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何澤棠 吳曉蔓 單位：華南農業大學人文與法學學院 廣東工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一、“宋人注宋詩”中注釋者的詩學素養

宋人注宋詩中的注釋者偏重于詩學批評的一大原因在于，這些注釋者本身亦擅長詩歌創作，并對注釋的對象十分傾慕，且熟悉其創作風格。任淵《黃陳詩集注序》云：“始山谷來吾鄉，徜徉于巖谷之間，余得以執經焉”［２］（Ｐ３）。可知任淵青年時期曾經接受過黃庭堅的教導，因此對黃庭堅詩歌的創作風格非常熟悉。《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中的重要注釋者趙次公也擅長詩歌創作。宋人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十三《題徐少章和注后村百梅詩》記載了趙次公遍和蘇詩之事［３］。蘇軾之詩，題材廣泛，風格多樣，能將全集和盡，難能可貴。王安石詩的注釋者李壁（字季章），亦是當時詩文名家。南宋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卷四《四靈詩》條云：“水心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章、趙蹈中耳”［４］。另外，真德秀在《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中稱：“其所自作，知詩者謂不減文公”［５］。可見，李壁本人的創作特點近似王安石，因此在注釋時對王安石詩創作特點的評論，往往能發表真知灼見。宋人注宋詩的這些注釋者，不僅本身具有較高的創作水平，并且對注釋對象的創作成就與風格較為熟悉，因此他們首先對注釋對象的詩學價值都予以較高的評價，其次將詩學批評重點放在創作特長方面，下文將對這幾個方面展開論述。

二、“宋人注宋詩”中注釋者對宋詩價值的體認

１．趙次公對蘇詩的弘揚：蘇詩之“不使事”與“自命新意”宋代有些學者對蘇詩有一種成見，即認為蘇詩喜歡炫耀學問、搬弄前代故事、套用前人語匯，創造力不強。如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云：“詩以用事為博，始于顏光祿而極于杜子美。以押韻為工，始于韓退之而極于蘇、黃。……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為詩，而不知詠物之為工，言志之為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６］（Ｐ３２３７）又云：“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余之此論，固未易為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蘇、黃習氣凈盡，始可以論唐人詩。”［６］（Ｐ３２４０）這直接啟發了嚴羽的以“學問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文字為詩”之論。對蘇詩持肯定態度的學者，亦主要是推許其學識廣博、善于用典使事的長處，如曾季貍《艇齋詩話》、曾慥《高齋詩話》、吳曾《能改齋漫錄》都多次討論蘇詩用事的出處。趙次公對以上觀點并非一昧贊同，而是結合自己對蘇詩的注釋提出獨特的見解。他認為蘇詩在創作方面更重要的特點在于取材立意能自出機杼，不蹈襲前人舊意。趙次公常常用“不使事”一詞來概括蘇詩的命意特點。所謂“使事”，即用典，通常包括兩個方面含義：一是“用事”，即用前代故事，主要對象來自于經、史、子這三種文獻類型中的故事；二是“用字”，即用前人的語詞，主要對象來自于集部文獻中前人的詩文作品。二者合起來相當于趙次公所說的“使事與古人語”。趙次公認為蘇詩常常能夠“不使事”，是指蘇詩中不少作品能直抒胸臆，并且自鑄新詞，而無須借助前人的故事或語詞。如《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一詩云：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長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趙次公認為，“此篇并不使事與說，學者謂先生專于使事與古人語為詩。觀此篇乃先生胸次流出，筆下快寫之作。”［７］（Ｐ１４２）其余如《惠崇春江晚景》其一：“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趙注云：“此篇直以意參其畫而書之耳，別不使事”［７］（Ｐ１８４）。《泛潁》一詩，趙次公認為：“此篇不使事語，明熟而意新遠”［７］（Ｐ２０７）。再如《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一篇，趙注云：“此篇不使事、語，亦新造古所未有，殆涪翁所謂不食煙火食人之語也”［８］。這些詩篇自出機杼，命意深遠，實為蘇詩中的精品。趙次公注的此類例子還有《蠟梅一首贈趙景貺》、《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惠崇春江晚景》、《雨中過舒教授》、《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等，篇目尚多，不一一列舉。

