用途，也就是自己不能行其道于當時的時候，則著述立說，以傳于后世，這是前邊已（竟）〔經〕說過的話。不過這二段文字我們應當注意的有一點，就是柳宗元把文分為著述與比興二類，前者是注重邏輯，后者是比較注重情感，所以他說二者不能得兼。實在，理智強烈的人很難寫一篇情感的文字，反是，情感豐富的人也很難寫一篇條分理（柝）〔析〕的文字。我們不必遠處舉例，即就韓愈、柳宗元而論，他們固然成為文起八代之衰的先鋒，可是他們太注重行為與理智，所以他們的文字，要以純文學的眼光來看，在文字藝術上有價值的很少。然而他們根本就不注重感情，所以我們也勿須怪他。

三、韓柳文學批評的主張

大概已如上述，我們現在把他們的最錯誤的兩點來討論一下。第一，就是混淆了純文學與雜文學。固然他們的目的是在改革六朝時代只注重形式而不注意內容的文學，可是因為太過火了，他們所主張的，我們反不能承認是文章。無論中外，在理論上我們總承認文學只是文學，不是其他的東西，然而批評家們總想把文學作為表彰真理或獲得知識的工具。如果這位批評家是比較喜歡哲學或宗教的話，則他希望文學是哲學或宗教的直覺的表現。如果他是比較理智的，他就認為文學是一種材料去發現心理的事實，或社會史的演變。總之，他們喜歡那一種學問，就希望文學是那一種學問的表現工具。即令如主張“為藝術而藝術”所著名的WallerPater，但我們細讀他的《SludieaintheRenaissance》一書的結論，就知道他所說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意義，關于情感和感覺的用途，給于藝術的還不及給于人生的為多。這原是不可諱言的事實，然而不像韓柳那樣的過火，以致幾乎沒有抒情的文學的立腳點。第二，是拿文學作為宣傳的工具。我們知道文學的目的是在表現，而不是在宣傳，這是世人說舊了的話。易卜生劇作中所描寫的大多是婦女問題，好多婦女就以為他是在提倡婦女的地位，于是去找他對于婦女有什么意見，可是他回答說：“我還沒有想到這一點。”可見他只是表現內心的沖突，并沒有一種先見。如果文學要是表現的話，則你不論什么題旨都好，道德也好，自然科學也好，社會科學也好，甚而至于國家主義，以及三民主義，都無不可。然而這些題旨要以文學的形式去表現的話，就得以文學的標準來判斷，而不得以宣傳的目的來決定。因為表現，只是表現我內心的情感與意象，表現完了，則文學的目的就隨之而終。然宣傳是預先有一種目的，于是只求其如何能達到這目的，至于文學的藝術如何則就不問，所以我們只能謂之宣傳品，而不得謂之文學。如韓柳的目的，只在“詞令褒貶，導揚諷諭”，因為想達到這種目的，于是才去注意文辭，其在文學上的價值，就可想知。所以韓柳的文論，也只可以說是宣傳論，而不能說是文論。

作者：李辰冬（原著） 彭二珂（整理） 單位：湖南科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