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辦高校現階段基于過程導向的管理模式成因分析

（一）過程導向的管理模式是現階段民辦高校的必然選擇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類出于理性的考慮在社會組織的不同發展階段和時期會選擇不同的管理模式，對此選擇不應做價值判斷。正如資本主義制度在其原始積累階段必然會出現“羊吃人”的殘酷掠奪和無產階級的悲慘境遇，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成長要付出的代價。過程管理的核心理念在于，好的過程決定了好的結果，生產和服務過程中每一個節點和環節的質量決定了產品和服務的最終質量好壞。因此，要想控制產品與服務的質量就必須控制住過程。過程管理的實質是通過對過程的控制，從而達到對人的控制。過程管理的具體方法是通過“標準化”、“規范化”和“流程化”的手段，對生產過程、服務過程中的每一個關鍵的節點和重要的環節進行質量控制，從而達到“防患于未然”的全面的、全過程的質量管理。不論是ISO9000族標準體系還是TQM全面質量管理運動，它們共同的理論基礎和思想淵源都來自于美國著名的管理學大師戴明博士的管理哲學。尤其是濃縮了戴明管理學理念精華的14項管理原則和廣泛應用于國內外企業管理實踐中的著名的PDCA管理循環，因其為戴明博士總結歸納，并伴隨日本企業和日本產品在戰后騰飛中聲譽鵲起，故也被尊稱為“戴明環”。PDCA是四個英文單詞的縮寫，即計劃（plan）、執行（do）、檢查（check）、行動（action）。四個單詞代表著整個管理過程的四個節點。從計劃（P）到執行（D）再到檢查（C）直到行動（A）整個管理過程形成了一個閉合式的完整的管理過程，周而復始、循環往復、不斷糾偏、日益完善，在螺旋式上升過程中，使得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不斷提升。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和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入，中國的民辦教育從無到有，獲得了高速的發展。盡管民辦高校在整體辦學質量、辦學規模、社會環境等方面都處在建國后最好的時期，但民辦高校的整體層次主要還是集中于應用技術型這一培養層次，絕大多數高校還處在規模擴張的外延發展階段，求生存是其首要任務。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和存在狀態，決定了其管理模式必然傾向于加強對整個工作過程的“控制”，強調不折不扣的“執行力”與毫不走樣的“復制力”，隨時“糾偏”，以減少在企業或學校運行中的不確定因素。而目標管理由于其結果導向的特征，不關注過程，給予組織成員很大的能動的空間，因而也帶來過多的“不確定性因素”，同時由于目標管理是事后管理，而不像過程管理的“隨時糾偏”，也就是考核時結果已經發生，管理的代價比較大，更適合高水平階段的管理，而不適合處于成長階段的民辦高校，從而使得過程管理模式成了現階段民辦高校的必然選擇。

（二）現階段民辦高校教職工的整體素質更適合過程管理模式

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民辦高校雖然已經成長為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辦學主體的原因，民辦高校還沒有取得與公辦院校一樣的“國民待遇”。與公辦院校機關事業單位的管理模式不同，民辦院校實施的是企業化的運作模式。基于市場規律和成本考慮，民辦高校的教師大多為兼職教師或大學剛剛畢業的年輕教師，學歷、職稱層次較低，這些老師的“臨時觀念”強，大都懷有“打工仔心態”，主人翁意識差，工作的責任心和自覺性不高。而“目標管理”強調的是通過“激勵”來調動員工的主人翁意識和工作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變外在控制為自我控制，主動地去設定目標實現目標，這與現階段民辦高校教師的整體素質顯然是不合適的。另一方面，當前民辦高校大都還處在規模擴張而非“內涵建設”階段。科研水平、科研氛圍遠不及公辦高校，教師的課時排得很滿，幾乎成了“授課機器”，工作的創造性不強，基本屬于重復勞動，更類似于企業流水線上的產業工人。需要發揮員工能動性、創造性的空間不大，更多的反倒是要求員工按照規范化的流程不折不扣地執行和復制，管理者與教師之間的關系從根本上說還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管理與執行的關系，組織目標與個人目標很難一致，甚至是矛盾的，以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為特征的目標管理顯然不適合。