２．任淵對黃庭堅詩歌創作理論的推崇作為江西詩派的領袖，黃庭堅以古人的各類作品作為用語的源泉，將其推廣于詩歌創作，從而產生了一個重要影響，使得宋代詩學研究者格外重視探究典故的出處。南宋的許多詩話、筆記都熱衷于探討山谷詩用事的出處，而引領這種風氣的當屬任淵的《山谷詩集注》。任淵在《黃陳詩集注序》中說［２］（Ｐ３）：大凡以詩名世者，一句一字，必月鍛季煉，未嘗輕發，必有所考。昔中山劉禹錫嘗云：“詩用僻字，須要有來去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嘗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注，乃知六經中唯此注有此“餳”字。而宋景文公亦云：“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思六經中無此字，不復為”。故景文《九日食糕》詩云：“劉郎不肯題糕字，虛負人間一世豪”。前輩用字嚴密如此，此詩注之所以作也。在這篇序言中，任淵以唐人劉禹錫、宋之問與本朝人宋祁為例，是為了強調說明自己提出的觀點，即著名詩人在創作中所用的一字一句必有其出處，這明顯是由黃庭堅“無一字無來處”的理論發展而來。值得注意的是，任淵還將這一理論上升到了《山谷詩集注》全書宗旨的高度。“前輩用字嚴密如此，此詩注之所以作也”。也就是說，揭示前輩詩人用字是如何的“嚴密”，探討他們所用故事與語詞的來歷，是詩歌注釋的基本目的。縱覽《山谷詩集注》的主要內容，情況的確正如任淵所述，征引典故與出處，說明其來歷，占了《山谷詩集注》的大部分篇幅。此外，任淵在注釋中還對黃庭堅的“點鐵成金”、“以故為新”、“以俗為雅”、“謀篇布局，曲折成章”、“破棄聲律”、“詩不厭改”等詩歌創作理論進行了闡釋，并且進一步深化［９］。