（三）過程管理模式在實踐中更易于操作與考核

過程管理拒絕個性，強調整齊劃一、標準化、規范化，把千差萬別的個別行為抽象為統一的動作，簡化為規范流程。例如國內大多數民辦高校教師實行統一“坐班制”，并且對于“坐班”期間的工作內容、工作狀態、工作秩序都有詳細嚴格的規定，教師上下班要“打卡”，不論教職工和學生都要執行嚴格的請銷假制度。雖然犧牲了個性和創造性，但如此細微的標準化和量化的確更加易于操作、復制，也便于監督考核。對于正處于成長和上升階段的民辦高校來說，精細化的過程管理模式更有利于在短時間內迅速提升學校的整體管理水平，這也是國內很多民辦高校在上世紀90年代積極渴望通過ISO9000質量認證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過程管理模式在民辦高校運用中表現出的局限性

（一）過程管理的方法與高校自身的性質與特點存在沖突

盡管辦學主體不同，民辦高校仍然具有高校的一般特征，高等教育的基本規律是相同的。“大學應是學者自我管理、以自由為基本價值的一種組織，它的主要活動與學術有關。”高校教師是一個高知高智的知識群體，與一般的簡單勞動者不同，他們大都有很強的自我管理、自我規劃的能力，當他們的生理、安全等低層次需求得到滿足后，有著很高的精神層面的訴求，渴望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個人的人生價值得以實現，更需要在工作中被尊重和理解。同時，高校教師的工作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創造性”的智力勞動，用簡單的外在“量化”方式往往很難準確估量其價值，因此對高校教師的管理應當以“激勵”取代“壓制”，以“目標激勵”取代“過程監督”，調動他們內在的能動性和潛能，主動地完成好工作。教學工作具有很強的“個性化”特征，因此人們總是把教學稱為“藝術”而不是“技術”，所謂的“教學有法，教無定法”就是這個道理。教學的最高境界是能達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自由狀態，因為只有在思想沒有束縛的自由交鋒中，常常能夠碰撞出智慧的火花。過程管理所強調的“規范”與“控制”恰恰是自由創造的“天敵”，以此來控制教學過程只能是對師生創造性的“扼殺”。

（二）過程管理運行中的考核成本巨大

過程管理是一種動態的管理機制。始終處于一種閉合式循環和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之中。在PDCA這個閉合的循環中，C（check）檢查或考核是一個承上啟下的十分重要的環節。而要想做到檢查、考核環節的及時、準確、客觀，就要求對于整個組織的每一名成員的每一項工作予以實時的對照檢查，查找不足并及時反饋、糾偏，做不到這點，或者雖然做了但流于形式，不能真正地查找問題進行糾偏，將導致過程管理的水平大打折扣，毫無意義。但是，當一個組織發展到一定規模時，檢查的成本是相當之高的，需要處理大量的數據，需要動用大量的人力、財力。作為高等教育市場化產物的民辦高校，基于成本考慮不可能投入足夠的資源。于是我們常常能夠看到在國內的民辦高校往往管理的理念是先進的，但管理的手段卻常常是落后的，用“小米加步槍”的裝備去打一場現代化的信息戰，其結果就是先進的理念最后也僅是停留于理念層面。