３．任淵對陳師道詩的總結：“不犯正位，切忌死語”、“直追騷雅”陳師道被視為江西詩派中僅次于黃庭堅的人物，與他同時期或稍后時期的人，常常將黃、陳詩風視為一路。如宋人陳長方《步里客談》卷下云：“章叔度憲云：‘每下一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己、黃魯直作詩法也’”［１０］。這是認為陳師道追隨黃庭堅“無一字無來處”的創作主張。吳坰《五總志》則云：“陳無己見曾子開詩云：‘今朝有客傳河尹，到處逢人說項斯’。雖全用古人兩句，而屬辭切當，上下意混成，真脫胎法也。”［１１］這是說明陳師道亦贊成并擅長“奪胎換骨”的創作方法。莊綽《雞肋編》卷下云：“而陳無己詩，亦多用一時俚語，如‘昔日剜瘡今補肉……’”［１２］。這是指出陳師道詩亦有“以俗為雅”的特點。曾季貍《艇齋詩話》則常常以贊許的口吻探討后山詩中的出典。以上觀點，傾向于認為陳師道是黃庭堅的各種重要創作理論的贊成者與推行者。陳師道雖然推許黃庭堅，甚至在《贈魯直》中說過：“陳詩傳筆意，愿立弟子行”［１３］（Ｐ４８６）。但實際上，二人的詩風存在明顯的不同，黃庭堅強調“法度”、“來歷”，陳師道詩則以更委婉含蓄的手法來表達胸中的深意，即便是使用前人的語詞，也以活用為主。陳師道本人說過，“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１３］（Ｐ４６７）。江西詩派的重要人物潘大臨對此大加推崇。《王直方詩話》曰：“潘邠老云：陳三所謂‘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此語為得之。”［１４］所謂“換骨”，指在學習前人詩法的基礎上加以變化，最終自成一體后，詩藝達到了煥然一新的境界。“換骨”的關鍵，就在于不蹈襲前人之意，富于創造生新。后來呂本中等人強調“活法”，便從中而來。陳師道學習杜詩的態度最能體現他的“換骨”說。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二云：“陳無己先生語余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內，至竊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１５］這說明，陳師道認為學習杜詩，決非從杜詩中生搬硬套各類語句詞匯，而在于領會杜甫立意的高妙之處，襲用而變化之，并且學習杜詩的字法、句法、章法等寫作技巧。作為陳師道詩的注釋者，任淵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首先，任淵作注之前，參考了陳師道詩的編集者、其弟子魏衍的意見。魏衍在《彭城陳先生集記》中云：“竊惟先生之文，簡重典雅，法度謹嚴，詩語精妙，蓋未嘗無謂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見于其中。”［１３］（卷首Ｐ１８）這里魏衍指出了后山詩的法度都是為胸中無限感觸所出了自己對后山詩的獨特認識。任淵在《后山詩注序》中說道：“讀后山詩，大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此詩注所以作也。”［１３］（Ｐ１）在任淵《后山詩注》第一首《妾薄命二首》的注釋中，任淵又云：“或苦后山之詩，非一過可了，近于枯淡。彼其用意，直追騷雅，不求合于世俗，亦惟恃有東坡、山谷之知也。自此兩公外，政使舉世無領解者，渠亦安暇恤哉。”［１３］（Ｐ５）與前文所述任淵注釋黃庭堅詩的宗旨不同，任淵注釋陳師道詩，其重心為闡發后山詩的深遠用意，而不局限于典故的出處。此處任淵以禪喻詩，意在說明陳師道作詩心法之“活”，決非簡單地沿用前人的語匯或意蘊，而是能巧妙地利用前人的詞句或語意，又加以點化，將自己的情感意蘊融入其中，立意往往高于前人。后山詩雖然看起來近于枯淡，實則癯而實腴，命意深遠，甚至于直追騷雅。任淵所云，“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意謂不能只從后山詩的字面、特別是典故的字面出發去理解后山的用意，否則就會流于片面、機械。而發掘后山深意的重要手段就是“冥搜旁引”，意思是反復咀嚼品味后山詩句，特別是其中的典故，將典故的原出處、歷代詩人對此典故的用法與后山的境遇加以對照，剝繭抽絲、條分縷析般地追尋后山詩中的深意。從中可以看出，陳師道為詩，命意之曲折、含蓄、深遠，在黃庭堅之上，二人詩風不可混為一談。任淵通過幾十年如一日的辛勤注釋，向讀者揭示了這一點，對當時的文學批評界來說，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任淵對陳師道的評價，啟發了南宋的詩歌批評界。王偁《東都事略•陳師道傳》云：“（陳師道）為文師曾鞏，為詩宗黃庭堅，然平淡雅奧，自成一家云”［１６］。見解與任淵相似，顯然受了任淵的啟發。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一云：“無己詩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山谷亦有‘學詩如學道’之句。若語意俱勝，當以無己為優。王直方議論不公，遂云‘陳三所得，豈其苗裔邪’。意謂出于山谷，不足信也。”［１７］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六云：“無己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１８］，皆與任淵的觀點一脈相承，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宋人注宋詩的詩歌創作批評