三、從過程管理到目標管理是民辦高校管理模式轉型的必然趨勢

（一）目標管理體現了現代管理學回歸“人本化”的潮流趨勢

縱觀西方管理學思想的演變過程，從以泰羅制為代表的古典科學管理理論將企業員工看作本性自私、懶惰，一切行為源自經濟誘因的“經濟人”，采取“胡蘿卜加大棒”的管理模式，把人置于“物”的境地和實現目的的手段，到行為科學的管理思想開始突破古典管理理念將工人視為機器的延伸而漠視其社會屬性的局限，以“社會人”假設取代“經濟人”假設，實現了管理學思想演化的第一次重大轉向，直到“二戰”后的現代管理學嘗試以“系統的方法”來研究管理問題，揚棄了“社會人”假設，提出個體不僅對群體存在依附關系，更具有的獨立人格和自由選擇的權利，從而在對于人性的認識上邁出堅實的一步，直到當今的“知識經濟”時代，承載知識的主體——人的要素取代土地、資本成為決定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人才和知識創新成為推動經濟的第一動力，“傳統的那種把人當作機器、以控制和指令為主的管制型的管理方式已經不再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企業，以人為本的管理方式成為管理發展的必然趨勢。”被譽為“現代管理之父”的美國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首創了目標管理的理論。1954年，在其名著《管理實踐》一書中他首次提出了“目標管理與自我控制”的思想。不同于過程管理通過標準化、規范化、流程化的方法“控制”員工的行為，將員工“綁定”在整個工作過程之中，使之成為不停運轉的企業大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目標管理”只注重“結果”，不關心“過程”。企業一切活動圍繞著“目標”展開，“目標”好似一根紅線貫穿企業行為的始終，以“目標”為出發點，最終又以“目標”為落腳點和歸宿。“目標”既是企業一切管理活動的指南和標準，也是最終對部門和員工工作業績進行考核和評價的依據。目標管理的核心理念，正如德魯克所說，在于通過“自我控制”而不是“壓力管理”的方式，從而實現真正的個人自由。目標管理理解人、尊重人、重視人。認為人在理解并認同組織目標和個人工作的意義的前提下，能夠煥發出極大的主觀能動性和工作潛能。目標管理不是采取壓制、鞭策的手段而是更多使用“激勵”的方法，調動員工的成就感、價值認同感等高層次需求，充分地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適應了現代管理學回歸“人本化”的潮流趨勢。

（二）目標管理契合了現代大學制度中學術自由民主管理的理念

現代大學制度是關于大學的社會功能、辦學目標以及內部治理結構、運行方式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是其精華和命脈。建設現代大學制度是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標，民辦高校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想實現質的突破和可持續的發展，也應當將建設現代大學制度作為自己的發展目標，并在大學的內部管理機制上實現管理的民主化、科學化。目標管理正是一種倡導民主的管理制度，是一種把個人需求與組織目標相結合的管理方法。員工充分了解組織目標的內容及其與個人目標之間的關系，因此，能夠主動地投身于目標的實現，并對自己的工作負責。在目標管理過程中，上級與下級之間是一種平等的、信任的、尊重的關系，這種管理的方式和關系非常適合于高校這樣的學術團體和文化組織。

（三）目標管理順應了未來民辦高校“去企業化”的變革方向

實際上過程管理與目標管理本身并無孰高孰低、孰優孰劣之分。任何的管理理論和方法都有自身的優勢和缺陷，都有自己的適用范圍。過程管理與目標管理相比，只是更適合于那些工作過程相對外在化、流程化、容易量化的工作，以及比較低層次的、基層的工作或企業組織發展的初期階段。當面對有著高層次精神訴求的人群、創造性較強的工作和組織度過了最初的生存期欲謀求更高的發展時，過程管理的方法往往就會失效。由于體制和社會的原因，我國民辦高校從誕生之日起，就不得不選擇了一種與公辦高校完全不同的企業化的管理模式。這既是一種無奈之舉，也是當時歷史環境下的理性選擇。民辦高校作為市場經濟的產物，自然要以“經營”的思路、“市場”的觀念來辦學，講求管理成本、管理效率與辦學效益，而這種“經營性”和“企業化”，實際上是與教育的公益性和教育自身的規律相矛盾的。從某種角度來看，民辦高校的“企業化”特征這一曾經推動其發展的“體制優勢”也將成為其進一步發展的羈絆和“瓶頸”。因此，“去企業化”將成為中國民辦高校突破低水平發展，真正能夠誕生出像歐美一些知名的私立大學的必由之路。褪去“企業化”特征的民辦高校才能真正做到不是按照價值規律、市場規律來“經營”大學，而是按照教育規律和大學的精神來培養人才。民辦高校才能回歸價值理性，并以其為指導來“糾正”工具理性的“異化”傾向。在管理模式上，走出依靠“控制”人、約束人為手段的過程管理，通過“目標激勵”和“民主協商”的方式來實現教師個人的成長與學校的健康發展。

作者：王東輝 單位：遼寧傳媒學院