詩歌創作批評是宋人注宋詩的重要內容之一。首先，關于創作方法的批評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等著名文學批評作品中，作者本身就是一流的詩文作家，因此他們總結的文學理論，主要目的在于評論創作方法的得失，以便指導后人創作。其次，宋代詩人本身也很重視詩歌創作方法，如王安石晚年就很重視詩歌的藝術鍛煉。葉夢得《石林詩話》云：“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發”［１９］（Ｐ２６８８）。又云：“荊公詩用法甚嚴，尤精于對偶”［１９］（Ｐ２７０１）。黃庭堅亦講究作詩為文的“法度”，尤重“句法”與“句眼”。再次，前文已述，任淵、趙次公、李壁等注釋者都擅于創作，因此他們較重視宋代詩人的創作方法。詩歌創作方法作為詩歌的表現形式之一，是構成詩歌意義的重要因素，而釋意是詩歌注釋工作首要的目標。因此，從釋意的角度來看，詩歌創作方法本身就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反過來，宋代注釋者研究詩歌創作方法是建立在詳盡地解釋詩意的基礎之上的，比較可靠。宋人注宋詩的詩歌創作批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１．字法、句法、章法唐代詩人杜甫很重視字法、句法、章法的錘煉，對宋詩的影響極大。宋代詩人在杜甫的基礎上不斷地探索詩法，因而受到注釋者的重視。李壁很重視總結王安石詩字法的長處，如《江寧夾口三首》其一“江清日暖蘆花轉”李注云：“晉人以雪花比柳絮，介父以蘆花比柳絮。‘江清日暖’，尤其似者。‘轉’字妙甚，或誤以‘轉’為‘白’，非。”［２０］（Ｐ１１９９）“轉”字將蘆花在暖和的春風中四處飄揚的動人形態表現得淋漓盡致，如果改成“白”字，則令人感覺不到蘆花輕快之美，而顯得凝滯。宋代詩人對句法的錘煉，除了模仿前人句式之外，還有不少獨創之處，注釋者亦有所總結。例如，陳師道《妾薄命二首》其一“一身當三千”，任注云：“白樂天詩曰：‘后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后山以五字道之，語簡而意盡。集中如此甚眾。”［１３］（Ｐ４）此處任淵指出了陳師道詩語言精煉含蓄的特點，常在前人之上。注釋者對章法的討論亦隨處可見，如趙次公就經常總結蘇詩章法結構的獨到之處。如《次韻孔文仲推官見寄》之前四句，“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君如汗血馬，作駒已權奇”。趙注云：“前四句分說我與彼，此一新格。黃魯直云：‘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君詩大國楚，吞五湖三江’。正此格也。”［７］（Ｐ１４４）蘇詩前兩句說自己，三四句說次韻和答的對象孔文仲。古代酬答次韻唱和之作甚多，但像蘇詩這種引起全篇的章法結構，卻是前人所未有的。這種謀篇的方法，還引發了黃庭堅等著名詩人的效仿。

２．對偶對偶是律詩的精義之所在，因此注釋者也很重視分析宋詩對偶的規律，尤其注重總結一些特殊對仗的方式。如陳師道《老柏三首》其三之“輝輝垂重露，點點綴流螢”。任注云：“以露比流螢，此體謂之影對。如無可詩云‘聽雨寒更靜，開門落葉深’，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以微陽比遠燒也。”［１３］（Ｐ２２３）從而解釋了“影對”這種對仗的主要特點，此結論被南宋的魏了翁所吸取。趙次公也總結了蘇詩對偶的特殊方法，如《送牛尾貍與徐使君》中“泥深厭聽雞頭鶻，酒淺欣嘗牛尾貍”。趙注云：“蜀人謂‘泥滑滑’為雞頭鶻。……先生詩有因題中三字而為之對，如以白芽姜對黃耳菌，下以梅黃雨對舶趠風，與今以雞頭鶻對牛尾貍同格，其意自貫，不害為工。”［８］蘇詩以文字為戲，將題中“牛尾貍”三字嵌入對偶句中，“黃耳菌”、“舶趠風”亦屬此例，而一般的律詩無此作法。此詩“牛尾貍”是一種獸，“雞頭鶻”指路面泥滑，僅字面相對，但別有一番趣味。

３．用典用典是宋詩的重要特征，因此也是注釋者的討論重點。趙次公、趙夔等蘇詩的注釋者系統地總結了蘇詩的各種用典之法。在此基礎上，注釋者進一步討論了宋代詩人用典的高妙之處，除用典精切之外，討論的重點還在于用典善于變化。宋代詩人本身就強調用典應加以變化，而非直接襲用，以王安石的觀點較具有代表性。《窺園》李壁注引《蔡寬夫詩話》云：“荊公嘗言：‘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變態錯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故公詩如‘董生只被公羊惑，肯信捐書一語真’，‘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之類，皆意與本處不類。此真所謂使事也。”［２０］（Ｐ１０５０）這段話說明了王安石關于用典的觀點，即應在原故事或語句的意義基礎上融入自己的立意，而非拾人牙慧。李壁以這段言論為指導，指出王安石本人的詩歌創作也常常能體現這一點。在注釋者眼中，宋代詩人用典還有一大特點，即用典故到了最高境界，便如鹽入水，絲毫看不出半分痕跡。如王安石《招同官游東園》中“取魚系榆條”李注云：“《石鼓文》：‘其魚維何？維鱮與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公詩妙處，在使事而不覺使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